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娇梨》成书于明末清初，共二十回，十三万字，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典范之作，国内外现有藏本40余种[1]。 该书作者不详，讲述了正统年间少女白红玉（第四回中改名无娇）、卢梦梨与书生苏友白之间的爱情故事，最终以二女嫁一夫的大团圆结局收尾。 《玉娇梨》的书名取自两位女主角的名字，又因白、卢、苏三人文采风流、善于赋诗，故《玉娇梨》亦名“三才子书”，后世流传过程中，位列《三国演义》《好逑传》之后，被称为“第三才子书”。 《玉娇梨》的西译本众多，被翻译成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俄语、拉丁语7种语言。目前学界认为，《玉娇梨》的最早译者是跟随耶稣会士远赴巴黎的华人黄嘉略（Arcade Houange, 1679—1716），他在1714年用法文翻译了《玉娇梨》的前三回。 而今，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发现的《玉娇梨》翻译手稿，大约完成于1700年初，这一手写本的发现将重建该作的西译起点。本文拟提供其资料来源，考察其翻译底本和译者，探讨其学术价值，为中国小说西译谱系确立新的学术起点。 2016年2月，笔者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资助，赴关西大学访学，期间得识关西大学图书馆馆长内田庆市教授（UCHIDA Keiichi）。内田教授恰从欧洲访书回国，说此行收获之一是得到了一个《玉娇梨》西译本，只是尚未整理出来。 两个月后，他来北京开会，便把拍摄成册的复印本转赠与我，从而为本文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关于这一译本的发现，还需借助内田教授本人的研究。2017年3月，内田教授发表论文《有关〈拜客问答〉的若干问题及其他》2，简要介绍了《玉娇梨》西译本的基本情况。根据他的研究可知，该译本收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编号“Vaticano Estr. Oriente 13”，即“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 根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所编《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具体信息如下： ①中国新闻。汉语正文，每行对应着意大利语标注的转音和译文。 ②Guantang zhongshi《管堂中事》。用白话写成的对话，内容是关于教堂圣器管理人的职责。同上。 ③Shangzhu shengjiao yueyan《上主圣教约言》。同上。白话写成的对话，未署名。 ④没有题目的对话，仅仅完成汉语正文，也许与前者有关，纸上方的一条按语写道：“Tratto del P.Varo”（引自万济国神父的著作）。我不清楚这一按语是否得到证实[3]。 其中，被当成“中国新闻”的第一部分正是白话小说《玉娇梨》（以下简称“梵藏本《玉娇梨》”）。由于伯希和的疏漏，梵藏本《玉娇梨》尘封至今，险遭埋没。内田教授对此表示惊讶，他说： 一般认为《玉娇梨》的最早版本是儒莲的法文版（1826），但是本书估计比较早，跟下面说的万济国的关系来看是1700年初的版本[4]。 内田教授在此提及的“儒莲的法文版”，实际出自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3）之手，该法译本1826年在巴黎出版。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是雷慕沙的学生，他在1864年重译并出版了《玉娇梨》。 内田教授关注的核心是《拜客问答》，但他还是对梵藏本《玉娇梨》做了初步考察，他推测该译本是“1700年初的版本”。由此，梵藏本《玉娇梨》在时间上早于黄嘉略1714年译稿。 黄嘉略译稿学界至今缺乏深入研究，究其原因，和译稿自身的翻译质量密切相关。 国内较早研究黄嘉略译稿的学者是许明龙教授，笔者曾就此问题向他请教，他说他不曾读过完整的译稿，只见过零星译文，译文上有黄嘉略学生弗雷莱（Nicoas Fréret, 1688—1749）改动的痕迹。 根据译稿判断，黄嘉略法文很差，所以当年许明龙教授在法国看到它们时，直觉地认为哪怕黄嘉略完成了全部翻译，也难以出版。 与黄嘉略译稿相比，梵藏本《玉娇梨》内容清晰、保存完好。该手写本中外文合璧，翻译了《玉娇梨》第一回的部分内容，正文前没有标题，从“话说正统年间”开始，至“原非有心为何就要罚酒”结束，总计翻译了2820个字。 译本自标页码，正反两面为一页，共45页。竖版排列，每页两列，每列包含三种字符：中文居左，罗马字注音居中，意大利文居右，三种文字一一对应。汉字右下角以空心圆圈点出句读。 如上图所示，在书写版式上，译者通常将两个字或两个字以上组成的复合词，用竖线在右侧明确标示出来，以区别于独立的字。这些复合词中，有“王振”“吴珪”等人名、“金陵”“山东”等地名，还有“我们”“他们”等人称代词、“一个”“一时”等量词、“为何”“甚么”等疑问词、“因此”“只是”等连词。 译者也有意将虚词“之”“而”“也”、助词“了”，与独立的字区分开来，将它们与其前面的字或词合并标注，比如，在“为苏兄今日之论而作”一句的右侧，用竖线分别标注出“今日之”和“论而”。 译者将这句话对译为：“Per”“Su”“Hiung”“di hoggi”“il discerso”“fatto”，这些意大利词虽然没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不符合意大利语表述习惯，但对相应字词的翻译还是准确的[5]。 从字迹上看，罗马字注音和意大利文皆由熟练的连笔写成；中文字体笔划平正，结体齐整，参照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玉娇梨》藏本，不难看出，梵藏本《玉娇梨》明显带有摹写刻本字体的痕迹。然而，译者的汉字书写能力有限，几乎每页都有一两处错字。 错字情况分两种：第一，写成字形相近的字，比如，将“直到四十四上”中的“直”写成“真”，“真”字又缺一笔；将“一见了”中的“了”写成“子”；将“一乡一邑”中的“邑”写成“色”等。 第二，译者对字形结构把握不当导致的错写，比如，“王振伏辜”中的“伏”字，点的位置写错；“二人来拜”中的“拜”字，偏旁结构有误。 由上述书写错误可以判断，译者缺乏准确辨认汉字字形的能力。部分错字或许是中文底本自身就有，但译者不加辨析地直接抄录，也更反映出他的汉语水平一般。梵藏本还存在同音字替换、词序颠倒和漏字的情况。 比如，将“近日闻知”写成“近日闻之”，将“王振弄权”写成“王振权弄”，将“杨老先生”写成“杨老先”。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的存在，再次说明译者对中文词汇的掌握不够熟练。对早期汉语学习者来说，汉语确实难以习得。 《玉娇梨》现存版本众多，目前收藏于中、美、法、日等海内外图书馆。刊本形式分单行本与合刻本两种，合刻本多题名《天花藏七才子书》，合刊的是另一部才子佳人小说《平山冷燕》。 林辰的《明末清初小说述录》根据“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考证，《玉娇梨》早于《平山冷燕》完成，先以单行本问世，然后有合刻本[6]。《玉娇梨》的作者署名，有“荑秋散人编次”与“荻岸散人编次”两种[7]。 在出版时间上，国家图书馆所藏乾隆戊辰本《天花藏七才子书》，有合刻书序一篇，落款为“时顺治戊戌秋月，天花藏主人题”，由此可知，《玉娇梨》与《平山冷燕》的合刻本至少在顺治戊戌年（1658年）已经出版了。 现存合刻本一般写有刊印时间，多为康熙之后的重印本。至于《玉娇梨》的单行本，署名“荑秋散人编次”且正文题名《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的版本，不避讳“玄”字，是早于康熙年间的刊本，比如大连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大连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哈佛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和1829年法国巴黎发行的“刻石堂藏板”（以下简称“刻石堂本”）。 这四个版本内容高度重合，属同一版本系统。根据学者梁苑的考证，“大连本”乃顺治年间刊本[8]，故而，这一版本系统的刊印时间也在顺治年间。其他署名“荻岸散人编次”的版本，皆避讳“玄”字，是康熙年间或之后的刊本，刊印时间较晚。 因此，结合合刻本的刊印时间来看，包括“大连本”“哈佛本”在内的《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应是《玉娇梨》的早期单行本。 值得注意的是，“大连本”目前在学界常常被误作署名“荑荻散人编次”。比如，198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以“大连本”为底本出版的点校本《玉娇梨》，将“大连本”署作“荑荻散人编次”。 但根据大连图书馆发行的影印本可知，“大连本”署作“荑秋散人编次”。事实上，在版本考察过程中，笔者也不曾见过署名“荑荻散人编次”的版本。 经过文字比对，笔者发现，在众多版本中，梵藏本《玉娇梨》的中文内容与“哈佛本”、“刻石堂本”最为接近。 首先，各版本差别明显的“京师原是个利名场”“离此方遂弟愿”等处，梵藏本皆同于“哈佛本”、“刻石堂本”，这两处在其他版本中多作“京师原是个名利场”“如此方遂弟怀”。 其次，在版本鉴别过程中，异体字对比是判别版本差异的重要方法之一。梵藏本与“哈佛本”“刻石堂本”在异体字的使用上几乎完全一样。不妨以“个”和“笑”二字的异体字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在“哈佛本”“刻石堂本”第一回中，“个”有“個”“箇”两种写法，“笑”有“咲”“笑”两种写法。而在其他版本中，“个”和“笑”则大多仅有一种写法。 相比于“哈佛本”“刻石堂本”，梵藏本中“个”字有“個”“箇”“个”三种写法，除了“又一個长班”“太常寺乃是一个清淡衙门”两处不同外，其他地方的写法完全一样。 又如，梵藏本中“笑”字的写法有“㗛”“咲”“笑”三种，其中10处与“哈佛本”“刻石堂本”相同，6处不同，这6处中，又有5处均把“咲”写作“笑”。 总之，梵藏本的中文部分与“哈佛本”“刻石堂本”相似度很高，可以判断，其底本同属《玉娇梨》的早期版本系统。 尽管梵藏本属于早期版本系统，但是，通过全面对比，不难发现，它不同于目前所见任何一个版本。比如，“哈佛本”“刻石堂本”中的“到了京师，见过朝，到了任”一句，在梵藏本中作“到了京师，见过朝廷，到了任”。 梵藏本用“朝廷”不用“朝”，反而与部分署名“荻岸散人编次”的晚期版本相同。又如，排除译者的笔误后，梵藏本中还有“与穷草为伍”“各有睹所”两处与其他版本差异较大，这两处在其他版本中分别为“与草木为伍”“各有所图/因”。 因此，笔者初步判断，梵藏本所依据的中文底本是现存版本之外的一个新的早期版本，这为进一步考察《玉娇梨》的早期版本形态、完善各版本间的衍变谱系提供了新材料，具有版本学的价值。 “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四部分内容笔迹一致、字体一致，除第二部分《管堂中事》没有意大利译文外，其他三部分体例一致，均有汉字、罗马字注音和意大利译文，明显出自一人之手。但是，译者究竟是谁，目前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进行初步考察。 根据《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记载，在“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提供的所有信息中，惟有第四部分涉及译者线索，即按语“Tratto del P.Varo（引自万济国神父的著作）”。 伯希和认为，“P.Varo”指多明我会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Fracisco Varo，1627—1687）。但是，万济国的名字缩写应该是“F. Varo”而非“P. Varo”，笔者认为，“P”应是对译者连笔字迹的误认。由此可见，寻找译者信息，可从万济国入手。 万济国1627年10月4日生于西班牙塞利维亚，1648年跟随多明我会传教使团抵达马尼拉，继而参加中国使团。为学习汉语，他在菲律宾跟当地华人生活了一年，于1649年8月抵达福建，开始传教事业。 传教期间，万济国的语言能力令人叹服，他不但能够熟练使用汉语，而且还用西班牙语编写了汉语教材《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该著大约完成于1682年，最初以抄本形式在传教士间流传。 1687年，万济国病逝于广州，1703年，他的学生石铎琭（Pedro de la Piñuela，1650—1704）在广州整理出版了《华语官话语法》，该著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书。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注音方式采纳的是万济国的注音系统。 日本学者古屋昭弘根据《华语官话语法》总结，万济国的注音系统符合西班牙语发音习惯，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以ç起首的音节后要加h，然后再跟元音；第二，将耶稣会士常用的-m结尾改为-ng；第三，常将i写作y。 古屋昭弘还将《华语官话语法》中的单词和例句整理出来，制成汉字与罗马字注音对照表9。笔者参考他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罗马字注音方式采用了万济国的注音系统。内田教授在《有关〈拜客问答〉的若干问题及其他》一文中，也曾做过同样判断。 其次，“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译者非常熟悉万济国的著作。“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第三、第四部分是白话《上主圣教约言》，耶稣会士苏如望（ Joao Soerio，1566-1607）曾用文言创作了《天主圣教约言》，这份白话《上主圣教约言》是对文言《天主圣教约言》的翻译，并带有闽南语的语音特点，比如用“只”代替“这”。 万济国曾在福建传教，结合按语“P. Varo”的提示，内田教授推测，万济国可能就是这本《上主圣教约言》的作者。 至于万济国是否会闽南语，内田教授没做详细说明，在此不妨结合《华语官话语法》进行考察。书中写道： 一个教士被派到某个地方后，他应该学会本地话，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士，因为如果掌握不好本地话，他就不能布道或者规劝，也听不懂那些不能说官话的妇人和农夫的忏悔了[10]。 由此可见，在万济国看来，在传教过程中，运用方言尤为重要。古屋昭弘据此推定，万济国定然学会了闽南语[11]。因此，带有闽南语特点的《上主圣教约言》确实可能出自万济国之手。 万济国的白话《上主圣教约言》没有流传下来，“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译者有机会拿到这部作品，说明他与万济国关系密切，甚至可能就是万济国本人。 再则，“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内容除第一部分《玉娇梨》外，其他三个部分均与传教内容相关，因此，译者很可能就是一名传教士。 藏品第二部分中文标题为《管堂中事》，《管堂中事》出自《拜客问答》，《拜客问答》的作者通常认为是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这部作品是17、18世纪耶稣会士经常使用的传教材料，也是他们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由此可见，《管堂中事》与《上主圣教约言》均反映了译者的传教旨趣。 同时，《管堂中事》是用北京官话写成的，这也符合万济国的汉语学习观念。他的《华语官话语法》曾说，在汉语学习中，应该集中精力，只学那些以南京话或北京话为基础编纂的词汇汇编或词汇表[12]。 因此，万济国或许会使用《管堂中事》作为汉语语料学习汉语。“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译者的语料选择与万济国的汉语学习观念一致，他可能就是万济国本人或万济国这样的传教士。 笔者还有一个推测，“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译者也有可能是万济国的学生石铎琭。 1703年，石铎琭在整理出版《华语官话语法》时，为该书加了一个弁言[13]，他以学习拉丁语为例指出，学习拉丁语，除了掌握基本语法规则外，还需要阅读文学作品。若想学好汉语，同样可以借助文学作品，他说： 教士首先需要掌握这本简单的册子所包含的规则和戒律，然后他应该广泛地涉猎“当代的”西塞罗作品，在中国这样的作品被称为“小说”[14]。 石铎琭肯定，阅读小说对于掌握汉语有着重要意义，“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译者则通过翻译中国小说《玉娇梨》，来实践这一汉语学习观念，或许这一翻译实践不是一个巧合。 石铎琭是一名西班牙方济各会士，1650年生于墨西哥，1676年到福建传教，由此结识万济国，之后便跟从他学习汉语。 石铎琭不仅表达了使用中国小说学习汉语的观点，而且作为万济国的学生，整理出版了他的著作，熟悉其语言观念和注音系统，因此，在目前所知的与万济国相关的人中，他最有可能是“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译者。 遗憾的是，现在尚无资料表明万济国和石铎琭会意大利语，而译者却采用意大利语进行翻译，这说明他熟悉意大利语，或许来自意大利或正在学习意大利语。既便如此，也不能排除万济国或石铎琭是这部手写本译者的可能。 因此，译者或为万济国本人，或为石铎琭，或为熟悉万济国著作的同时代传教士。根据万济国卒年1687年和石铎琭卒年1704年推断，梵藏本大约完成于1700年初，这与内田教授的结论一致。 本文“底本考察”部分已经指出，梵藏本《玉娇梨》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玉娇梨》早期版本，具有版本研究价值。 从中国小说西传的角度来看，梵藏本《玉娇梨》还具有以下三方面学术价值： 第一，梵藏本《玉娇梨》大约完成于1700年初，早于1714年黄嘉略的翻译，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娇梨》译本。1700年初这一时间节点，不仅为《玉娇梨》确立了新的西译起点，也改写了中国小说的西译起点。 1735年，杜赫德（Du Halde, 1674—1743）在巴黎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15]，该著第3卷收有《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吿主》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篇拟话本小说的法译文，这三篇译作曾长期被看作是中国小说西译的起点。 这一学术观点最早由王丽娜女士提出，1988年，她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中说：这三篇拟话本“是中国小说中最早被翻译成西文的作品”[16]。这一观点在学界不断被引用，几成定论。 然而，这三篇拟话本只是付梓出版之作，从尚未出版的手稿来看，中国小说西译的起点要早于1735年。 20世纪30年代，钱锺书先生在其学位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中提及：英国德罗摩尔主教（Bishop of Dromore）帕西（Thomas Percy, 1729—1811）1761年整理出版的《好逑传》（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来自1719年东印度公司商人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 ？—1736）的翻译手稿[17]。1719年的手稿比三篇拟话本小说法译文的出版提前了16年。 《玉娇梨》翻译手稿的发现，再次改写了中国小说的西译起点。1986年，许明龙教授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黄嘉略的翻译手稿，认为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将中国小说译成法文”[18]。 1990年，钱林森教授的《中国文学在法国》一书，再次提及这一手稿，同时肯定黄嘉略“为中国小说的西渐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 非但国内，法国著名汉学家雷威安（André Lévy, 1925—2017）教授也数次论及黄嘉略的《玉娇梨》翻译，2003年，他在《法国翻译中的〈聊斋志异〉与〈红楼梦〉》（The Liaozhai zhiyi and Honglou meng in French Translation）一文中指出，黄嘉略翻译《玉娇梨》的原因是为了供养家庭[20]；2014年，又在《一本早期的法译中国小说：〈玉娇梨〉》一文中详细探究了黄嘉略的翻译过程及影响，同时遗憾地表示，黄嘉略译稿没有正式出版，否则，巴黎民众在《好逑传》英译本问世之前50年就能接触中国小说了[21]。 2016年，宋丽娟的论文《中西小说翻译的双向比较及其文化阐释》正式将黄嘉略的《玉娇梨》译文视作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起点，判定其完成时间至迟为1714年[22]。 梵藏本《玉娇梨》比1714年的黄嘉略译稿更早，因此，《玉娇梨》与中国小说的西译起点均可提前到1700年初。 第二，中国小说在西译过程中具有汉语教材属性，这是早期中国小说西译史上的一个传统，这一传统的开创在梵藏本《玉娇梨》的编创上就已露出端倪。 从梵藏本《玉娇梨》的编创体例来看，它显然用于汉语学习。“译者探析”部分已经论证，译者的语言观念与万济国相同。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十分关注中国人的人名称谓、往来礼节与礼貌用语，书中专辟两章介绍相关内容。 其中，第十五章为“如何称呼官员及其亲属，以及其他人；如何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称呼自己”[23]；第十六章为“交谈中的礼貌用语，以及拜访、邀请时的礼节”[24]。 译者所译《玉娇梨》内容讲述的是白太常的宦海生涯以及官员间的相互拜会，其中有大量文字是关于繁琐的人物姓字、官职称呼和拜访礼节，确实是学习中国人往来礼节与交谈方式的绝佳范例。由此可见，译者选译《玉娇梨》的直接原因是将其视作汉语语料，而非文学作品。 此后两个世纪，《玉娇梨》这部小说的西译依然与汉语学习密切相关。1826年雷慕沙法译本出版后，《玉娇梨》风靡英法等国，很快便有英、德转译本出版。 1829年，巴黎书商趁热打铁，石印了“刻石堂藏板”《玉娇梨》，这是中国小说西传史上的一个特例，外国人竟然有热情在本国独立编印一部中国小说。“刻石堂本”的出版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法国的汉语学习者认识汉字。该书整理者勒瓦瑟（J. C. V. Levasseur）在出版前言中写道： 在法兰西学院学习汉语时，我经常为无法认出某些字的结构而气馁，我想通过《玉娇梨》的发表，为同学们学习通俗汉字提供方便，并以此作为对东方文化的一点贡献[25]。 无独有偶，1719年，威尔金森翻译《好逑传》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学习汉语。1761年，帕西整理出版威尔金森的手写本，他在“序言”中说： 根据威尔金森自己的叙述，他给予了汉语相当多的关注，这部作品（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是他为学习汉语而进行的翻译练习[26]。 此后，其他西译的中国小说，也常被当作汉语学习教材。比如，最早译介《红楼梦》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最早节译《三国演义》的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 1790—1855），都有意利用小说学习汉语。 笔者在《作为海外汉语教材的〈红楼梦〉》一文中就曾指出： 这些早期来华的西方人，作为《红楼梦》的先行读者，他们当初仅仅是本着一种学习汉语的权宜之计关注《红楼梦》，这种特殊的背景似乎注定了他们之于《红楼梦》的认可与肯定，在当时大致也只能停留在语言学习的层面[27]。 可见，在小说西译史上，将小说作为汉语教材已经成为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的开创者是梵藏本《玉娇梨》。 第三，梵藏本《玉娇梨》的发现有助于解答中国小说西传史上的某些疑问。《玉娇梨》《好逑传》等才子佳人小说，在中国小说学界通常被视为二、三流作品，但在国外却有多个译本，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它们的西译甚至超过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经典之作，这一现象令学界困惑。比如，鲁迅先生就曾说过： 《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又有名《好逑传》者则有法德文译，故在国外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28]。 如今，梵藏本《玉娇梨》的发现，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材料。 中国小说的西译是从才子佳人小说开始的，《玉娇梨》之所以最早进入西方人视野，在当时或许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却也有其必然性。 从作品产生时间来讲，《玉娇梨》《好逑传》等才子佳人小说早于《红楼梦》，它们更早地被翻译到西方世界不足为奇。 《三国演义》虽然在才子佳人小说之前问世，但这部历史演义卷帙浩繁，令早期译者望而却步。相比之下，才子佳人小说篇幅适中，语言也更接近口语，翻译难度较低。 从小说刊印和购买的客观条件来看，《玉娇梨》等才子佳人小说也有其自身优势。万济国、石铎琭均在福建传教多年，福建历来是通俗小说刊印重镇，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书业竞争，福建地区的刊印事业有所衰退；而在此时的江浙一带，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与刊印蔚然成风。 乾隆以后，福建的小说刊印再度繁盛，其中刻印最多的小说类型正是才子佳人[29]。福建书坊“同安徐管城”“文德堂”都曾刊印过《玉娇梨》。 1700年初《玉娇梨》西译时，《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尚未问世，《玉娇梨》等才子佳人小说却流布广泛、易于购得，这为梵藏本译者选译该作奠定了物质基础。 据笔者统计，目前著录的《玉娇梨》西译本共有20种，包括全译本6种，节译本14种。 在众多译本中，1826年出版的雷慕沙法译本是《玉娇梨》的首个全译本，影响最大。雷慕沙在“序言”中说，选译该作受到了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的影响[30]。 马若瑟著有《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该书完成于1728年，大量采用《玉娇梨》《好逑传》等白话小说中的句子作为汉语语料。 同样，1719年威尔金森为了学习汉语而翻译《好逑传》，1761年帕西将其译作整理出版。《好逑传》的西译本比《玉娇梨》还多，共有26种，包括全译本10种，节译本16种。 从这两部小说的早期西译史来看，它们最初均是作为汉语学习教材被关注、被译介，难以从文学与审美的角度传播中国小说，但是，这些翻译实践却在18世纪之初就开启了才子佳人小说的西译传统。 直到19世纪初，随着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的来华，《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s）和《红楼梦》等世情小说（Romance novels）的西译才提上日程，渐次取代了才子佳人小说西译传统。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