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8日，笔者撰写的《考论结合、建构新说：张锦池的红学研究——当代红学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三》（计2万7千余字）结稿，此后刊发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1第3期。 这一篇撰成于《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四》一文之后，由于其间出现的“小插曲”，反而刊发在《吕启祥红学综论》之前了，这一“小插曲”已在《吕启祥先生与<红楼梦>研究》（名家与红学系列之九）一文中交代了，此处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张锦池红学综论》文稿的字数比较地多了，这显然占用学报的很大版面，彼时的学报大都乐于刊发七八千字的文稿。 而“百年红学”栏目乃《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品牌栏目，曾陆续被评为全国高校学报以及全国社科期刊优秀栏目，已经引起国内外红学研究者的瞩目。由此可见，笔者的隐忧实在是事出有因，隐忧中过意不去的情绪显而易见。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为了打消笔者的顾虑，张燕萍主编主动相告：“我绝不计较长稿占用大量版面的情况，只要稿子有价值，照发！” 她斩钉截铁地说：“你的稿子无论多少字，全文照发！我们学报财力比较困难，虽然付不了你可观的稿费，但我可以给你提供足够的版面。” 燕萍主编的这番话语无疑深深地打动了笔者，彼时彼刻，笔者耳边仿佛听到了一种召唤：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容，无憾矣！ 2011年6月30日，《考论结合、建构新说：张锦池的红学研究——当代红学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三》一文刊发后，便收到周思源先生从北京寓所发来的电子邮件，周先生恳切地说：“日前已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上匆匆拜读了您关于评论张锦池先生红学研究的大作。材料丰富，对张先生的主要观点做了梳理。您确实下了很大功夫。” 周先生的“您确实下了很大功夫”的评价，笔者是心领无愧的！当然，至今为止所撰述的30余篇学人综论都“确实下了很大功夫”的，如果一定要说出这30余篇学人综论文章的子丑乙卯来，又要花费节外生枝的些许笔墨，此处仍不再赘述。 需要交代的是，笔者与周思源先生的书信交流缘自“综论系列”稿的规划中列出了《周思源红学综论》专章，该文写作前后，周先生给笔者提供了尤为可取的建议和期许。 大约半年之后，《学术与创作并举 拓新与旁通兼善:周思源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七》一文便刊发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这篇文章的刊发出乎彼时的红学中人的意外。 当然，笔者也因此听到过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物议”集中涉及的问题即“立案的标准是什么？”这同样是笔者一直思考的关键性问题。 令笔者欣慰的是，2013年5月15日，蔡义江先生致笔者的信则极富启发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蔡先生说“选学案也如选诗，好诗漏了不要紧，个人所见不同；坏诗恶诗一首也不能选，选了就表明你不懂诗。” 2012年6月7日上午7时30分，笔者参加学院毕业生大合影完毕，随后从学院教职工信箱中取回两封信件： 一封是关四平教授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寄来的信，其中附了一份张锦池先生学术简介和由四平教授的博士生代笔再由张锦池先生签名的短信；另一封则是曾扬华先生从广州中山大学寄来的信，信中附《曾扬华自述》，《辨红学公案、探红楼艺境:曾扬华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八》一文刊发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笔者即刻展读关四平教授寄来的信，当看罢张锦池先生“颤书”签名的短信后，一股暖流顿然涌起……此后，征得先生允可，笔者将这封短信全文呈现于《红学学案》“后记”之中，并略加几句读后感想： 张锦池先生身患帕金森综合症，仍于2012年5月30日来函道： 淮生教授： 您寄给我的《河南教育学院学报》还没收到，不知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关四平让学生把他的一本给我拿来了，因为身患帕金森综合症，手颤不能写字，眼花不能看书，是让四平的学生念两遍给我听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您费心了。承蒙抬举，这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心领了。文章是费了心血的，我很感动。 《薛宝钗性格》是我的处女作，弹指五十年过去了，好几次想给她“落实政策”，可就是落实不了，可能我对这一类人太厌恶了。因为我感到薛宝钗是大官僚、大地主、封建大商人三位一体的雏形，也就是今天‘官倒’的远祖，最好把这句话加到您的文章里。(按：此短信乃关四平先生的博士生代笔，张锦池先生口授，然后由先生“颤书”签名。) 实在地说，当笔者读着这封短信的时刻，眼睛不由得湿了，一口气读了好几遍，仰天而叹：予小子复何言哉！予小子复何言哉！ 笔者于2012年5月16日参加由北京曹学会与镇江市政府联合主办于江苏镇江的“曹寅与镇江暨《红楼梦》程乙本刊行22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曾主动与关四平教授畅谈，并拜托他代为问候张锦池先生，同时请教张先生谈谈对笔者已刊发的《考论结合、建构新说：张锦池的红学研究——当代红学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三》一文的意见和建议，并拟写一份学术简历。 返回学校后，四平教授即刻拜访了张先生，并将先生的口述意见和学术简历寄来了。四平教授是张先生的高徒，委托他做这件事情，笔者心中踏实多了。 镇江一聚，曾墨书相赠，彼时留下的快乐时光可供来日追忆。四平教授对笔者的墨书谬奖有加，笔者也是欣然领情了。 镇江会议之后，我们又曾在徐州会议（“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会议（“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红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相见了，总是相谈甚欢。 值得一提的是，徐州会议上，四平教授对笔者撰述《红学学案》的奋不顾身以红学界的“拼命三郎”表彰一番，笔者也是欣然领情了。古人读书有“马上、厕上、枕上”之说，而笔者体验深切，为了“综论系列”长稿连载的顺畅，“厕上、枕上、沙发上”均手不释卷（一年多不看电视节目、极少参加约会）。 “拼命三郎”之说出自2015年1月11日四平教授的来信：“从《学案》的写作，我就真切地感到你是个拼命三郎，知难而进，做事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深感钦佩！从这次会，又印证了这个印象，希望由你开个好头，以后国内开学术会议，都能够向海外、港台学习，这也是和世界接轨的表现之一吧。” 这封来信是徐州会议之前，笔者电邮发布给即将参会的学者们“《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简讯【004】”，并委托四平教授做学术评议人，引发了四平教授的感触。他对以简讯的形式及时与邀请代表沟通的做法极为认可，并认为这对提高会议效果大有益处，以后其它学术会议，应该仿效之。 总之，在与四平教授的长期交往中，笔者总是如坐春风，其君子之风和仁厚之德最令笔者向往。 2013年11月22日至24日，“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河北省廊坊市新绎贵宾楼酒店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红楼梦学会、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北京曹雪芹学会、新奥集团联合主办。 开幕式后，张锦池先生在一位小伙子的搀扶下走到主席台前，笔者快步走向张锦池先生，同时握住先生的手，低声告诉先生：“我是高淮生，写《红学学案》的作者，为先生的红学研究立案的作者。”张先生连声说：“谢谢！谢谢！”笔者说：“谢谢先生对我写作的支持！”先生则连声道：“谢谢你！谢谢你！” 此刻，雷广平兄瞬间拍照以供笔者留念。此番握手相谈，满足了笔者面谢先生的心愿。 值得一提的是，张锦池先生弟子吴光正、孙志刚主编《张锦池先生八秩称觞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收录了笔者撰述的《张锦池红学综论》一文，题为《考论结合、建构新说：张锦池的红学研究》，该文列入“附录三：张锦池先生学术著述学界评论选粹”，“选粹”收录了三篇文章，其他两篇即《宏观下的微观研究——读<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陈曦钟）、《材料为根 思辨为翼》（陈洪）。 学脉承传，欣然称庆可矣！ 2019年6月17日于槐园 术后静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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