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读完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后，我的第一反应便是感叹，写得太好了，语言精辟又犀利，论证详实。本文主要介绍其中两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及其研究方法，希望能成功安利这本书。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余英时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文本细读
在该书中，余先生首先通过《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介绍了红学的学术史，其后又通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提出了“两个世界论”这一核心观点。
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库恩科学史方法论中的“典范”说和“危机”说（《科学革命的结构》），将其运用到红学研究上来。
“典范说” 和 “危机说”
接着作者提到了从晚清起，红学研究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相互竞争的“典范”——“索引派”与“考证派”。
“索引派”：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认为《红楼梦》是清初政治小说，旨在宣扬民族主义（按：确切地说，即反满主义），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主要面临两个危机：
①内在危机：索引派是主题先行式的研究，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话即是：“先有了明、清之际一段遗民的血泪史亘于胸中，然后才在《红楼梦》中看出种种反满的迹象。”
② 外在危机：由于新材料不断出现，自传说的冲击。
“考证派”：胡适《红楼梦考证》，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
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
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
作为典范的“自传说”目前已受到了三种不同的挑战：索隐派的复活、斗争论的出现及新典范的萌芽。
三种挑战
在介绍了红学的学术史后，余先生通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两个世界论”。
余先生指出：“《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大观园）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
两个世界的动态关系发展，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间世的最大的悲剧。
余先生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
余英时认为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
作者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
两个世界
余先生首先论证了大观园是曹雪芹虚构的理想世界，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
论证过程
接着提出了大观园这片净土，不能真正和肮脏的现实世界脱离关系，这两个世界永远密切地纠缠在一起。大观园的现实基址是宁府的会芳园和贾赦居住的荣府旧园，那么为什么说它是肮脏的呢？
先来看贾赦：在他要强纳鸳鸯为妾之时，作者便借袭人之口说出了:“真真——这话理论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而那东府园子便是柳湘莲所说的，“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会芳园中的楼阁，现尚可考的有天香楼、凝曦轩、登仙阁等处。天香楼自然是最有名的脏地方，因为原本第十三回回目就叫做“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其他两处也一样地不干净。凝曦轩是爷儿们吃酒取乐之处，凤姐所谓“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的一个所在。
这只要看看后来第七十五回贾珍诸人在天香楼聚赌，说脏话和玩娈童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至于登仙阁，则是秦可卿自缢和瑞珠触柱后停灵的地方。会芳园还发生过一件秽事，便是第十一回“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凤姐遇到贾瑞便恰恰是在这个园子里面。
既然大观园是理想的世界，那么园内人物对两个世界又是何看法呢？黛玉葬花事件表明了园内人物一方面将这两个世界区分得泾渭分明，另一方面深刻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
如：黛玉深刻意识到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园子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落花葬在园子里，让它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就是园中女孩子们的象征。
余先生在阐述中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大观园的秩序是以“情“为主（情榜），需要从群芳与宝玉的关系着手。这一点在大观园的内在结构上也得到了反映：木石虽近，金玉齐大。
大观园概览图
最后余先生提出了最根本的问题，即大观园中的生活是否真的干净？他认为认为“只要证明贾宝玉的园中生活是干净的，就能为《红楼梦》理想世界的纯洁性提供起码的保障”，为此他又论证了宝玉和最亲密而又涉嫌最深的晴雯之间尚且是“各不相扰”，以此演绎推理的方法证明了大观园生活的纯洁性。
由此不得不提绣春囊事件，余先生认为这个事件一方面是“情既相逢必主淫”的反映，换一个角度，如果是肮脏的，正是《红楼梦》的悲剧中所必有的一个内在发展：理想世界最终在现实世界的各种力量的不断冲击下归于幻灭，理想世界的“情“诚然干净，也会像大观园的水一样不可避免的流到外面去。
在该书中，对于正文不便展开的内容，注释十分详细；其次语言通俗，犀利（由于太过犀利，一定要举几个例子出来）。
余英时先生犀利的语言
对话与结语
“两个世界论”在红学的学术史上有开创性的意义，在反思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范式，其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也为其后的红学研究者所取法：对于传统红学而言，余英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者。
在该书中，余英时先生不仅对传统红学研究的索引派、考证派在观念和方法上由来已久的冲突进行了系统的辨析和总结，而且力图在索引派、考证派这两个“典范”之外，建立新“典范”，即“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提出了今后红学发展的可能的突破点，探寻新路向，为引导红学研究走出困境做出努力。
同时余英时作为一位中西贯通的学者，既重视输入外来文化，又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呈现相反相成的态度：一方面，他将西方学术理论运用到红学研究中；另一方面，保留着对中国文化的坚定认同。
在该书中，余先生一直强调：希望红学的研究能够从对曹雪芹的身世的考证和对书中人物的索隐的角度转向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关注文本现实性与理想性、虚构性之互动。
《红楼梦》作者的经验在创作过程中不过是原料而己,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即他的理想或“梦”才是决定《红楼梦》整个格局和内在结构的真正动力。原料不能代替创作，曹学不等同于红学。要重视曹雪芹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他点石成金的创作过程。认识到《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基本叙事特征。
《红楼梦》首先是一本小说，作者正因为怕读者处处用现实世界的眼光去认取小说所描绘的事迹，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读者“千万不可照正面＂，甚至在“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一回中哭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
我想余英时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
余英时先生
报告人：陆雨喆
小组成员：陆雨喆 ，岳小岚，王程程，耳诗莹，张心竹，朱洁
美编：小花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