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与韩国著名学者崔溶澈教授的近距离交往是近两年的事情，此前的几次《红楼梦》国际研讨会期间见过面，彼此没有交谈。他留给笔者的第一印象：儒雅。记得2009年蓬莱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曾主动找他聊了几句，因为笔者对于儒雅者天然地葆有一种亲近感。
机缘凑泊，2015年8月16日至8月17日，徐州工程学院主办第十一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会议由吴敢先生策划，会议主旨是金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和总结。笔者参加了研讨会，其间，苗教授怀明兄给我建议：可以做一期崔溶澈教授《红楼梦》韩文译本的访谈。此前，笔者已经发表了《中、德学者红学对话实录——以<红楼梦>翻译为题》（《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3期）。
笔者于是主动联系了崔教授，他欣然接受邀请，对话便安排在18日下午3时，徐州云泉山庄崔教授下榻的8421房间。彼此谈得很畅快，相互题词留念。
此后，笔者盛情邀请崔溶澈教授闲暇时可前来中国矿业大学做学术交流，并希望向学校图书馆赠一套《红楼梦》韩译本，以丰富“红楼梦特藏室”的馆藏。同时期待能够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赐稿，譬如先做一篇韩国读者接受《红楼梦》的调查文章。当谈及笔者《红学学案》进展情况时，毫无讳言地告知海外学人立案的规划和设想，即时机成熟，撰述一部《红学学案》的海外卷。
当笔者告知崔教授可作为韩国学人首选立案时，他很谦虚地说：实在感激，也是光荣。但是由于我的研究没那么丰富，远不如红学大家的深刻内容，就感到惭愧而已。我自己的研究成果，除了部分成果出版之外，还没完整地整理出来，最近才有意要做认真收集整理。笔者恳切地希望崔教授早日出版全部的成果，可为笔者撰述《红学学案》的海外卷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
2015年9月22日下午，笔者收到崔溶澈教授从韩国快递的韩文全译本《红楼梦》一函6册，令笔者欣慰。
10月29日上午11时，笔者为文艺学硕士研究生讲授《红楼梦研究》课后，即刻开车去徐州东站（高铁站），并带上两位听课的研究生王祖琪、朴佑丽同学一起接站，朴佑丽同学是位韩国留学女生。但见崔溶澈教授背着鼓鼓的一个大背包，穿着高领大皮鞋，走起路来很有力量，据他说这是服兵役期间锻练出来的。
10月29日下午3时，崔溶澈教授受邀在中国矿业大学镜湖大讲堂做了一场题为《<红楼梦>与四大奇书在韩国》的学术讲座，该场讲座由校团委主办，由笔者主持。接着又安排崔教授于10月30日上午做了一场《中国文化在韩国》的学术交流，本次学术交流由文法学院中文系主办，也由笔者主持。
30日中午，则于徐州非遗技艺传承企业“大张烙馍村”民俗酒店设宴款待崔教授，品尝地道徐州风味菜肴，崔教授情不自禁地感慨道：美食在中国！饭后，回到南湖校区笔者的办公室喝茶聊天，并写字留念。下午4时，笔者开车送崔教授到徐州东站以返回北京，彼时，崔教授正受聘北京大学做短期讲学。
这次会面，笔者送给崔教授一大包书刊。他同时又希望笔者为他查询中国各地红学活动情况，包括红学会、刊物、人物等。遗憾的是，因笔者至今总是忙忙碌碌的，并未能兑现崔教授所愿，心中愧意至今尚存。
2015年11月2日，收到崔教授邮件：“高教授：您好！來信及照片都收到了，謝謝。這次在徐州，能夠獲得您和貴校師生的熱烈歡迎，我非常感激，永遠難忘。希望有機會再次訪問貴校，保持聯繫。祝您秋安！崔溶澈拜上2015-11-2”。
笔者即刻回复：“崔教授：徐州之会十分愉快！希望明春于徐州再叙旧谊。希望您领导的红学会生机勃勃，需要我出力之处，敬请吩咐！祝好！高淮生呈 2015-11-2”
2016年1月11日，收到崔溶澈创办的“韩国红楼梦研究会”的会刊《红楼》创刊号电子文档，《创刊致词》中刊出了笔者此前在南湖办公室为崔教授书写的一幅字：“红学传海东”。本期《红楼》上同时刊发了崔教授的《2015年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研究活动》一文，其中详细记述了笔者与崔教授关于《红楼梦》韩译本的访谈，以及崔教授在镜湖讲堂的讲座现场，并配发了相关照片，其中访谈的照片由韩夫人所拍照。
这一期《红楼》刊发了韩文全译《红学：学理分歧，学术对立，学科危机》一文，该文作者乃邢台学院乔福锦教授，原题为《学理分歧，学术对立，学科危机——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之际的红学忧思》，曾刊发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该文是乔福锦教授于徐州会议之前精心构思的力作，同时也是2015年3月徐州会议的重要论文。尤为难得的是，在笔者的邀请下，崔溶澈教授欣然同意参加将于4月举办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河南郑州）。
2016年1月27日晚，与胡文彬先生通话，希望胡先生写一份专家推荐意见，申报3月份启动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书稿即《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该项目已经获得批准，2018年结题，原计划这一部《学案》于2016至2017年之间出版，不得不延迟了。）胡先生欣然同意，接着又谈起他从7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关注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出版了《红楼梦在海外》、《红学世界》《台湾红学论文选》、《香港红学论文选》等多部编著，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学术开创以及开拓意义。
胡先生对《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也有两点评价：1、作为学术史，由以往的个案研究到整体学人研究，开拓了红学史研究新体例；2、收集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很好地结合了。胡先生又说：至今所见海外红学研究大多是资料的整理归纳，基本上属于文献学范畴。《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则以文献为基础，开展学术史研究，学理性更强了。下一步再扩大一些，拓展一些，兼顾国别的丰富性，譬如法国的李志华、英国的霍克斯、韩国的崔溶澈等，都可以写进来。
胡先生的这一番话，无疑坚定了笔者撰述一部《红学学案》的海外卷的信念，这一信念同时也与笔者近年来潜滋暗长的为《红楼梦》海外传播做些事情的想法有关。如果崔教授获悉胡文彬先生的这一建议，或可消除一些不安的担忧吧。
2016年4月14日，受笔者邀请，崔溶澈教授如约前来参加郑州召开的“红楼文献学”会议，赠予笔者《红楼梦的文学背景研究》（硕士论文）和《清代红学研究》（博士论文）两本学位论文复印稿，令笔者感到喜悦。
本次“红楼文献学”会议上，崔教授提交了很有学术分量的会议论文即《韩国红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该文切实地开启了韩国红学文献系统整理与综合性研究的序幕。
当然，在这次会议期间，笔者也曾对崔教授提出了一个请求：《海外红学学案》出版之后，希望为拙著写一篇书评。记得《红学学案》第一部出版不久，乔教授福锦兄所写书评曾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笔者至今是心存感念的。
《中、韩学者红学对话实录——以<红楼梦>翻译为例》刊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4期，崔教授收到样刊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笔者与韩国著名学者崔溶澈教授的近距离交往之后，他留给笔者的更鲜明的印象：邻居家的小哥。这位小哥常常笑容可掬，质朴而绝无机心。
2017年2月13日10时写于槐园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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