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乌台诗案是王安石变法和宋神宗改制中的一段小插曲（请读者参看洪涛：1079年，一首诗差点就令苏东坡送命？——谈政治化诠释、案件之本末和编年(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七)）。苏轼不满王安石新法扰民，一些措施太急进。他“反新法”的态度令革新派怀恨在心，容他不得，要设法除掉他。
苏轼被贬谪，是北宋党争所致。早在中唐时期，刘禹锡（772-842）和柳宗元 ( 773-819) 已有相似的命运，刘、柳也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备受打压。
刘、柳属于革新派，这一点与苏轼（被视为旧党）不同，但是，文人官员被贬后精神上都要承受压力（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页2)，例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有“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之句。
到了晚唐，牛李党争更加激烈，李商隐(813–858) 处于两党夹缝中，他的作品似乎也受到党争的影响。
本文打算谈谈刘禹锡、李商隐在党争背景下有何表现。他们的诗都写“刘郎”，然而“刘郎”是指汉武帝刘彻、巧遇仙女的刘晨，还是刘禹锡呢？李商隐为何自居“刘郎”？李商隐与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关系是怎样的？相关诗篇是赋体，还是比兴体？用比兴体是不是为了暗写？
这话题涉及the realm of intelligibility（可解读的范围）的探讨。
张隆溪教授同情被卷入党争的苏轼，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中，张教授形容乌台诗案是 the first documented trial of a great poet (将大诗人逮捕审讯的第一案)。
苏轼再不幸，总算有个trial (审讯)过程，而苏轼之前有一个大诗人连审讯都没有就被贬谪了，他就是唐朝的刘禹锡。
刘禹锡是唐顺宗朝“永贞革新”的主将，永贞革新失败后，遭到贬谪（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刘禹锡元和十年（815年）回到长安。他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 2003年，页202）：
“刘郎”，注释家认为是刘禹锡自谓，兼用刘、阮入天台事（《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页202）。“刘郎”也用作他称，例如：白居易（772-846年）《醉中重留梦得》:“刘郎刘郎莫先起，苏台苏台隔云水。酒盏来从一百分，马头去便三千里。”（谢思炜《白居易诗文集校注》卷27，页2159）
白居易称呼刘禹锡为“刘郎”，他劝刘禹锡：别像东汉刘晨进入了仙乡却急着起床离开。姑苏台离这里三千里，刘郎你一离开，你我要再相聚就难了。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以桃树喻新贵。新贵，是指永贞革新“诸君子”被贬后，朝廷栽培的新官吏，这些人如同苏轼《湖州谢上表》所说的“新进”（参看洪涛《1079年，一首诗差点就令苏东坡送命？——谈政治化诠释、案件之本末和编年》一文）。
刘禹锡这首《戏赠看花诸君子》，讽刺味不特别浓厚，全诗只有末行“尽是”二字慨叹到处都是新栽的桃树（反衬己方之人悉数遭厄）。
据说，政敌告发刘禹锡此诗抒发“怨愤”。如果刘禹锡真有“怨愤”，应该是恨己方落败，永贞革新付诸流水。刘禹锡元和十年二月才回到长安，三月就被贬为播州刺史。
《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史家将刘禹锡被贬，归咎于玄都观看花诗。
因为播州太过遥远蛮荒，柳宗元担心刘禹锡母亲年老受不了，就奏请甘愿代替刘禹锡前往播州(今贵州省)，让刘禹锡前往柳州(今广西省)。后来，裴度等人奏请说情，刘禹锡得以改播州刺史为连州(今广东省西北部)刺史。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中, 有一节题为Poets in Exile: Liu Yuxi and Liu Zongyuan (p.161), 讨论的正是被贬谪的刘禹锡、柳宗元（参看洪涛《试问岭南应不好?》一文，载2024年6月25日“古代小说网”）。
外贬十多年，刘禹锡大和元年到洛阳任主客郎中，并于大和二年（827年）回到了长安。有了元和十年（815年）的教训，照理说刘禹锡此次回长安应该不会再写讽刺诗，但是，刘禹锡初归长安就接续《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话题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页442）：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独来。
此诗有引言，说：“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页442）
《再游玄都观绝句》没有表露丝毫悔意：十多年前那些“桃花”早已被菜花所取代，种桃之人也消失了。“前度刘郎”安然无恙又回来了。诗篇末二句展现出一消一长和刘郎的豪气（“今独来”，《全唐诗》作“今又来”。）
诠释者自然可以辩称：以上两首诗中的“刘郎”是指刘晨故事（刘晨见山桃树、遇仙之事，见《法苑珠林》卷四一引刘义庆《幽明录》）。故事中，刘晨回故里后，又重访天台山。
刘晨故事自然与中唐政治无关。世人似乎不应该对“刘郎看桃花”做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关于“政治化诠释”，请读者参看洪涛《1079年，一首诗差点就令苏东坡送命？——谈政治化诠释、案件之本末和编年》一文)。
可是，刘禹锡这两首诗，世人多认为是有政治含义的。事实上，《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被政敌告发，刘禹锡也没有公开辩解、叫屈。
两首看花诗中的“刘郎”虽然隐约有刘晨的身影，但是，一般读者会将“刘郎”看成是刘禹锡本人。“刘郎”面对的是“桃花”，刘禹锡面对的是政敌。这是偏向自传体的解读（the autobiographical reading）。
下面，我们讨论处于党争风暴中的大诗人：李商隐。
苏轼因反对新法而触发乌台诗案，结果是被贬去黄州。事后第五年，保守派上台（1085年司马光为相），苏轼却不满保守派尽废新法。这样，苏东坡又冒犯了保守派。
张教授也提及此点:
Shu Shi opposed the total negation of the reform and thus was attacked by the conservatives. The political climate changed several times, but whether it was the New Policy party in charge or the conservatives, Su Shi was always treated with disfavor. 见其书p.218。
总之，苏东坡两面都不讨好，处境有点像晚唐的李商隐。
李商隐的恩师令狐楚是牛党的一员，而他的岳父王茂元则是李党的一员。李商隐面对复杂的政局，不易应对（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增订本)‧下册》黄山书社，2013年，页477）。
晚唐三大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杜牧都被卷入牛李党争的漩涡之中（肖瑞峰、方坚铭、彭万隆《晚唐政治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李商隐如果对晚唐政治有感慨，往往借古喻今，有咏史之作。他的诗集中，有一些诗题显得语意不清，例如，李商隐诗集中有《旧将军》，读者只看“旧将军”三字难以知道李商隐写谁。全诗如下：
此诗作于唐朝大中二年或之后(聂石樵、王汝弼《玉溪生诗醇》中华书局2008年，页169)。
云台，是东汉时洛阳所建高阁，相当于唐朝时的凌烟阁。东汉汉明帝永平三年时，朝廷将邓禹等人的相貌画在云台上，以追念东汉光武帝时的功臣(《后汉书·朱佑传》)。
“云台高议正纷纷”，指的是：众人为评定“谁是大功臣”这事议论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这句中的“当时”，字面上是指汉朝当时……
“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故将军”，灞陵是西汉汉文帝的陵墓，这两句指的是李广闲居时，有一次去了灞陵打猎，被告知不能通行，其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灞陵亭，灞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大中元年，唐宣宗打算重绘凌烟阁功臣。据《新唐书·李绛传》所列功臣姓名，入选的功臣有唐朝初期的贤臣马周、褚遂良，也有在安史之乱中立功的张巡、南霁云，唯独不见武宗时期功勋卓著的李德裕（787—849）。李德裕有战功，他入相后的政见被视为“永贞革新”的延续（傅璇琮《李德裕年谱》中华书局，2023年）。
李德裕在牛党当政的宣宗时期，一贬再贬。在重绘凌烟阁功臣时，朝堂之上无一人替他鸣不平。清人冯浩说：“李卫公之攘回纥、定泽潞，竟无一人讼〔颂〕之，且将置于死地。诗所为深慨也。”（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329）。李德裕爵至卫国公，因此别号李卫公。
李商隐诗写“李将军”，固然直指汉朝名将李广，其巧处在于：李德裕也有战功。这和刘禹锡笔下的“前度刘郎”兼指刘晨，异曲同工。
“有战功的李将军受到冷待”实是“不写之写”（没有明文写李德裕。关于“不写之写”，参看《石头记》甲戌本第三回侧批：“写如海实写政老。所谓此书有不写之写是也。”庚辰本第三十九回双行夹批：“分明几回没写到贾琏，今忽闲中一语便补得贾琏这边天天热闹，令人却如看见听见一般。所谓不写之写也。” )。
其实，李商隐如果要写得明确，诗题可迳作《李广》或者《李德裕》。以李商隐之慧，自然也知道“旧将军”含歧义（ambiguous）。李商隐可能是故意要营造这种ambiguity (参看William Empson,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1930)。
李商隐一方面慨叹汉朝名将李广终归落寞，另一方面似乎也为李德裕打抱不平（李商隐推崇李德裕的政绩，见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增订本)》黄山书社，2013 年，页140）。
刘禹锡写“刘郎去后”“前度刘郎”，相信有不少读者都将“刘郎”直接等同诗外的刘禹锡本人。然而，“李将军是旧将军”中的“李将军”却不指向现实世界的李商隐，因为李商隐纵使游过霸陵也没有“荡寇勋”。
不过，由于诗人也姓李，因此，诗篇或亦有一丝自伤自怜(受人冷待)之意？无论如何，此诗顾念旧勋，应是不平之鸣。
李商隐不像刘禹锡那般语带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李商隐只是提醒世人：“谁定当时荡寇勋？”聚焦于“谁来定”，而“谁来定”又提示：“定者有无私心？定得公允吗？”
总之，李商隐使用问句，也许反映他本人无意旗帜鲜明介入“高议”之中。他在党争的压力下，借汉写唐，是存身之道（在唐朝边塞诗中，借汉写唐的现象更加明显，参看洪涛《唐朝才出现的new genre (新文类)?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九》一文，见“古代小说网”2024年2月2日）。
李德裕遭贬期间，李商隐还写了《李卫公》等作品，对李德裕深表同情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页971)。
有人认为《泪》也和李德裕有关，其论说见《李商隐诗歌集解》页1826。
读《旧将军》，我们只知道有人发声献疑，此发声人没有“现身”。有趣的是，李商隐《无题两首》之二“闻道阊门绿萼华”中的“秦楼客”，学者认为就是李商隐自己（冯浩《王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1979年，页136﹔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增订本)》黄山书社，2013年）。
闻道阊门萼绿华，
昔年相望抵天涯。
岂知一夜秦楼客，
偷看吴王苑内花。
到底何人“偷看吴王苑内花”？是李商隐本人吗？“秦楼客”和“吴王”有何关系？按张隆溪教授主张的“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来解读，是很难读到“秦、吴关系”的。
“秦楼客”透露自己窥看别家妇孺吗？诗篇本身没有这样说。“秦楼客”也不是叙述者。“秦楼客”就是李商隐吗？诗篇也没有这样说。因此，“〔秦楼客〕就是李商隐自己”纯由学者（冯浩）自行推导所得。这其实可以用隐含作者来解释(implied author, 参看Wayne Booth, Rhetoric of Fiction. U of Chicago Press, 1983, p.75)。
李商隐也写过“刘郎”：“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出自《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李商隐诗歌集解》页1632)。全诗如下：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关于末联，冯浩注：“用汉武求仙事。”《李商隐诗歌集解》却说：“实兼刘晨、阮肇事。”（页1634）。相传东汉永平中，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仙，获邀至仙洞住了半年。返回故里后，再次入天台山，已难觅仙踪。
“蓬山”或指道教的蓬莱山。“刘郎”求“蓬山”，或指汉武帝不甘年老体衰而有求仙的行为（《史记・汉武本纪》；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增订本）》三联书店，2018年，页49)。
“刘郎”可指汉武帝，例如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墓，“茂陵刘郎”就是汉武帝刘彻。
刘晨所到的天台山也是仙人所居，因此，天台山与“蓬山”同为仙山。无论“刘郎”是汉武帝刘彻还是平民刘晨，他们的故事都与仙家相关。
晚唐曹唐有《刘阮洞中遇仙》诗等五首，诗中有“免令仙犬吠刘郎”“此生无处访刘郎”之句，可见诗家称刘晨为“刘郎”。
有趣的是，注释家说：“此以刘郎自指，蓬山指对方所居之地。”(《李商隐诗歌集解》页1635)。“自指”就是说：李商隐自居“刘郎”。“刘郎”怅恨仙境难至。如果我们同意“以刘郎自指”这种说法，那么，“刘郎”也有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影子。这是在“爱情诗”的前提下理解“刘郎”和“蓬山”（刘郎求仙女）。
《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之外，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也难》（《李商隐诗歌集解》页1625。) 也写“蓬山”：
相见时难别也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青鸟”，见于《汉武故事》（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增订本）》三联书店，2018年，页42)。“青鸟”是仙凡之间的使者（Zhang 2023:177)。
值得注意的是，“蓬山”是另一个“双关语”，因为在唐人诗文中，“蓬山”也是秘书省的别称。秘书省在唐代被称为蓬山、兰台或麟台（《李商隐诗歌集解》第2版第1册，页431）。兰台，见于李商隐另一首《无题》（《李商隐诗歌集解》页428。) ：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复蜡灯红。
嗟馀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李商隐开成四年入秘书省为校书郎，后来离开，到会昌二年重入秘书省（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增订本)》黄山书社，页157）。
“刘郎”与“蓬山”（蓬山 = 仙界？秘书省？）之间的隔远，反映李商隐的“隔远心态”，其中是否涉及李商隐的政治诉求受阻？汉武帝终其一生未能访得蓬莱山，求仙不成，而李商隐的宦途也是困难重重。
冯浩认为《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的主旨是“盖恨令狐绹之不省陈情也。”(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388)。令狐绹没有提拔李商隐，反而给李商隐设置了重重障碍。
说上引两首《无题》写宦途不顺，这是在“政治诗”的前提下进行解读。
同样在党争背景下写诗，李商隐的表现和刘禹锡、苏轼的表现是不相同的。
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前表达政见时比较直率，尤其是与友人往来的诗文，讳饰程度有限，容易被政敌抓到痛脚（苏轼本人在牢中也确认了），而李商隐写诗则少作平直语，诗句委婉曲折，有时候用典过多而“无人作郑笺”（聂石樵、王汝弼《玉溪生诗醇》中华书局2008年，页20-页22）。
刘禹锡又如何？他的两首看花诗，诗中的“刘郎”和“桃花”的对立也是很明显的，后一首更表露了“刘郎”的胜利姿态。
李商隐一生，没有被捕下狱之灾，也没有被流放之厄。
李商隐是用比兴的高手。他这特长得到近世评论家的赏识，例如，施蛰存说：“温庭与李商隐名，文学史上称为'温李’，但温庭筠的诗很少用比兴手法。无论意义与价值，温庭筠的诗远不如李商隐。”（施蛰存《唐诗百话》第78话）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所写“桃花”“菜花”，也可以看成是比兴：“菜花”既是实景，又可以喻指原本处于低下位置的力量现在又有了昌盛之机。
关于比兴，张隆溪教授撰有《略论“讽寓”和“比兴”》（载《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1期，页1-14）。张教授认为比兴是一种作诗之法，美刺讽谏才是“对诗之意义和功用作出判断”。
不过，张教授将作诗和说诗两者截然分开，这种“两截论”未为学术界的共识，例如：钱钟书认为“述者之明，既以此说诗”，“作者之圣，复以此成诗”，意思是：比兴讲的既是诗的构成，是“作诗之法”，又是诗的阐释，是“说诗之法”（罗钢《再论“比兴”与“讽寓”——答张隆溪教授之一》， 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5期）。钱钟书的说法，并非新创，唐代的《毛诗正义》已有这类说法。
张隆溪教授声称：“大致说来，可以说比是明喻，即'simile’，而兴是暗喻，即'metaphor’”。如果单单用simile和metaphor来分别对应“比”“兴”，定为“修辞技巧”，那恐怕是过度简化了比兴（读者可以参看蔡英俊《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第131－133页。)
清人陈奂（1786—1863）发现，《毛传》释“兴”时，用了“若”“如”“喻”“犹”“比”等，因此《毛传》所说的兴，有时候包含了比。看来，古人的认知并不一致：比兴可以区分为二，但是，也有人将比兴混在一起。此外，一些古人和今人（例如张隆溪教授）的认知，也有差异。
《毛传》的“分类意识”可能没有张教授那么强。其实，就算分得更细，也未必有实际的意义，因为观念也有自身的发展史（观念史），例如：清代常州词派词论兴起后，许多人不单单合称“比兴”(两者融混为一体)，更进一步将“比兴”和“寄托”融混为一体，称为“比兴寄托”。
关于“比兴寄托”，情况复杂。起初，一般作者使用“比＂，未必就寓有作者的“寄托”，例如，《王风·黍离》：“中心如醉”反映的是一种私人的精神状态，单单这“中心如醉”并不涉及更广阔的社会内容。
但是，“比兴寄托”四字铸成一个固定观念的话，在理论上，服膺此论的作者使用比兴就意味着“往往有寄托”（社会内容、政治倾向等等）。
近人施蛰存（1905—2003）认为李商隐多用“比兴手法”。施蛰存应该是指李诗的比兴多有寄托。有寄托的“比兴”之诗，意义和价值高过平铺直叙的普通诗篇。
近人钱基博（1887-1957）也说李商隐诗“造辞丽缛而尽有寄托”(《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页424)。
在常州词派那里，“比兴”常和“寄托”连用，因而有所谓“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周济的说法更指出：读者可以有“（作者）寄托”之外的联想，即读者可以有别具会心的领悟而不必拘指为作者之用心（见周济1832年写成的《宋四家词选》。参看常州词派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常州词派研究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98、页200-203）。这说法契合西方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的一些见解。
施蛰存也因张惠言重视“比兴”而推许张惠言《词选》（1797年，清嘉庆二年）。
常州词派的陈廷焯（1853-1892）撰《白雨斋词话》。在这本着作中，“比兴体”观念已经超出simile甚多，陈廷焯说：“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比兴须“含蓄”“不说破”之论，是一大批“传统”学者论比兴时所执持的主见（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页294）。
刘禹锡、李商隐、苏轼三人使用比兴有何分别？这个题目很大，这里难以铺陈开来讨论，但是，我们可以注视其比兴体诗篇的“显・隐”程度（含蓄程度）。
李商隐的不少诗作，有多用比兴之名，其“含蓄不露”之特征又恰如陈廷焯所言“含蓄不露”。
李商隐《锦瑟》呈“意象碎片化”，而刘禹锡的看花诗、苏轼的咏桧诗皆意象纯一，相比之下，可知李诗的“碎片化”较难组构出清楚的“诗旨”。限于篇幅，我们暂时只能先举这个典型案例。
比兴寄托，既是古代作者抒发衷曲的手段，又为作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正是“不说破”则难以加罪。
这种手法，李商隐之外还有能手，例如，张籍（767-830）撰有《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繻。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泪双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 颜昆阳《诗比兴系论》，台湾联经2017年版, 页321)
《节妇吟》抒发的是节妇的心声 (形同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 的心声)，实则寄托了婉拒藩镇李师道招慕入幕之决心。由于妇人事夫以忠是天经地义的事，在遵守伦理道德方面无懈可击，因此第三方被拒也不好发难。这就是“比兴寄托”为诗人张籍提供的保护。
同一人名下的不同作品可以有不同的隐含作者 (implied author)，这些隐含作者的立场往往不尽相同（申丹《叙事学理论探赜》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页65），例如：张籍《征妇怨》同样写“妾”，表达的却是“妾”哀怨无依的心声；《妾薄命》的“妾”与“君”意见不合（“人生各各有所欲”），“妾”却愿与“君”万年相守……
《节妇吟》没有说破要却聘，其意旨却仍在可解的(intelligible)范围之内，这大概等同张教授所说remains within the realm of intelligibility (Zhang 2023:178)。
然而，李商隐《暮秋独游曲江》写:“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春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台湾学人张梦机解说：“诗中的荷叶，可视作义山自身”，但是，张梦机承认不知道此诗所恨到底指涉什么特定事实（郑骞、方瑜等《中国古典诗歌论集》，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页356—358)。
刘禹锡和李商隐笔下的“刘郎”、李商隐笔下的“李将军”，都是ambiguous (有歧义的)：“刘郎”、“李将军”可以指古人，也可能隐指今人（唐朝人）。
在各种压力下，诗人可以托古人言今事。诗人更可以托女人以表衷情(张籍《节妇吟》)。张籍的写法可能承继《楚辞》的传统（“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实际上，熟悉诠释成规的读者（informed readers）无须费力已经能有所领会，例如，熟悉中晚唐党争史的学者会有“知人论世”的优势。相反，若要辩称刘禹锡看花诗、李商隐旧将军诗、张籍节妇诗皆“毫无寄托”反而有困难。事实上，没有学者这样做。
这里不是说“善读者”领悟的“寄托”必然正确。笔者想说的是：就算读者认定诗篇“有寄托”，接下来，“寄托了什么”仍有待具体化(concratisation)，绝非如探囊取物那般容易，例如:“尽是刘郎去后栽”也许不是讽刺新贵，而是喻指“恍如隔世”之感，就像刘晨回到故里时发现凡间已历七世。
再如，“前度刘郎今独来”也许不是表示“刘郎”已经凯旋，而是感慨故旧零落，正如刘晨重回天台山时，仙女已不复见。
“感慨恍如隔世”和“感慨故旧零落”这一路解释，当然少了敌我对立之意，实际上，也就是“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
有些诗篇的托寓痕迹比较明显（例如张籍《节妇吟》中“妾”多少反映了隐含作者的价值观）, 传达的是却聘之意。李商隐诗中，“刘郎”的心声应该也代表隐含作者的声音（笔者只是描述了近人研究义山诗的情况）。
诗人的寄托有时候藏得比较深。瞿蜕园（1894-1973）说：“凡唐人言涉神仙，多暗指仕宦。”（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第3卷，页1184）。
然而，唐朝诗人没有义务按照公式写诗：诗篇有比兴体，也有赋体﹔赋体，多铺陈其事，少暗指。《李商隐诗歌集解》论四首无题诗时就提醒过我们：“……然以此例彼，推论前三章亦必有托寓，则又不免武断。”（页1649）换言之，托寓之有无，不可一概而论，就算同为无题诗也不能类推。
李商隐善用比兴寄托，更善于经营歧义（ambibuity），例如，他有些诗作没有诗题，应该是故意“留白”。他写“刘郎”难往“蓬山”，写“秦楼客”偷窥，写“荷叶”荣枯，学者竟都隐约看到李商隐本人。
在各种压力下，同一作者名下的不同作品可以有不同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比兴寄托也可以做到“含蓄不露”的境界，因此，作品是否 remains within the realm of intelligibility (Zhang 2023:178)，其实是没有保障的。
2024年6月25日，“古代小说网”发表拙文《试问岭南应不好?——谈文化差异、“文身地”和tattooed bodies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八)》，文中论及“百越文身地”，并举美英球员有纹身为例说明其地之人能接受纹身。
有趣的是，拜互联网科技所赐，拙文面世当日笔者上网浏览，看见相关的内容（刺青、纹身）被自动推送到笔者的屏幕上，笔者于是得知：2018年4月，中国足协要求国脚们比赛时不能露出身上的纹身。
在国外，运动员纹身的意义一般是展现运动员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中国足协却对纹身持保守态度。这说明：随地域不同，异文化之间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有些中国球员已经能接受纹身。
199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隆溪教授一部论文集，题为《强力的对峙》（英语书名是Mighty Opposites），探讨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实际上是先弭平对峙——批判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
拙文《试问岭南应不好？》提出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人可能不容易明白汉文化语境下的tattooed bodies是什么意思。
如果要促进西方人理解汉文化怎样对待纹身，大概须向西方人解释：从远古到唐朝（至少到柳宗元时期）汉文化都歧视越人文身。
这里不是说，在域外国家就完全没有人嫌弃、歧视纹身者。
关于唐朝的岭南和安南（旧称“南越”) ，美国学者Edward H. Schafer（薛爱华, 1913—1991）撰有The Empire of Min (Rutland Vt: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54)、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另一本专书Shore of Pearls: Hainan Island in Early Tim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研究的是早期的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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