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办学,起初规模不大,所收弟子均为鲁人[1],食宿问题较易解决,学校经济压力也许不大。然而,随着学校影响越来越大,四方来从学者日众,办学规模也逐步扩大。有不少弟子来自其他诸侯国,如楚、秦、晋等国,距离鲁国都很遥远,他们的食宿问题即使不要学校负担,也需要学校提供相应的条件保障。
而无论教学场所,还是食宿场地,无不需要办学经费。那么,孔子办学经费是如何筹措的?这无疑是研究孔子教育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问题。由于可以落实的相关材料太少,我们只能提供一些可能的线索。
首先,孔子在私人办学前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或者说积累了一定的办学资金。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他年轻时做过小吏,可能有一些积蓄。
孟子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2]司马迁说孔子“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唐司马贞《索隐》云:“有本作委吏,按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3]
所谓“料量平”,大概是记载仓库货物的进出,相当于今天的会计出纳之事。
所谓“司职吏,而畜蕃息”,《周礼·牛人》:“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4]司职吏即此职人。职读为樴,义与杙同,盖系养牺牲之所。
所谓职人实际上就是负责喂养准备祭祀时用于牺牲的公牛的人。这和孟子所说豢养牛羊的乘田也差不太多。
二是孟懿子、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从其学礼,大概会有一些贽敬之奉。
由于孔子影响扩大,鲁国其他贵族也会有所馈赠,以表示他们礼贤下士。据《孔子家语》载:“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5]
季孙氏赐赠孔子粟千钟,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古代六斗四升为一钟,千钟合计六万四千升,可供三四百人一年的粮食之需。南宫敬叔与孟懿子兄弟师从孔子,孟孙氏的馈赠当不会少于季孙氏。
三是孔子赴齐,齐景公准备“以季、孟之间待孔子”,甚至打算以尼谿田封孔子,尽管景公的计划没能施行,但也不会不给孔子较高的待遇,让他能够体面地在齐国生活,以体现齐国礼待贤人,以扩大齐国影响。综上各项推测,孔子早期办学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其次,孔子招收弟子要收取一定的学费,这也是办学资金来源之一。
《论语·述而》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脩即干肉,束脩指十条干肉。邢昺疏云:“案《书传》言束脩者多矣,皆谓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竟(境)’;《少仪》曰‘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谷梁传》曰‘束脩之问不行竟(境)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为礼,然此是礼之薄者。其厚则有玉帛之属,故云‘以上’以包之也。”[6]
束脩本是古代亲友间相互馈赠的一种礼物,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是指求学者自愿缴纳一定的学费,即使是很少的学费,只要诚心向学,他都会接受他们为弟子,并给予教诲,并非一定是必须缴纳十条干肉。后人以“束脩”指称入学或学费,便导源于此。
至于有弟子家境富裕,愿意多缴学费,自然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例如,孔子在陈,弟子公良孺“以私车五乘从孔子”[7],受到孔子欢迎。再如,孔子弟子子贡是个富商,很会做生意,孔子曾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臆)则屡中。”[8]意谓颜渊为人是很不错的,却总是穷得没办法。
而子贡不安本分,囤积货物,猜测行情,却总是被他猜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9],即善于买贱卖贵,随时转货,以殖其资,故家累千金。他自然能够提供孔子办学的资金资助。
其三,孔子在鲁国做官期间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可以作为其办学资金来源之一。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51岁的孔子任中都宰,一年后又出任小司空、大司寇,直到定公十三年(前497年)离开鲁国,这四五年间,孔子有俸禄,有采邑,积累的财富理当不少。
孔子在鲁做官俸禄多少,有一条资料可作参考。孔子去鲁适卫,“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唐司马贞《索隐》云:“若六万石,似太多。当是六万斗,亦与汉之秩禄不同。”唐张守节《正义》云:“六万小斗计,当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两皆用小也。”[10]
即使以小斗计,“奉粟六万”相当于唐代郡守秩禄二千石,待遇也属不低。总之,孔子官鲁期间,待遇是颇为优厚的。
除了俸禄,还有采邑的收入,孔子安排弟子原宪(字子思)为邑宰,帮助他管理采邑。据《论语·雍也》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11]
孔子给原宪(字子思)禄粟九百,一说九百斗,一说九百斛(一斛十斗),反正数量不少,原宪推辞不受,孔子认为是他该得的,要他不必推辞,拿去分给乡党邻居们好了。
何晏注引包咸说,此事发生在孔子任鲁大司寇时。不管此事发生在何时,它证明孔子这时已经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则是可以肯定的。
其四,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得到所居国贵族的支持,这种支持既包括政治上的声援,也包括经济上的资助。
例如,孔子居卫期间,不仅有卫国君给予的俸禄,还有卫大夫提供的居处便利。孔子一行先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后住在卫国大夫蘧伯玉家。蘧伯玉是卫国有名的贤大夫,孔子曾称赞他:“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2]
蘧伯玉提供居处,不仅是对孔子一行的政治声援,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援助。“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13],同样得到陈国贵族的资助。
人们常说的孔子厄于陈蔡,在陈绝粮,并非孔子办学出现了经济困难,以致到了断炊的地步,而是另有隐情。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14]
若果真如司马迁所说,那么,孔子在陈、蔡所遇到的困境就是政治造成的,而不是经济造成的,与办学经费问题自然无关。
鲁定公十一年(前484年)春,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问冉有从谁学来,冉有回说学于孔子,并向他推荐孔子,于是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归鲁”[15],此时孔子已68岁。
孔子回鲁后,鲁尊孔子为国老,给予了丰厚待遇。孔子则接受鲁定公与季康子的政治咨询,并不从事具体政务工作,而是继续办学授徒、整理古籍文献。
他的弟子冉有、子贡等早已仕于鲁,宰予仕于齐,子路则先仕于鲁而后仕于卫;仲弓做了季氏宰,宓子贱做了单父宰,子游做了武城宰,子夏做了莒父宰;而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明施乎诸侯”[16]。
孔门的弟子春风得意,孔学的影响也如日中天。这时的孔子学校人气旺盛,资金充裕,就更不必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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