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6年到1911年，刘永济前后接受了六年的新式教育。
1906年，年近19岁的刘永济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1949年后该校一度改名为长沙市第三中学）。1907年秋，刘永济又考入位于上海吴淞的复旦公学，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
1910年，刘永济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修习应用化学，目的是为报考清华做准备。因为复旦公学不重理科，报考清华，怕难以录取，所以先去天津高等工业学校补习理科各门课程。
1911年夏，刘永济如愿以偿，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同时考入清华的，除了他的老同学梅光迪外，还有吴宓、吴芳吉等人。
六年的新式教育生活，拓展了刘永济的视野，也拓展了他的学缘。他与梅光迪、陈寅恪、吴宓、吴芳吉等人之间的友情，他后来立身处世的风格和态度，与这六年的新式教育生活密切相关。
刘永济自己曾说：“在这短短的六年中，我学无所成，但影响我的却有几点：一、养成我自命不凡和自由散漫的习惯。二、灌输我革命的思想。三、广泛地粗略地具备些世界知识和科学知识，加强我读书的兴趣。”[1]
刘永济所说的“自命不凡”，大概是指那种领袖群伦的风采。在复旦公学期间，他一直担任班长，“上为教务长重视，中为教员所怕，下为同学所拥护”，是为数不多的核心人物之一。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不仅在同辈人中高视阔步，而且受到校方的倚重，令各位任课教师心存畏惧，这样一种经历，足以召唤出对个人能力的豪迈自信和对个人事业的不凡期许。推想起来，这时的刘永济，大概是初次体验到了领袖群伦的美妙感觉。
在未来的生涯中，他还有领袖群伦的机会，例如20世纪40年代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多次代校长处理校务。但那种感觉应当是不一样的，一个二十岁的人，和一个年逾五十的人，同样是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欣喜的程度一定大为不同。“我因此不免自高自大”，这乃是饱含得意的自嘲，那种少年得志的神采，虽时过境迁，仍不难想见。
在复旦公学的同窗中，后来与刘永济长期保持联络的有梅光迪、陈寅恪等人。从刘永济的这个朋友圈，可以看出他的自我定位。
晚年的刘永济，讲述过他与陈寅恪同窗期间的一件趣事：“陈寅恪素以博闻强记、过目不忘而著称，有一次我和他打赌，拿一页古书，只准许看一遍，看谁能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来。结果他赢了，果然是一字不错，我却错了两个字，从此真是服了他。”[2]正当年少轻狂的时节，两位未来的学界巨擘，留下这样一幅剪影，倒也有一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韵味。
在刘永济的清华同窗中，后来成为其终身挚友的，有吴宓、吴芳吉等。吴宓这位《学衡》主将，早已为学界所熟悉。吴芳吉（1896—1932）因其英年早逝，才三十七岁便赴修文，当代读者对他也许较为陌生。其实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诗坛的风云人物，其才情和气度，深受刘永济敬佩。
刘永济所说的“自命不凡”，大概还包括了那种以学术救国的气概。晚清最后几年的新式教育，一方面引入了各种各样的新知，另一方面激发了一代读书人对“少年中国”的想象。
在一个国门敞开的时代，有混乱的杂音，也有激越的旋律。这种氛围，对于那些向往新的生活景观的人来说，别有一种召唤和鼓舞的力量。文学和学术改造社会的力量，常常被这一代人高估。
鲁迅和郭沫若弃医从文，早已成为许多人熟悉的佳话。与胡适、鲁迅相比，刘永济当然不属于新文化人，但那种以文学和学术救国的信念，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高视阔步的情调，却又何其相似。
1937年，刘永济在《文哲季刊》第六卷第20号发表《文学通变论》，有云：“常人每目治文学为无用，世之为此学者，亦常有以无用为真谛者。不知无用之用，实乃大用。盖文学之力，无影无形，及其深入人心，有非可以势取强夺者……如最近之国民革命，尤为有力之证。革命之成，不成于武昌起义之日。清运之移，已移于《苏报》《民报》《国粹学报》发行之日。盖排满之思，亡国之痛，皆凭借文字为之唤起，而后革命之力乃伟大而普遍也。试检吾国史乘，由平民而易代革命者，汉之刘邦，明之朱元璋外，唯今之孙中山先生，足与鼎峙。论世之士，当有以知其故矣。”[3]
刘永济之所以确认学术可以救国，是因为他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易代之变，亲身感受到了社会舆论在清朝覆灭过程中所起的那种无形的作用。曾经不可一世的满清王朝居然如此不堪一击，经历过这一巨变的刘永济这一辈人，他们对于学术和文学的力量，确有一种“史无前例”的信任，他们有志于以学术和文学的力量创造一个新的中华。
对于学术和文学重塑社会的力量，刘永济后来有一个补充的说法。在《元人散曲选·序论》中，他一方面强调元人散曲促进了元朝的崩溃，“虽谓湖广、燕南篝火之众，士诚、友谅揭竿之兵，实关、王、马、郑诸贤歌曲有以驱使之，亦不为过矣”，另一方面又指出，“虽然，文学之士，发为诗歌，欲以起衰敝，发忠愤于亡国破家之后，其效否殊不可必。万一彼钳制之枢终不可摇，压抑之势终不可移，或且求为元曲诸家之所为而终不可得，则又何从激发忠烈而摧陷倾覆之邪！此又读元曲者所当深省，处危世者所当惊心者矣！”[4]
这个说法，与刘永济1925年12月发表于《学衡》第48期的一则诗话，意味似乎相近，但其实大有不同。那则诗话说：
（孔颖达《诗正义》）又论诗人救世之情曰：典刑未亡，觊可追改，则箴规之意切。《鹤鸣》《沔水》，殷勤而责王也。淫风大行，莫之能救，则匡谏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叹息而闵世。陈、郑之俗，亡形已成，诗人度己箴规，必不变改，且复赋己之志，哀叹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谓匡谏之志微……尝怪江左诗人，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岂当时诗人，独于一代兴亡及民生疾苦，漠然无动于衷耶！及读老杜天宝乱后诸作，忧时愍乱，词迫意深。而晚唐以逮五代，作者每多放情风月，极意花草，岂老杜多愁而悲愍独至耶！大抵天宝之乱，唐室犹有可为。齐梁五代，国事已无可救，此正诗人苦志所存，未可浅测也。然则孔氏此言，可以为齐梁五代诗人，一洗千古奇冤矣。[5]
《元人散曲选·序论》和上一则诗话都说到了诗人对时事有可能“漠然无动于衷”，但《元人散曲选·序论》说的是诗人之口遭到了权力的钳制，在政治高压下不容说出实话；上一则诗话说的是社会已无可救药，诗人说了也没有意义，所以没有了说的愿望。前者是不敢开口，后者是不愿开口。
刘永济注意区分这两种情形，倒也提示我们，清末民初的刘永济、胡适们，虽然面对着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但依然对未来抱有信心，放言高论也无所顾忌。他们不仅愿意开口，而且敢于开口。他们相信文学和学术的力量将塑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也把文学和学术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爽朗和单纯，回头看去，虽然嘴角不免泛起几丝调侃的微笑，但心底却又油然生出几分羡慕和向往。
注释：
[1] 刘永济1952年《自我检讨报告》，见徐正榜、李中华、罗立乾编著：《刘永济先生年谱》，刘永济：《诵帚词集 云巢诗存 附年谱 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56页。
[2] 李工真：《刘永济先生传略》，刘永济：《诵帚词集 云巢诗存 附年谱 传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31页。
[3] 刘永济：《文学论 默识录》附《论文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19—420页。
[4] 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 元人散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6页。
[5] 刘永济：《文学论 默识录》附《论文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68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