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包括笔记小说（子部小说）和传奇小说，而笔记小说，又主要包括轶事（志人）和志怪。宋代志怪小说未脱前人窠臼，不能与魏晋志怪相提并论，传奇小说亦成就不高，难望唐人传奇项背，惟有轶事小说，“则公余琐记，林下闲谈，大都信笔直书，于朴实自然之中显露文采，蔚成一代风格”，其“文学价值是不逊于其史料价值的”。[1]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宋代轶事小说的兴盛，与一代知识精英对掌故的偏爱直接相关。清人赵翼留意到一个现象：宋人撰写的史书均有前人所撰史书为蓝本，如《新唐书》以《旧唐书》为蓝本，《新五代史》以《旧五代史》为蓝本，多所增删，而增入掌故是其特点之一：“新书（《新唐书》）之增于《旧书》（《旧唐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2]
《廿二史札记》卷十七《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条罗列了数十个例子，几乎全是掌故，如：“《李贺传》，（增）每日出游，使童奴背古锦囊，有得即投入。其母探知之，曰：'是儿呕出心肝乃已。’”“《胡证传》，（增）裴度未显时，饮酒店，为武士所窘。证突入座上豪饮，取铁灯檠，手合其跗，谓诸人曰：'我欲为令，不遵者以此击之。’众叩头请去，度乃得免。”[3]
与此相映成趣，宋代知识精英在涉猎唐人传奇时，也常常化故事为掌故，改变了其美感指向。如苏轼《仇池笔记》载：“退之诗曰：'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水（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不冻春， 剑南之烧春。’杜子美诗云：'闻道云安曲米春。’裴铏作《传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4]
由此一例可见，东坡是读过裴铏《传奇》的，然而他所留意的并非其奇异的故事，倒是松醪春酒名。宋代知识精英对掌故的这种浓厚兴趣，正是轶事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将“笔记”归入“散文”而不是归入“小说”，理由是“作为文体名的'笔记’与几种相互联系的散文形式有关，如随笔、笔谈、札记、杂抄、丛谈、丛札等”。[5]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轶事小说与掌故的关联。
轶事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南北朝，其代表作即大名鼎鼎的《世说新语》，宋代是其第二个高峰期。相较于《世说新语》，宋代轶事小说所确立的文体风范在明清两代更具典范意义，其小说史地位由此可见。
一、宋代轶事小说的文本形态
宋代轶事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宋初作者，主要是一些五代旧臣，小说内容重在追述唐五代故事，如郑文宝《南唐近事》、张洎《贾氏谈录》。仁宗以后，开始转向对本朝轶闻的记录，轶事小说创作进入高潮期，欧阳修《归田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等是较早出现的优秀作品。
《宋代志怪传奇叙录》
尔后作者云起，各种专题的轶事小说陆续问世，或专记师友之间的谈论，如苏轼《东坡志林》、李廌《师友谈记》；或专记岁时风土，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或以“世说”体编辑旧文，如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云蒸霞蔚，极为壮观。大体说来，其文本形态可分为七类：杂录类；丛谈类；小品类；“笑林”类；“世说”类；风土类；恩怨类。
杂录型题材广泛，既有朝廷轶事，又有士大夫日常言行，多得之作者亲身见闻，读来可信而且亲切。其中较为出色的有北宋欧阳修《归田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和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
欧阳修的古文，与唐代韩愈相比，有一个显著差异，即由论道转向抒怀。韩愈虽然也重视抒怀，却总是拿论道来遮盖这一旨趣，其《原道》《师说》《杂说》等均为载道而兼抒怀之作。欧阳修才坦然走上了以古文抒怀的路子，其《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抒写人生感慨，感人至深。
伴随着这一转变，欧阳修的古文以情韵见长，委婉畅达，有些已近于明人小品，如《六一居士传》等。拿欧阳修的古文与他的《归田录》对读，不难找到两者之间的衔接处：欧阳修对掌故怀有一种深切而又朴实的眷恋。
《渑水燕谈录》的素材得之于“谈议”，尽管作者未尝有意虚构，但有些故事显然并非实有其事。卷六《先兆》记冯当世少孤，梦中被呼为冯侍中，后果然应验，迹近志怪；就连卷九《杂录》记卢多逊挨骂恐怕也出于想象：因为卢多逊南迁途中挨骂，这事他自己不会告诉外人，而骂他的老妪又不知道其人便是卢多逊，谁是见证人？不过，人们普遍憎恨卢多逊，就虚构逻辑而言，倒是合情合理的。
《渑水燕谈录》
陆游天性幽默，无论是品文论诗，还是考订俗语，或是记录时事，都注重其喜剧意味。与读者进行轻松幽默的智力游戏，或将无价值的把戏拆给人看，在陆游是感到舒畅愉快的。
其中精彩片断甚多，如卷一“东坡食汤饼”写苏轼的旷达性情，卷六“李白识度甚浅”讨论李白的诗，卷八“白席”写民俗，卷九“不求闻达”讽刺表里不一或名实不符，记人不求传神，记事不穷考据，但逸笔草草，自饶风趣，体现出陆游的诗人气质和清明理性。
有些话题，近于书斋中的学问，陆游也能写得风姿俊爽，如卷八“风尚”：当人们崇尚“《选》学”时，对于自然景物不肯明白道出，偏要将草称为“王孙”，将梅称为“驿使”，将月称为“望舒”，将山水称为“清晖”；谁不这样写，谁就别想在考试中获隽。
而当人们崇尚三苏时，那种策士的风格又为人竞相仿效，以至出现了这样的俗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风尚”一则充分显示了时俗的力量，时髦的力量，风尚的力量。《老学庵笔记》在杂录型轶事小说中是格外出色的一种。
“丛谈”即“丛著”，指记事与考证并重的笔记，如沈括《梦溪笔谈》、庄绰《鸡肋编》等，其中的记事部分，可视为轶事小说。
《中国笔记小说史》（志一版）
沈括在北宋以学问渊博著称，掌故、时政、天文、方志、律历、医药、卜算，无所不通。《梦溪笔谈》共九百余条，分十七目，所涉既广，见解亦精。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曾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将《梦溪笔谈》的内容分为“人事资料”“自然学科”“人文学科”三大类，依次为二百七十条、二百零七条、一百零七条；各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如“自然学科”包括“算学”“天文学及历法”“气象学”“地质学及矿物学”等十五子目，依次为十一条、十九条、十八条、十七条等。于此可见其学术价值。
沈括在自序中说，他写《梦溪笔谈》，本“无意于言”，即不想端着架子写作。所以，虽然这部书广泛涉及科技材料，也有若干片断可视为考据文字，有些记叙又与事功相关，但绝没有正襟危坐的学究气，也无刻意的庄重矜持，更不像唐传奇那样把什么都渲染得异乎寻常。其记叙确如友朋相对，平易亲切。
《鸡肋编》的体例与《梦溪笔谈》相近，考据的详审虽稍逊于沈括，记事诸条则自具面目，别有风味。庄绰的强项有二：
其一，庄绰长期任州郡官，奔走南北，故《鸡肋编》多记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小小轶闻，本乡本土的人看了自是倍感亲切，他乡他土的人也会为其异乡风味所吸引。如卷上所记各地岁时习俗。
其二，庄绰的父亲，元祐前后曾与苏轼、米芾、黄庭坚诸人交往，故庄绰闻见广博，所记可与史传相参证；有的笑话发人深省，如卷中所记自讳其名的种种情形。
《东坡志林》
苏轼《东坡志林》在记事中述怀抒感，真切呈现了苏轼的性情，其魅力在于那种绰约天然的小品风致。深受禅宗思想熏陶的苏轼，珍视自身的生命存在，努力超越种种窘迫和限制，以获取生活的乐趣和精神自由。中国古代文人命运坎坷的极多，但像苏轼这样超然于得失之外的极少。
千百年来，苏轼的魅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歆羡他刚直不屈的风节，更景仰其心灵世界的洒脱飘逸。中国文人的内心里大都有着属于个人心灵的一片精神绿洲，正是苏轼的后一方面，使他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建立了异乎寻常的亲切关系。
一面是飘逸，一面则是深情：在回忆中，在思念中，苏轼对朋友，对兄弟，对师长，对故乡，总是怀着富于哲理而又深挚的感情。“不思量，自难忘”，[6]这样的话寻常人哪能说得出来？
卷一《记游松江》就表达出一种似淡实浓、似浅实深的情愫：其叙述突出了“当年只道是寻常”这样一种感受，而当一切都成为回忆，岁月的流逝不仅增加了人生的苍凉感，也使往事更值得珍视。卷一《忆王子立》《黎檬子》等同样是深情不能自已的回忆。
《启颜录笺注》
自邯郸淳《笑林》问世之后，代有仿作。隋有侯白《启颜录》，唐有朱揆《谐噱录》，虽不绝如缕，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声势。
至宋代，笑话创作开始走向兴盛，品种较多，并形成了两种风格类型：一种以《艾子杂说》为代表，继承和发扬了“优孟衣冠”的讽世传统，为笑话注入了新的活力；一种仍然遵循《笑林》轨辙，包括高怿《群居解颐》、吕居仁《轩渠录》、天和子《善谑录》等，以单纯的笑话为主。
宋代仿《世说新语》的轶事小说，如孔平仲《续世说》、王谠《唐语林》和李垕《南北史续世说》等，多摭拾旧闻，成就不高，但作为轶事小说的一种类型，承先启后，仍有其小说史意义。其中《唐语林》相对出色一些。
《唐语林》所选用的书，大体限于杂史、杂传记、故事、小说的范围，即非正史；这几类著作，注重情趣而不太注重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从这些书中取材的《唐语林》更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意趣。
如卷六记韩愈二妾，表现了这位唐代古文大家生活上的另一侧面，宋代文人为了维护韩愈的形象，纷纷攻击这条记载，极力否定其真实性，但近代学者在经过深入研究后，确信这条记载如实而具体地写出了韩文公的为人。[7]
《唐语林》存在一些硬伤。如卷三第三百四十一条引《大唐新语》，“突厥阿史那忠节”本为一人，王谠却在“忠节”前加上“与”字，把一人变成了两人。这些硬伤影响了《唐语林》的声誉。
宋代商业发达，都市繁荣，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几种专记当时都市生活与风俗习尚的轶事小说，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等，在岁时风俗之外，兼及游观之盛、娱乐之资，实为中国古代都市文学之滥觞。其中，周密的成就较为可观。
《东京梦华录》
周密写《武林旧事》，其自序称欲“如吕荥阳《杂记》而加详，孟元老《梦华》而近雅”[8]。吕希哲《岁时杂记》今已不存，“然周必大《平园集》尚载其序，称其'上元一门，多至五十余条’，不为不富”，[9]而周密还以为不够详细，则《武林旧事》之赅备可以想见。
清鲍廷博跋《武林旧事》，也称道说：“南宋遗老周公谨氏入元后，追忆乾、淳旧事，撰述此书，凡朝廷典礼、山川风俗，与夫市肆节物、教坊乐部，无不备载，而于孝庙奉亲之事，尤致意焉。武林征掌故者，多就取材。”[10]
除了《武林旧事》外，其他几部记叙都市生活的笔记亦各具风采。《东京梦华录》，又名《华胥梦觉》，书中对汴京内外城规模、河道桥梁分布、宫内门户殿阁坐落及各种商店、货摊、食品、酒楼、夜市和风土习俗等都有记载，反映出北宋城市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达。涉及宋代典章制度和讲唱文学的内容亦有资料价值。
《都城纪胜》等写的全是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情形，记载临安街坊店铺、园林建筑等颇为详尽，“瓦舍众伎”部分对杂剧、诸宫调、傀儡戏、说话等新兴民间艺术有所介绍。
楝亭刊本《都城纪胜》
《梦粱录》广泛涉及临安的风俗、建置、物产等，第二十卷“妓乐”“百戏伎艺”“角抵”“小说讲经”等记载了当时民间游艺、杂技、戏曲、口头文学的繁盛状况。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各种游艺活动，为后世研究宋代城市文化生活与民间技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宋代党争剧烈，部分笔记叙事论人，亦存有门户之见，如刘延世《孙公谈圃》、叶梦得《避暑录话》等；发泄个人恩怨的作品，如魏泰《东轩笔录》，也可归入这一类型。
轶事小说重在以稳健的人生态度记录生活的雪泥鸿爪，用以发泄个人恩怨，表达门户之见，并不合适，也不会得到读者尊重。
比如魏泰，他为了泄愤，假梅尧臣之名作《碧云騢》，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例子。连文德颇受诟病的叶梦得也在《避暑录话》卷二中鄙薄他说：“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世传《碧云騢》一卷，为梅圣俞作，皆历诋庆历以来公卿隐过，虽范文正亦不免。议者遂谓圣俞游诸公间，官竟不达，怼而为此以报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万有一不至，犹当为贤者讳，况未必有实；圣俞贤者，岂至是哉？后闻之，乃襄阳魏泰所为，嫁之圣俞也。此岂特累诸公，将以诬圣俞。欧文忠《归田录》，自言以唐李肇为法，而少异者，不记人之过恶；君子之用心，当如此也。”[11]
清代纪昀作《阅微草堂笔记》，也以此为戒，提出了“不颠倒是非如《碧云騢》，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纪》”的写作准则。[12]
清嘉庆二十一年北平盛氏刻本《阅微草堂笔记》
宋代轶事小说的文本形态，丰富多样，以上的分类评述，不免挂一漏万。其分类标准，也未能统一，如杂录类、丛谈类、“世说”类以体制为分类依据；风土类以题材为分类依据；恩怨类以作品倾向为分类依据。不过，标准虽不统一，这样的大体分类，对于读者提纲挈领地把握宋代轶事小说，仍是有帮助的。
二、宋代轶事小说的文体风范
文体包括了两个互相关联而又有所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指体裁规范以及由于体裁的规定性而导致的风格约束，第二个层面指作家风格，即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在其作品中的体现。本文所说的文体，侧重于第一个层面。
宋代轶事小说的文体风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偏重日常生活中的掌故、谈资或秘闻；建立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叙事规则。
1.对掌故、谈资或秘闻的关注
说到日常生活中的掌故、谈资或秘闻，不能不留意唐宋两代知识精英的气质差异。宋代知识精英多政治家、哲学家：仕途得意而显于庙堂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欧阳修、王安石、范成大、辛弃疾等；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等，在社会生活中也享有崇高地位。唐代知识精英的境遇则差了许多：诗做得好，又热心于立身魏阙，却不免于啼饥号寒者，大有人在，李白、杜甫都属于这一类；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贾公彦等，一生事业惟注疏，不免局促。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唐宋知识精英的境遇之别，强化了他们各自的气质：唐代知识精英爱像少年似的夸大其词，老成如杜甫，也对神仙和游侠表现出热烈的兴趣；宋代知识精英则多对生活保持相当的冷静，一个哲学家、政治家如果过于热情、单纯，也许会被人视为缺乏相应的涵养、能力。
激情、才气与想象，一部分化为了诗，一部分化为了传奇小说；智慧、冷静与学识，一部分写成了史、论，一部分写成了笔记。与唐人传奇偏于“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有别，宋代轶事小说却倾向于把掌故轶闻抹上一层优雅的韵致：前者热烈而不避偏激，后者平和而力求中庸：对情爱，对生命力，二者的处理方式均有显著差异。
风光旖旎的情爱是唐人传奇的主干题材之一。“进士及第之后，释褐即拜清紧。十数年间，穿红衣紫。挤身燕瘦环肥之间，徜徉酒池肉林之内。时当元和中兴之际，于是情爱小说、娼妓小说，大为兴盛起来。像缠绵凄婉的《霍小玉传》、香艳曲折的《李娃传》、妖艳纤秾的《莺莺传》、节廉尚义的《杨娼传》，都是成于这个时期。其他如《李章武传》《飞烟传》《长恨歌传》等，也都绰有情致，凄婉欲绝。文中又杂以哀艳的诗歌，如《长恨歌》，更是千古绝唱，令人激赏。”[13]
在宋代轶事小说中，情爱被摆在什么位置上呢？应该说，大部分轶事小说作家对情爱的态度都绝不迂腐，绝无道学气。比如范公偁《过庭录》“刘贡父”一则，调侃中仍含欣赏之意。其他如张端《贵耳集》记某教授狎官妓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台妓严蕊”记严蕊事等，都印证了作者的通达。
明汲古阁刊本《齐东野语》
但宋代轶事小说的情爱叙述毕竟大别于唐人传奇。其一，情爱仅被视为整个人生的一个局部，它不能覆盖或取代人生的其他侧面。欧阳修、苏轼、沈括、陆游、周密等，大都具有稳重的现实感，注重情感的平衡、健全。他们既不将男女之大欲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赞成将情爱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面对唐人传奇中连篇累牍的“佳话”，他们也许感到腻味，感到轻重失当，感到气力花得不是地方。所以，“佳话”在宋代轶事小说中分量极轻，只能偶然见到；而唐代裴铏的《传奇》，31篇中就有十来篇以情爱为主或涉及男女情爱。宋代轶事小说作家更关心百姓日用、风土人情，种种掌故、谈资或秘闻，都在他们留意的范围之内。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宋代轶事小说的态度是适中的，对于那些承担着社会、家庭各种责任，即将步入中年或已是中年的人，对于那些将要扮演重要人生角色的年轻人，这种分寸感有助于生活的正常运行。
陈文新《中国传奇小说史话》
如果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也许在于这些作品习以为常地流露出一种近乎立法者的优越感和对于利害关系的过多权衡。这些承担过或承担着社会、家庭各种责任，饱经沧桑并具有学者气质的知识精英，常在不知不觉间以导师或长者自居。
其二，情爱仅被视为常人正当而平凡的欲求，并不神秘，没有什么了不得。既然它只是“寻常境”，也就不必过分渲染，以至离生活的朴素面貌太远。
以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营妓比海棠绝句”为例[14]：东坡喜不喜欢李琪呢？当然喜欢。但这只是一种理性而平静的喜欢。比起唐传奇《李娃传》荥阳郑生等人的热烈向慕，也许有人感到力度不够。
然而这倒是生活的真面目。雪泥鸿爪，萍水相逢，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次动人情怀的两相邂逅：一片风景，一色清玩，一位新相知，来了，又去了。生活本身就是如此。以理性而平静的的爱去回应生活，才不会缠绵于某种情感之中，不可自拔。
唐人传奇迷恋隐士的高风逸调，迷恋豪侠的奔放不羁，侠偏于“狂”，隐偏于“狷”，而无论是“狂”还是“狷”，都蕴蓄着不同寻常的力度。在唐人传奇中，不难看到一些如苍苍夏木般不可摧折、如非洲舞蹈般不可节制的性格。
宋代轶事小说也不止一次推崇过迈越流俗的言行。但是，由于偏重理性与和谐，其生命力叙述与唐人传奇的总体区别仍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宋代轶事小说突出了日常智慧的重要性。
《宋代传奇集》
历史、社会、人生不是由生命力这惟一因素所决定的，人除了生命力之外，他还有较重要的思想，还有更重要的心灵。诚然，没有生命力便不会有任何成就，但生命力过于奔放不羁，也会造成许多过失，于己于人都会有所损伤。比较而言，如果说传奇小说侧重于生命力的弘扬，轶事小说则侧重于智慧与伦理的健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高扬内在智慧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轶事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类以标格相高”。[15]就著述方式而言，以类相从，体例严谨；笔墨简约，风格一致。这种对于轶事小说品格和形式的讲求，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表达延伸的结果。
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甚至轶事小说中的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16]，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湖北官书处刊本《唐语林》
宋代轶事小说同样以表达人生智慧为核心，但已不是魏晋时代那种基于名理思辨的玄学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有着浓郁掌故意味的智慧。或为“史官之所不记”[17]的朝廷遗事，如欧阳修《归田录》；或多载嘉言韵事，如王谠《唐语林》；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如庄季裕《鸡肋编》、周去非《岭外代答》；或记岁时娱乐、市井琐细，如周密《武林旧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均有涉及。
重视智慧的一个方面是教读者辨疑。唐代裴铏的《传奇·崔炜》中，一老妪送给崔炜少许越井冈艾，说是无论何等赘疣，“只一炷”便可痊愈。果然，崔炜凭借它，无往而不成功。裴铏写得奇趣盎然，这就够了。
传奇作家的目的就是以奇警而绚烂的幻象来引起读者的快感，充实我们的心灵。但轶事小说并不青睐奇幻的想象和虚构，传达健全的物理、人情才是其主要职能。对比着裴铏的传奇小说，可读一下《东坡志林》卷三《记与欧公语》：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
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馂余，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18]
《东坡志林》
“怪事异物说了非不好玩，但这须得如东坡姑妄言之的态度，也自有一种风趣。”[19]东坡的妙处在于：他以风趣的言谈益人神智，启发我们用常识或日常理性来评判或推测某些“奇幻”之事究竟有几分合理性。对于中国民间流行的神秘主义或曰迷信，读点宋代轶事小说，无疑具有矫治的疗效。
其二，宋代轶事小说也会写到生命力的弘扬，但不端架子，力戒虚张声势。
唐人传奇中的“才子”、豪侠，多是“狂生”型的：自负不浅，风度翩翩，一眼看去就让人感到非等闲之辈。比如裴铏《传奇·崔炜》中的崔炜，“不事家产，多尚豪侠”；[20]《韦自东》中的韦自东，勇于暴虎冯河，“一生济人之急”[21]。对于他们任性放浪的做派，作者往往赞赏有加。
而在宋代轶事小说中，生命力已由“狂”转化为“逸”。其潜在主角实即笔记作者本人，他们的涵养、学识、见闻，都转变成了简淡亲切的记叙：
从情绪看，闲适优雅构成其主体部分；从风格看，唐人传奇那种热烈的渲染在宋代轶事小说中极为少见，大都有着发纤秾于简古、纳绚烂于平淡的风味。概括地说，唐人传奇是对常识、常情、常态的超越，宋代轶事小说则以回归常识、常情、常态为导向。唐人传奇追求气势，宋代轶事小说则力求平和。
《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
2.宋代轶事小说的叙事规则
宋代轶事小说与唐人传奇的品格差异，不仅体现在以不同态度对待常识、常情和常态，也体现在叙事规则上，其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风度的处理互有不同。
注重回忆是轶事小说带总体特色的倾向，宋代尤为鲜明，若干笔记以“旧闻”“旧事”为名，如朱弁《曲洧旧闻》、周密《武林旧事》等，就是这一倾向的体现。轶事小说描述的是已成过往的空间和时间中的人物、风俗、社会历史的一鳞半爪，那些他们为之陶醉过的“以往”，那些他们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
回忆使事实化为旧梦， 迷离而令人怅惘，缥渺而启人遐思。它当然也唤起了读者的某种情绪，或感伤，或欣慰，或宁静，或幽默，但绝不同于那种置身现场的激烈或热烈。其中充盈着岁月流逝的苍凉感以及经过时间淘洗的柔和感。
由于是从回忆的角度叙述事件，轶事小说通常不用惊人之笔。而传奇作家由于逼视故事中的生活，不免口若悬河、神情夸张，力求用热烈的传奇色彩吸引读者。两者的这种差异，在处理同一类型的题材时显得格外清晰。
比如唐代传奇《原化记·崔尉子》（《太平广记》一二一）与宋代轶事小说《鸡肋编》卷下“淮阴节妇”，故事属同一类型，讲的是丈夫在途中被坏人所害，妻人亦为坏人强占，若干年后，冤案大白，坏人受到惩处。
但二者的讲述方式截然不同。“淮阴节妇”的交代平易之至：“余家故书有吕缙叔夏卿文集，载《淮阴节妇传》云……此书吕氏既无，而余家者亦散于兵火，姓氏皆不能记，故叙其大略而已。”[22]凭记忆转述，当然只能老老实实地粗陈梗概。
《太平广记会校》
而《崔尉子》却在细节上着意渲染，追求一种拍案惊奇的效果。传奇中出现了一件道具——下襟有火烧孔的衣衫。这是妻子为丈夫缝制的，“初熨之时误遗火所爇”，丈夫赴任时留给老家的双亲作为纪念。十九年后，丈夫被害十九年了，其妻为坏人强占十九年了，他的遗腹子也有十八九岁了；其子入京应试，被神灵引至祖父、祖母家，祖父、祖母送给他这件衣衫；应试归来，衣衫被母亲看见，这才讲出事情真相。在一件道具上花如许充沛的笔墨，可见传奇作家的兴趣所在了。
关于叙事角度的选择，常常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对于他笔下的人物及其生活，究竟是全知的，还是有限的了解？
传奇作者总是假定自己是全知的，笔下的人物没有什么隐秘可言。比如北宋秦醇的《赵飞燕别传》，这样描叙赵后与昭仪争宠：“赵后知之，见昭仪益加宠幸，乃具汤浴请帝，既往后宫入浴。后裸体以水沃帝，愈亲而帝愈不乐，不终浴而去。后泣曰：'爱在一身，无可奈何。’”[23]
《椒房之后：历史与小说中的赵飞燕》
这样的私密场景，赵后与“帝”不会告诉他人，作者是怎么知道的？面对这样的质疑，传奇作家不必在意——因为，小说中人物的私生活场景，对传奇作家来说不是秘密，传奇作家有权自由想象并细腻地加以描写。
但轶事小说作者自觉放弃了这一权力。由于并不强作解人，并不一定要充当全知者，所以轶事小说可以存疑，可以提供多种情节发展的可能性，其叙述因而具有了另一种风味，有时还能启发读者对生活作更多思考。比如沈括《梦溪笔谈》“神仙二事”：
神仙之说，传闻固多，余之目睹二事。供奉官陈允任衢州监酒务日，允已老，发秃齿脱。有客候之，称孙希龄，衣服甚褴褛，赠允药一刀圭，令揩齿。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齿，数揩而良，及归家，家人见之，皆笑曰：“何为以墨染须？”允惊，以鉴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视童首之发，已长数寸；脱齿亦隐然有生者。
余见允时年七十余，上髯及发尽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萧渤，罢白波辇运，至京师，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挼之悉成银，渤厚礼之。问其法，石曰：“此真气所化，未可遽传。若服丹药，可呵而变也。”遂授渤丹数粒。渤饵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银。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时丞相当国，余为宰士，目睹此事，都下士人求见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才去，渤之术遂无验。石，齐人也。时曾子固守齐，闻之，亦使人访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补年寿，然不数年间，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24]
《梦溪笔谈》
石姓黥卒是神仙吗？沈括未下结论，只是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也许是，也许不是；不是的可能性要大些。笔记作者的存疑，其前提是将读者视为具有同等知识水准和理解能力的朋友，故而不夸饰，不炫耀，也不将复杂的生活简化为明晰单向的情节。这样的处理，有利于展现生活的复杂性。
关于叙事风度，涉及到文体风格等多个方面。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曾说：“才子之笔，务殚心巧；飞仙之笔，妙出天然。”所谓“天然”，即“如春云出岫，疏疏密密，意态自然，无杈桠怒张之状”，“如空江水净，烟水渺然，老鹤长唳，清飙远引，亦消尽纵横之气”。[25]
卷二四又再次倡导“无笔墨之痕”而反对“努力出棱，有心作态”。[26]传奇体的《聊斋志异》正是纪昀所谓“才子之笔”，所谓“纵横之气”“务殚心巧”“努力出棱，有心作态”，不妨视为他对传奇小说的批评；而“妙出天然”“意态自然”“无笔墨之痕”则可看作纪昀理想的笔记体风范。如果不把纪昀的意见当成价值判断，他的归纳，确实有助于把握宋代轶事小说与唐人传奇叙事风度的差异。
宋代轶事小说的写作目的，常被表述为“消闲”，比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序》：“今且老矣……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27]
《归田录》
欧阳修《归田录·自序》：“《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28]
周煇《清波杂志》卷首识语：“煇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29]
所谓“消闲”，包含了下述含义：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写给亲朋好友看的；茶后酒边，聊资谈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形容笔记为'随意’或'任意’方式的写作。” “文风清晰、直接，不引经据典，没有限制其他正式文体的各种行文措辞上的规范（如句法和字词上的对仗工整）。笔记作者不用这种文体来炫耀博学。”[30]
这是隐藏了激情的笔墨，虽说墨分五色，却并不绚烂夺目。如果说唐传奇作家偏爱铺张的美、华艳的美，时常兴高采烈地经营各种意象和情节，努力在每一个局部渲染得淋漓尽致；轶事小说则悬冲淡简约为风格鹄的：一段隽妙的言谈、一个精彩的细节，而且基本上是客观的记录。说得更概括一些，也许可以这样描述：传奇体繁，轶事体简；传奇追求描写的绚烂多姿，轶事小说讲究叙事的简淡妙远；传奇热烈，轶事小说恬逸；传奇重才气，轶事小说重书卷气。
结 语
日常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轶事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小说。这种繁荣于宋代的文体，并非不看重感情，只是不把感情和可歌可泣、可喜可愕的人、事相对应，而与日常的掌故、谈资或秘闻相对应，只是不把一种感情独立出来天马行空，而是把它放在家人、朋友、师生等关系中加以打量。
《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
一种基于日常理性与智慧的文体，就这样走向了成熟和鼎盛。它的魅力在于浑涵从容，而它的不足，也许在于缺少那种一往无前的力度，仿佛诗中的七绝，风神摇曳，却毕竟少了一些宏伟气象。
如果与六朝志怪比较，可以说，志怪小说的美感魅力来源于它的“异闻”，而轶事小说的美感魅力则来源于对轶事的“回忆”。对神秘事物的热爱是超感觉的思念故园。一本正经的面容不会像表情丰富的面容那样使我们陶醉，习以为常的事物不会像超越日常的事物那样使读者心醉神迷。
一些志怪作家如干宝等对此充满自信，毫不犹豫地贯彻了自己的艺术原则。回忆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令人陶然如醉的温馨：那些已经消逝的人物、风俗、社会生活的一鱗半爪，提起来如旧梦一般轻盈缥渺，而先辈风流经过岁月流逝的苍凉感的润色，也更令人思慕与怅惘。
《中国文化中的小说传统》
这正是轶事小说受到欢迎的基本原因。轶事小说对先辈风流的思慕与志怪小说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如同古体诗的浑厚与绝句的轻倩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一样。
如果与唐人传奇比较，可以说，传奇旨在表达对色彩斑斓的想象的渴望，轶事小说却偏于向读者提供理性的愉悦。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人则是一个小宇宙。世界，这个神圣不朽的存在，时时刻刻在赋予人类以生气。一颗卓越而如痴如醉的心灵，一旦进入活跃状态，便会产生充满诗意的幻想。
传奇小说作家充分体会到审美活动的乐趣，因而热衷于以浓烈的色彩渲染激情，以无穷的不满足追求技巧。幻想、激情与辞章手法的结合，便是缛艳。轶事小说作家所热爱的，不是想象，而是智慧。智慧的形式化呈现即对称、秩序和明确性。高尚的愉悦与意义表述的清晰，二者的指向正是简约。
所以，几乎没有例外，从《世说新语》，经由《国史补》《归田录》，直至清代的《今世说》，无不悬简约为艺术鹄的。轶事小说与传奇小说叙事风度的差异，由此形成：传奇体繁，轶事体简；传奇小说热烈，轶事小说恬逸；传奇小说重才气，轶事小说重书卷气。
注释：
[1]刘叶秋：《宋代笔记概述》，见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第186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2]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358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4。
[3]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369-370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4。
[4] 【宋】苏轼著、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第210 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5]〔美〕梅维恒主编，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61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6]〔宋〕苏轼原著；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第14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7]参见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第26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8]〔宋〕周密：《武林旧事》，见《笔记小说大观》第9册，第143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9]〔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6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宋〕周密：《武林旧事》，见《笔记小说大观》第9册，第210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11]〔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三），第26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参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部正讹下》论《碧云騢》条。
[12]〔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5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刘瑛：《唐代传奇研究》，第117—118页，台北，正中书局，1982。
[14]〔宋〕何薳：《春渚纪闻》，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小说大观》（三），第24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明〕袁褧《世说新语·序》，见〔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第9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7]〔宋〕欧阳修《归田录·自序》，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第6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宋〕苏轼；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第60—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见周作人：《知堂序跋》，第14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20]〔唐〕裴铏：《传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09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1]同上，第1131页。
[22]〔宋〕庄绰：《鸡肋编》，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第40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3]〔宋〕刘斧：《青琐高议》，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大观》（一），第10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4]〔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第168—16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25]〔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45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6]同上，第522页。
[27]〔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二），第12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8]〔宋〕欧阳修：《归田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第6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9]〔宋〕周煇：《清波杂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五），第50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0]〔美〕梅维恒主编，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614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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