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文明，这个文明创造了宝贵的中华传统文化，因而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价值观。
《中国文化经典选读》
千百年来，它已经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应该了解这一点。
我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点，有如下荦荦大者：
1
进步的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的社会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提出的理想社会原则：
“天下权利由全体社会成员共有，选举贤能的人为公众服务，讲求诚信和睦。人们不自私，而搞好社会福利，使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儿童得以成长，受到教育，使孤儿、寡妇、独身老人与残疾人都不致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社会财富要为公众造福，而不浪费；大家都能为公益事业、他人尽力，而不一定为己。社会不存在阴谋，盗窃、欺骗、害人事件也不发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叫天下大同。”
应该说，这些原则体现了社会正义，启发并影响了历代有志改革社会的政治家，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即为之奋斗终生。
2
民主的理念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战国策·赵策》记载，赵国有个女主赵威后，她问齐国使者：“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齐使者很不高兴，嗔怪她是“先贱而后尊贵”。赵威后回答：“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她认为人民比君王更重要，因为前者是本，后者是末，本末不能倒置。
虽然封建社会的某些开明统治者想到人民的重要，主要还是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但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毕竟还是民主思想的萌芽。这比认为君王的权威与地位高于一切、君王可以无视人民的思想，毕竟要进步得多。
孟子甚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同上）——只有天下人都乐于他的政治，他才能成为天子。
还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王如果残害仁人义士，那他就不是君王了，而是“独夫”，人人可以诛杀他，这不叫弑君。民主色彩就更强烈、更鲜明。
这就影响了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人民反抗专制的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唐代柳宗元《送薛存义序》又把官员比作被百姓出钱雇佣的仆役，则几乎是现代民主国家“纳税人”与“公仆”的理念了。
3
主张行仁政、以德治国及处理国际关系，反对杀戮、战争
行仁政而反对暴政，是孔子、孟子一贯的主张，孔子有名言：“苛政猛于虎也。”孟子一再呼吁给农民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鸡豚狗彘之畜”，要求执政者“不违农时”，以保证百姓有起码的温饱生活。
秦始皇式的暴政是有识者历来所坚决批判反对的，因为残暴的政治必然导致民不聊生、民族分裂、社会动荡。这其中的是非利害,又为中外历史事实、成败兴衰所不断证明。
《老子》有名言：“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说战争危害农业，带来饥荒。《左传·隐公四年》说：“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说战争发动者必遭毁灭之灾。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明确地反对战争，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用搞好德政教化使敌方向往、归顺。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也要尽量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谋攻），以避免双方的损失。
对国内人民，反对靠杀戮、镇压制止对抗与犯罪，而主张让执政者行善修德以引导百姓向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就是说，要用官员本身的道德示范作用来影响、带动百姓，百姓自然向善。《孟子》也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些都是进步的内政外交的政治理念，意义深远。
4
主张爱人、博爱
很多民族、宗教都劝人向善，教人爱人，但理论各有不同。西方人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这很感人，但要借助于上帝。
而孔子主张推己及人：你自己不愿意遭受痛苦、凌辱，也不要施加给别人，这就是他的著名观念“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再进一步，你追求幸福，也让别人得到幸福，这就是孔子的另一个著名观念“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做到“恕”，就是善良人；做到“忠”，就是贤人；如果以爱人、助人为己任，就是仁人。从爱己到爱人，到实践“恕”“忠”，是一个飞跃：从自私的庸人变成了高尚的仁人。
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经》亦谓“博爱”，这就是不靠宗教而劝人向善的理论，是东方的智慧。
5
主张成为以天下人福祉为己任的高尚的人——士与君子
孔子对学生谈自己的志向，他要为社会上不同的人群谋幸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学生曾参主张，士要以爱人为己任，奋斗终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礼记》要求志士仁人树立人生目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北宋学者张载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为世界树立正义的理念，为人民的生命、生存负责，传承深奥珍贵的民族文化，开创永久的太平盛世。
这种高尚的价值观为历代知识分子树立了道德标准，也造就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士与君子。应该说，孔子及其弟子提出并阐述的士与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对中华传统道德乃至普世价值的巨大贡献。
6
注重个人品德知识的修养与完善
《礼记》规定大学（古代叫太学）的宗旨是“明明德，亲民（读为新民；民，人），止于至善”，即确立美德，更新人格，达到最完美。
而方式则是《礼记·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其学风、作风，则是“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其日新不倦的奋斗精神，即是《周易·乾》所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包容万众的广阔胸怀，即是《周易·坤》所提倡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此激励士与君子效法天地的特质，奋发自强，溥惠人类。
7
强调仁义重于生命
中国古代的先哲阐述志士仁人的生死观，是为仁义可以舍弃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孟子也有类似的话：“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思想鼓舞了中华民族旳志士仁人，激励其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成为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
南宋丞相文天祥就义后，妻子收尸，见衣带中有纸条，上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的例子不是个别的，许多烈士都取义成仁，践行了这种民族精神。
8
在人际关系中坚持真理，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即是对人对事，提出正确意见，以纠正不正确的，使达到正确与更完美，而非一味地随声附和。
孔子回答季康子问如何搞政治，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言外之意，因为统治者带头不正直，别人才不正直。又针对其忧虑盗贼猖獗，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等于直接谴责执政者因贪婪引起盗窃案件多发，而公然为被迫犯法的小民鸣不平。
这都是孔子坚持“和而不同”的典型例证。又足以证明，孔子在君主专制下，对于执政权贵的胡作非为与无能，敢于昌言怒骂，塑造了可贵的正直的民族性格。
9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提倡较为清醒的科学态度
但他认为人比鬼神重要，生比死重要，于是便以斥责口气，教子路先努力去研究、践行人事，了解、充实人生；而不要重视鬼神与死亡这类虚无缥缈、与人生关系不甚切近的事物。在科学不发达、迷信盛行的古代，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无疑是比较合理的。
战国时的荀子，就有了更为科学清晰的认识，他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他甚至提出了“人妖”的观念：“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耘耨失秽，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幷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迩，其灾甚惨。”
荀子所谓“人妖”，就是人祸。回顾中国及世界历史，这种“人妖”（人祸）不胜枚举，害人之烈，委实超过任何已知的“天灾”不啻十倍百倍（此类事世人之所耳熟能详，不烦一一覼缕也）。这种比较科学的自然观、天人观无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10
强调执政者个人素质、个人能力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精英人物的养成与选择
这个认识在《礼记·中庸》中是这样表述的：“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即是说，正确的治国方略只能靠具有高尚品德、高度智慧与治国才能的政治家去贯彻实现；无其人，正确的治国方略就实行不了——这就强调了领袖、精英人物对社会、人民的重要作用：其人若优秀，国家必兴盛，人民必富足，社会道德必高尚；其人若平庸，国家必停滞，民气必萎靡，社会道德必滑坡；其人若为奸雄或暴君，社会必有乱，人民必怨怼，社会道德必崩溃，而国民必遭惨烈之人祸（此类人有识者之所熟知，又不烦一一覼缕也）。
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古代，统治阶层明白君主的重要作用，为了治理好国家，避免惨烈的人祸，也防止大权旁落，他们早就注意培养明君。
《礼记·大学》就是对君王进行道德与施政教育的文章。它教帝王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並强调“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
其最后一句，意思是，执政者自己所爱好的（如奢华或放荡）与其命令下属的（如节俭或自律）相反的话，下属是不会服从的（其实，下属不但不会服从，反而会效尤而变本加厉。此又为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亦不烦一一覼缕也）。
这道理其实对于现代非专制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样适用，故此民主国家用法律及言论自由对领导人加以监督，要“把权力锁在笼子里”，说明他们也深明此理。
以上数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数千年来传承不绝，为海峡两岸与世界华人所共同信仰尊奉。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抨击的，是旧道德、旧文化中的糟粕，而并不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与旧道德。
兹举三例以证之：
一，鲁迅杂文《拿来主义》，主张对旧东西 （如大宅子）“占有，挑选”，非不敢沾边，也绝不“放一把火烧光”，“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
二，《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称赞柔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可见他不完全否认旧道德。
三，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所赞之人，正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历代知识分子、志士仁人，他本人当然也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联手造就的此类民族精英。
或谓国人不信宗教，故无所顾忌，不能自律；或谓国人无信仰（指对“非自然力”即神的笃信），故道德崩溃。
而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宣扬的“以仁爱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人生观世界观，对成为志士仁人的强烈追求与向往，对人内心的激励，并不比“死后上天堂”的信念對人的品德行为的约束力小。
而“信”者，相信也；“仰”者，尊崇也。相信、尊崇的，可以是物、人、学说，当然也可以是神——而岂必神？那种对“以仁爱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与仁人的信仰，也自然可以导致、养成高尚的道德。
中国社会当前道德崩溃自有原因（此事上文已略提及，本文不重点讨论）。以为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一无可取，甚至是中国积贫积弱之原因（此事本文也不重点讨论），也是没有道理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进步的世界文化、普世价值息息相通，相得益彰，又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重要部分的原因。
故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古为今用，有研究、学习、继承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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