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学术研究的门槛这种问题，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谈的，不过拜读了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的新作《说说红学研究的学术门槛》，殊感振奋人心。因着此文，也唤醒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些思考，的确，苗文在很多方面也都道出了昔日我之所思、所见。
尽管因为作者是红学、古典小说研究专家，且身兼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一职，因而，作文重点是在谈红学研究之门槛，而我曾经思想过的，乃是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门槛，但无一例外，我们都认为举凡学术研究，有一个基本的门槛或准入的问题。
苗文首先指出，近几年，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特别是《红楼梦》研究领域，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宣布取得重大发现的文章。”“起初一些报刊还当做新闻报道，后来发现这些重大发现实在太多太滥，渐渐也就失去了关注的兴趣。”
而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重大成果，多出自一些文学爱好者之手，在专业学者那里时常并未引起任何反应，一例待之以沉默而已。
细察其因，“并不是专业研究者不会使用电脑，不爱上网，不知道这些所谓的重大发现，而是因为这些重大发现的学术含量实在太低，其作者大多不具备基本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无论是文献资料的搜集、使用还是具体的论证过程，都存在太多问题，有些甚至文理不通，不知所云，这样根本无法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就是想对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显然，这些“重大发现”不过是些奇谈怪论罢了。
由此出发，苗文进一步强调了专业、系统的学术训练，之于成就一个专门研究者的重要性。其认为：
就中国古代小说包括《红楼梦》的研究来说，这种基本的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大体应包括下述方面，即对作品较为准确、深刻的解读能力；足够的作品阅读量；对本学科文献资料较为全面的掌握；熟练检索、阅读和利用文献资料的能力；掌握基本的文艺理论知识；对中外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基本了解；对本学科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基本的归纳总结及论证能力；较高的写作表达水平；必要的学术训练，等等。（苗怀明：《说说红学研究的学术门槛》）
概括地说，苗文的核心观点是，凡学术研究者，都必须承认其存在一定门槛，换言之，学术研究，如同任何一种专门领域，并非人人可为，而恰恰必须藉由经年的专业训练、取得准入资格之后才可以进行。
这一观点，大多数在学院、研究院所供职的专业学者应该都是同意的，但也不是没有争议。譬如，在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也时常听说那种对既是文人、诗人同时又是学者、批评家的人的赞美。
我们知道，对于文人、诗人、艺术创作而言，没有人可以要求其为专业或是业余，相反，只要其拥有天赋异秉、发达的想象力、丰富的感性思维等等，就可以投身其中（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消息是，一个大学新生，早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签约成为网络小说作家，迄今已创作数百万字）。
但对于学者、批评家（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学者与批评家的分野）来说，则其“对作品较为准确、深刻的解读能力；足够的作品阅读量；对本学科文献资料较为全面的掌握；熟练检索、阅读和利用文献资料的能力；掌握基本的文艺理论知识；对中外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基本了解；对本学科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基本的归纳总结及论证能力；较高的写作表达水平；必要的学术训练，等等”（苗怀明：《说说红学研究的学术门槛》）无疑都是极为需要的。
可是，有鉴于学术与创作的不能会通，我自己就曾天真地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诚然，研究者的本职工作在学术，与创作是二事，然而对于文学而言，研究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较其他专业更形密切。
正如我们无法设想一个不懂韵谱、诗律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李白、杜甫的认识能够比普通读者更权威一样，我们也无法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新诗、小说、散文创作经验的专家，对清末的小说界革命、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乃至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史的体会，会有陈寅恪先生所谓“同情之理解”。
然而，当代的文学专业教育却显著地缺少了这一环节，未来的学者既不能沟通创作与研究，培养他们的当代学者之差强人意，大致也可以由此推知。仔细说起来，研究这一阶段文学的学者（作家、诗人出身，此后进入学院者除外），公余从事创作的，实在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可是，恕我们大胆设想：假如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都能懂一点旧体诗词，关于旧体诗词是否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争议，恐怕会减少许多无稽之谈；能作一点古文、八股文，研究起章太炎、周作人乃至五四文学，应该会少说不少外行话。（参拙文《学术与创作的互动》）
但我深知，这一看法很难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这首先是由于文学研究与创作本属二途。上文已指出这些不同，表现在非常多的方面，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例，即文学创作的语言、表述和学术研究的语言、表述，便极为不同。
一个初二学生固然可以写出一篇网络小说，但他如果不经过长达数年的学术阅读、写作、思考能力的训练，终其一生，恐怕无法写出一篇富有原创性的研究论文。
然而，正如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所言：
在太多文人冒充学者的时候，在太多没有学者使命意识的人占据着学者职位的时候，学术应不应该有学术的语言与规范，却成为大问题。
于是，正当一些学者在呼吁学术规范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却更加理直气壮地大喊：“学术应当随笔化”，稍微委婉者，或说，学术应当向日常语言靠拢，因为，日常语言是最易理解也最有创造力的语言。
就时下而言，相对于前类学者的“刻板”呼吁，后一类“学者”更游刃有余，也更受欢迎，直说就是更有市场。（黄裕生：《文人，请不要冒充学者；学者，请告别文人角色》）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当代的知识与学术生产体制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绝难培养出这样的多面手。
以常规的专家研究为例，如果说在这一研究的草创期，还不一定存在专业和业余研究的区隔的话，那么，到了已有大量研究累积的今天，仅仅是要搜罗齐备全世界范围内关于这一作家的研究成果、紧盯有关的最新研究进展一项，就极不容易，更何况是要在吸收、辩驳这些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新的论述和论证，其难度实可想见。
试问：在所有这些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从事的工作之外，一个专业的研究者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方面的业余爱好？
如果同意这样的逻辑，事情倒也好办许多了。让专业学者作专业研究，与同行互相讨论、交流，而一个普通读者、一个文史哲的爱好者、一个非专业人士，暇时认真读书，写点随笔、文章或自己认为的专著娱己，也未尝不可，但谁能同意？
他们和专业研究者一样，也殷切地期待能够发表、出版自己的作品，热烈地盼望着得到学术界、学术共同体的承认，而且，整个学术生产、评价体系虽由专业学者主导，但媒体和某些同情其境遇、与其保持着良好私人关系的学者，却也往往不吝于给他们以鼓励、支持。
然而，这鼓励、支持多半是有限的，经历漫长的等待，迎来的更多是专家们的沉默和不时流露出的傲慢的态度（抑或自尊），远非鲜花、掌声，而这正是非专业人士对于专业学者的敌意和批判这一现象的根源。
苗文将这一现象描述为：“一些业余爱好者自视甚高，动辄把专业研究者看成浪费国家科研经费的废物，喜欢自说自话，动不动就是重大发现，动不动就是推翻前人研究的所有成果，动不动就是主流学术怎么不行。”
同时，非专业人士矛盾的心态与言行也因此可以得到理解，其“一方面宣称看不起专业研究者，对其进行嘲笑、讽刺，一方面内心里又非常希望得到专业研究者的认可。”
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矛盾？在学院派眼中，学术研究须强调门槛、训练与专业性，而业余爱好者、非专业人士（网友们甚至为此发明了“民科”、“民哲”等饱含歧视意味的术语）则强调的是人人都有权利做研究，尤其是在人文学术领域，人人皆可为之，而且发出这样的质疑：你们所谓的门槛、专业与学术训练是不是一种学术霸权？
这里的“潜台词”，用人人都懂的大白话来说，其实是：本硕博长达十多年的训练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字我也认得！
很显然，这一争论并不是围绕着同一个焦点、在同一个话语层进行的。但这两方面的论点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尊重每一个人皆可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这一事实，并不代表从事学术研究没有门槛、准入的问题。
如同任何一个专业技术工作一样，它也需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专业技能、经历相应的专业训练之后始可进行。
人文学术研究，虽然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有异，但绝不是会认字、会写字这么简单，即便是以认字、写字而言，如果人人皆可为之，那么，不仅中国的古文字专家尽可以失业了，日本、韩国、北美乃至全世界的文字学家都可以下岗了。可能吗？
事实上·，早在18世纪晚期的德国，也有很多贵族和中产阶级在爱好、钻研着哲学，并且写出了一些论文、著作和小册子，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这些哲学爱好者们批评其语言晦涩、不知所云，于是，康德再写就《（任何一种未来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导论》，以求将前书用更为通俗、大众的语言表述出来。
但是，即使这本“通俗化”了的著作对于读者来说，也绝不可能象读一本所谓“学术随笔”那样轻松。相反，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它甚至依然是一部不知所云的天书。
对此，康德只好善意地劝告说，请这部分读者不要在哲学这门学术上浪费时间，而把精力花在自己能胜任的其他事情上。这一劝告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哲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的通俗化是有限度的。
作为学术，它们不可能通俗化为‘学术随笔’这样一种‘好东西’，以致于只要认够字的人就能享用。（黄裕生：《文人，请不要冒充学者；学者，请告别文人角色》）
在此之后，随着知识分工与学术生产的发展，现代大学体系的不断完善，critic或scholar成为一切写作者可以赢得的身份，但要说真正的、严肃的学者，或者说公众心目中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学者群体，则必须是接受过严格训练、在学院里长期从事研究的专业人士了。
显然，无论是苗文的核心观点，还是本文的补充论述，实皆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重复古今中外从事学术工作的一点信念与“常识”罢了。
然而，这些信念与“常识”在中国大陆竟迟迟无法扎根，需要学者们一再强调、重申，究为何故？
窃以为，这与中国内陆的大学从未真正获得过独立地位（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内地建立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学术研究也从未成为一个自治的领域、专业学者尚未建立自己的职业荣誉与尊严等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学术研究的门槛或准入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还包括学术研究是否需要“西式”规范、论文是否构成学术研究的唯一文体等等问题。
这些相关的问题，我也都曾不同程度参与过讨论，此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文《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之关系》等），唯一有必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原本不应该构成争议的争议，肯定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非那些关键性的问题可以解决。
至于非专业人士所批判的某些专业研究者不过是“浪费国家科研经费的废物”，以及对一些学院派的研究成果的不屑、质疑，平心静气地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诸如此类的批评、批判之声，在由专业学者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常有所耳闻（尽管很多时候是在私人场合），但我们知道，学术评价体系，从来都不是由生产数量、期刊或出版社等级与官方奖励等等所能完全操控的，相反，公道自在人心，我们不应该低估同行的智商和判断力。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以为，在当下，面对任何领域出现的非专业人士的奇谈怪论，我们不妨保持轻松、宽容的态度，不必过于焦虑、急于求同，另一方面，让他们完全地退出学术场域，也不现实，要知道，我们没有任何资格要求别人怎么做、做什么、不做什么。
其实，与区隔非专业人士和专业学者、建立学术研究的边界（这是一个缓慢的、自发形成的过程）相比，更切要的工作或许是，专业学者自己不断贡献出一个又一个好的研究，推动学术发展，且培养出能够明辨是非、辨识什么是好的研究的青年才俊，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学术界不断蔓延开来，败坏学术风气，伤害原本就不够牢固、丰富的学术生态。
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明白，维护职业技能、伦理、尊严固然有其必要，但我们不应该也不必以成为一个被布迪厄、福柯等理论家所批判的现代社会的“区隔”制造者作为代价。
事实上，学术研究永远地向一切热爱它的人们敞开着双臂，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大的敌人，从来也不是什么业余爱好者，而是宗教、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市场、媒体，过度的专业化，以及那些在学院里滥竽充数的侪辈。
2017年9月15日夜于沪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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