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是一部迟到的学术著作，其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作者本人的懈怠，为写作这本《“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王永健先生已经过多年的酝酿，用力甚勤，不仅查阅了大量的书籍文献，而且还专程到传主的家乡实地考察，访故问老，获得了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传主的生平事迹颇多发明。
说迟到是相对于人们对传主黄摩西这位奇人的期待而言的，虽然这是海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评价黄摩西生平思想、学术成就的传记，具有开创之功，但它的面世毕竟与传主这位一代奇才的去世已经有遥遥80多年的时间距离。
但凡研究中国文学史或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状况有所了解者，一般都会读过黄摩西的《小说小话》或听说过他的《中国文学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位传奇人物的了解并不多，多是知之不详或知之不切，这固然与文献资料的缺乏有关，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重视程度不够，而不重视也就往往意味着一种有意识的遗忘，或许是出于偏见，或许是出于隔膜。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缺少这位奇才的中国文学史或近现代学术史不仅显得单调，而且也是残缺不全的或缺乏应有深度的。
以今天文学史研究的实绩来看，也许黄摩西当年的许多创见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常识，但如果将其放在百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变迁的谱系中来看，黄摩西这个名字则焕发出日益夺目的光彩，毕竟我们不能以现代学术的高度来苛求前人，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所言，对前人更多的应报以理解之同情。
好在王永健先生以其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位近代传奇人物的一生进行了全面而传神的勾画，读者不难根据该书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准确妥帖的论述做出自己的评价。
时代的激荡与文化的巨变在那些聪慧敏感的心灵上往往会烙下过于复杂的印记，新与旧的更迭、中与西的交锋，激进与保守，消解与重建，各种文化因素的涂染绘就了色彩斑斓的时代场景和历史舞台。
黄摩西所生活的时代正如李鸿章所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历史的特殊机缘使近现代成为一个奇人辈出的时代。乱世出英雄，这是着眼于政治的解读，从文化学术的视角来看，也同样可以说乱世出奇才。
不过，这种奇并非仅仅穿戴打扮、言行举止上的与众不同，虽然这种别出心裁、易于辨别的外在形式更能将特立独行的奇人与世间的芸芸众生区别开来。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尊崇中庸之道的国度，但也是一个孕育奇才怪杰的摇篮，从阮籍、嵇康，到徐渭、李贽、金圣叹，足可列出一个长长的奇人名单。
正是这种文化基因的变异与突破，使得传统文化既能得到稳定持续的积累和传承，又能不断变化出新，并因之而更加丰富多彩，保持足够的灵性与活力。从黄摩西的身上无疑可以找到当年阮籍、嵇康等人的影子，但他的经历和思想已非奇人怪才一词所能概括，毕竟孕育成就他的那个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也并非简单的改朝换代、历史轮回所能概括。
较之前代的奇人怪才，近现代史上的这些奇人有着更多文化上的象征和蕴涵，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很有分量的文人学者，从当时就被尊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到当下仍有商业卖点的辜鸿铭，无不如此，在他们放荡不羁、特立独行的言行背后有许多令人不得不深思的社会文化内涵。
就一般人而言，新与旧、先锋与保守，往往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状态和取向，但这些奇才却不然，传统与新学、消解与创造往往在他们身上达到一种奇妙的融合和平衡，并行而不悖，这正如笔挺的西装外套着一件中式的马褂，装满民主、进化等种种新思想的脑袋后面拖着一个长长的辫子，一般人的这种装扮只能属于精神失常者，但在这些奇人身上，却透出一种带有浓郁诗意的特别韵味。
在这方面，黄摩西与同时代的章太炎、黄侃、辜鸿铭等奇人有着很多的共性，他们怪异言行的本身就足以成为一类文化事件，成为一门供世人欣赏的艺术，正是他们的奇才怪行构成了近现代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奇特文化景观。
但不管怎样，黄摩西首先还是以一个奇人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在该书中，王永健先生记述了黄摩西生活中许多传奇故事般的逸闻趣事，比如他的早年学道，“常尽月不寐，数日不食。独游山中，夜趺坐岩树下”；比如他的读书入迷，将钉鞋卷入被絮，把被子弄了个大洞，脏乱不堪；比如他的偏爱宠物，与众猫共食共眠；比如他最后的以忽患狂疾而终。
但作者并没有沉湎于奇人逸事的娓娓叙述中，而是更多的通过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其文学创作、学术成就等各个层面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剖析，发掘人物怪异言行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以解释说明传主奇的具体表现、传主何以成为苏州五大奇人之一的内在根源。
作者开篇就从奇这一角度切入立论，拈出奇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应该说这一切入点形象而准确地把握到了传主的内在精神和独特个性，同时也增加了这部评传自身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毕竟在后现代生存状态下人们循规蹈矩、千篇一律的平淡生活和传主生活其间的传奇年代距离实在太远了，追述其生平如同进入一个充满奇异色彩的童话王国，如同置身金庸笔下光怪陆离的江湖世界，这本身就可以给现代人很多精彩或无奈的感慨和遐想。
对这位才华横溢、“惊人奇句千百篇”、“大块文章逐渐论”的近代学者和作家，确实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从黄摩西的身上，可以看到魏晋名士狂放不羁的身影：才华出众，能诗善文，追慕仙道，愤世嫉俗，特立独行，完全是一副旧派文人的做派。
但身处“千年未有之奇局”的他同旧派文人已有了本质的不同，这正如钱仲联先生在该书序文中所讲的，同样身为不世奇才的龚自珍尽管“数百年所仅有”，但“固未能越旧学之藩，创四大部洲之域，亦不可能越此藩也。摩西则不然，处清末革命风云摩荡之秋，其向往民主与科学，乃若为其后五四运动所揭麾帜做前驱者，其卓识不易及亦不多见也，与定庵较，固后胜于前矣。”
话讲得很精辟，拿龚自珍进行的比较也很能说明问题，它点出了黄摩西身上超越传统的新的一面及其重要意义，而这也正是以前人们所经常忽略的，所以这里有必要加以强调。从旧派文人到近代启蒙者，这种升华使黄摩西的奇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面临新旧交替的时代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但它能培养遗老也能造就弄潮儿。
是继续走旧派文人吟咏风月、玩世不恭的老路还是进化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启蒙者和催生者，这是当时许多文人墨客都必须面临的人生选择，对后者的选择也正是黄摩西的高明和特异之处，但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它需要救亡图存、汲取新知的坚定信念和告别过去、面对现实的非凡勇气。
在黄摩西的头脑中，对皇帝圣明的期盼已经让位于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已经让位于亲身经历的革命实践。同样，对国学的沉迷和热爱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领时代潮流的先驱者。和王国维、吴梅等人一样，黄摩西在创作之外，还投身于学术研究，不拘成见，敢于创新，完成了由旧式文人向现代学者的转变，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缔造者和实践者。
是他独立撰写了国内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他编撰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新型辞典。既能承前，又可启后，这正是黄摩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特点。将个人不俗的才学融入到日渐成型的中国现代学术制度中，使他成为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大师。
该书对传主的文学创作成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评述，但更多的笔墨是用在对其学术成就的总结和评价上，作者将黄摩西定位为一位得风气之先的现代学者，特别强调了其作为学者的创新的一面，应该说这种把握是有眼光的，这种定位无疑也是十分准确的，同时它也有助于改变以往人们对黄摩西的片面印象，对黄摩西的生平思想、学术成就有着更为全面真切的了解。
其中有关《中国文学史》的部分，该书还列有专章，进行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理清了该书编撰的动机和基本过程，满足了人们详细了解这部著作的愿望。
只要将黄摩西和同时代另一本《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林传甲进行一下比较，就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出其学术上的创新之处。至于谁是中国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学术界目前还有争论，这种争论对解决辨明学术史上的一些疑点难点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如果放在学术发展史的长河中来看，早几天晚几天编撰《中国文学史》并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两部《中国文学史》之间的时间差很小，用同时分别撰写更为恰当，他们之间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关键是要看在这两部著作中，那部更具开创性，能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更富有创见的新东西。
显然，在这一点上，林氏远远逊色于黄摩西。前者的著作虽然也具有开疆拓土的重要价值，但带有过多旧的因素，仅从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这一端就可以看出两人的差别。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取材于日本学人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但他对笹川氏的将小说纳入文学史很是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自乱体例”、“识见污下”，显然他还停留在正统封建文人的认识阶段，甚至还不如李贽、金圣叹等人。他认为“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并攻击当时的小说翻译：“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
尽管林氏标榜自己不“以风气所趋，随声附和”，他的著作以《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为蓝本，但他本人的这些观点确实可以用“识见污下”来概括，日后的文学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引文见林氏《中国文学史》第18篇第16节）。
而黄摩西则不然，其思想见识远比林氏高明，他不仅亲身参加当时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学实践，创作小说、评论小说及翻译小说，担任小说杂志的主编，而且对通俗小说有着系统而深刻的认识，他的《〈小说林〉发刊词》、《小说小话》至今已成为研究近代文学的必读材料。
在《中国文学史》中他更是为小说戏曲列专节，将之视为近世文学中的新文学，对小说进行较为完整全面的论述，其不少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很有启发意义。应该说，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将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纳入文学史，由此不难看出其深远的意义。
而且从整体上来看，黄摩西的《中国文学史》在思想观念、内容选择、结构框架、章节设计等方面与林氏著作迥然不同，独出心裁，具有更多的原创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黄摩西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较晚，流传也远不如林氏著作广泛，至今仍很难看到，因而其影响也相对较小，这也是它没有得到学界足够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全书全面、翔实的论述建立在丰富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从书中大量征引的文献资料中不难想象作者背后的辛勤劳动和巨大的付出。书后还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黄摩西的有关作品和著述加以搜集整理，分文录、诗录、词录、曲录等类编排，并选录了《中国文学史》的部分章节，作为附录刊出，这无疑也是方便读者之举，意在为更进一步的研读提供重要参考，增加了全书的文献价值。
如能在该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将现知黄摩西的所有著述特别是那部学界盼望已久的《中国文学史》全部整理出来，出版一部收罗完备的《黄摩西全集》，当能为黄摩西研究带来更多的便利，目前学术条件已经具备，希望能引起学界和出版界有志之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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