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达先生，1931年8月出生于南京，原籍浙江东阳。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主攻宋元明清文学史，导师程千帆教授。遵师之教，走广博与专精统一、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结合的治学之路，严谨求真而敢于开拓创新。
在1957年12月号《文史哲》上，发表首篇论文《王安石诗初探》，得到学术界前辈冯沅君等好评。自“大跃进”风起，劳动成了“文科的专业”，批判白专道路，集体编教材，师生打擂台。本想每年写两篇达到发表水平的学术论文，毕业论文能充实为专著出版，因运动冲击，根本无法按既定计划从事学术研究。
毕业时，原分配到北大中文系任教，离校前夕，却突然被作为“右派”批判，然后下放劳动，再留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以观后效。这使吴先生意外获得博览典籍的良机。
一度奉系主任李健章先生之命，协助编写《宋元明清文学史》讲义，李先生“一字不改就印发了”，认为“业务上可用”，经党组织正式宣布：不划为右派，暂不宜发表署名文章。
1961年春，在严重饥荒、强调落实政策的背景下，始上讲坛任教。
虽然因为说了切中时弊的真话而被批判，但吴先生始终认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应该说真话，即便因此而“犯了错”也不后悔，不认为挨了批判就比别人矮了一截。“挺直脊梁做人，脚踏实地工作”，这是他的人生信条。
从1960年冬至1965年间，吴先生除写了大约60万字的元明清文学讲义外，在学术性的会议上，本着探求真理的态度，作过几次长篇发言。例如在古代文学教研室和1961届学生的会议上，作了《古典文学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
在全系教师会议上，对某位党内专家所作的《批判“时代精神”汇合论》的观点不愿苟同，当即作了《“时代精神”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表现》——与XXX同志商榷的发言。
吴先生认为，每当外敌入侵之时，昂扬的爱国主义，就成了全民的时代精神，在古代和近代文学中名篇甚多。某个阶级，在处于上升时期时，其文化思想具有蓬勃生机，也能体现时代精神。武王伐纣，以臣伐君，杀了昏暴之君，代表人民的意志；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思想，乃至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思想，都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岳飞、文天祥、于谦、林则徐等，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民族的脊梁。
在一次全系师生大会上，他发言指出，不能因批判《海瑞罢官》而否定历史上的清官海瑞。在1963年湖北省社联主办的学术年会上，作了《论〈牡丹亭〉的艺术特色》的报告，论文铅字排印散发，两家学术刊物本拟采用，被某“学术权威”说明原因而作罢。
这大概就是内定右派控制使用的意思。系领导出于政治运动的需要，居然将在课堂上讲《牡丹亭》受学生好评也当作反面典型加以批判，“文革”期间，还将此批判材料散发全校。
1972年回到教学工作岗位，重理旧业。1973年和1975年，先后受校图书馆工作人员马克昌先生之邀，向全校师生作了关于《红楼梦》、《水浒传》的报告，属于纯学术性的讲座，未受任何政治风向的干扰。马先生之举，成了“老右请老右”的佳话，组织上似乎也乐观其成，顺水推舟。
当科教事业的春天到来之时，距吴先生发表首篇论文已有二十年之久。二十年不能发表学术论文，这种情形在吴先生这一代和他的老师一辈中，并非罕见。
在那二十年间，除了受惩罚性的监督劳动期间和进“五七干校”牛棚改造，前后约八年光景，无法读书、写作之外，其余十多年，毕竟是个大学教师，必须从事教学、科研，需要认真读书、独立思考，不断充实、提高自己。
作为教师，讲课受学生欢迎，就是吴先生的幸福；纵有苦恼、冤屈，一上讲台，就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了，所以很乐意讲课。学者的人生价值，固然需要通过发表论著展示出来，反观那个年代出版的论著，涉及古代文学领域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又有多少呢？
大环境的气氛，大批判的文风，身在其中，为文著书，想摆脱此风影响，恐怕也不容易，这就是所谓时代的局限性。有些众所周知的文豪，竟投人所好，违心著书，信口雌黄，传为笑柄，又何苦呢！这样看来，二十年不发表一篇文章，也非什么坏事。
久经风雨，吴先生更珍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局面。记得在一次回答关于《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出版的采访中，吴先生曾经说过：“反思人生历程，从‘反右’到‘文革’终结，蹉跎岁月，创造力最旺盛的二十年，想有所作为而不可能。如今，恰逢盛世修典，正是以所学报国之时，这既是挑战，亦是机遇，应把握时机，竭馀生之绵薄，做点有益的实事。”
1977年夏，应《长江文艺》编辑部之邀，中文系派吴志达和陈美兰二位老师撰写评长篇小说《李自成》的文章，吴先生的选题是《大起大落，波澜壮阔——评〈李自成〉的艺术结构》，以“钟平”（意即中文系评论组）的笔名，发表在《延河》杂志1978年第2期。
1978年冬，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学校改正“反右扩大化”错误，撤销了共青团内对吴先生的处分。当年《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发表了其署名文章《关于元杂剧的几个问题》。
解脱了头上无形的紧箍咒，怀着以学术报国之心，奋发耕耘，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论文近百篇，为他人著述作《序》多种。《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论宋江形象的塑造》、《沈祖棻评传》等，分别获中国《水浒》学会和湖北省文学学会优秀论文奖。《古小说探源》、《现实主义在唐人传奇中的表现》等文章，在人大复印资料上转载或《新华文摘》上摘要刊出。
1979年为研究生编写的《唐人传奇探说》讲义，应邀改写成《唐人传奇》，于1981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1981年度武汉大学科研成果二等奖。此书先后在日本、新加坡、韩国及我国台北出版，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
吴先生科研方向的重点，是中国文言小说史和元明清文学。担任多卷本《文言小说》执行主编，并负责选注《元明清文言小说》，1987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为撰著文言小说史而作的资料准备工作。
“七五”期间，承担了国家教委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中国文言小说史》，倾十年之功完成这一专著。程千帆先生在其《序》中，对作者的人品及其求真创新、独抒己见的治学理念，备加赞许。
此书199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颇受学术界瞩目，报纸刊物上发表书评多篇，对其史裁、史识、史家风度及其严谨而善于开拓的学风，多所称道。先后获武汉大学第八届、湖北省政府2001年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
先此承担国家教委文科教材编写项目《明清文学史·明代卷》，1991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几度重印，为多所高校采用，获武汉大学优秀教材二等奖、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奖三等奖。
此外，校注古典名著《水浒传》，点校《东周列国志》及《元散曲新选》等，分别由岳麓书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参加教研室的集体项目《新选唐诗三百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多达上百万册。吴先生认为选本不是绝对不能搞，关键在于要打造精品，对读者负责，由于当时思想还欠解放，有些名篇没有入选，篇目需适度调整；至于科研的重点，当然要放在学术专著上。
因指导研究生工作成绩显著，吴先生《尽心竭力为祖国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获武汉大学首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从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历任中国《水浒》学会、《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诸学会常务理事或理事，《水浒争鸣》副主编，湖北省《水浒》学会、《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等。担任电视连续剧《诸葛亮》文学顾问，对当事者虑及某种因素，删去《七擒孟获》情节，颇不以为然。
从1994年以来，被聘为武汉大学校长教学工作顾问，连任三届。兼任中国明代文学学会顾问。
受《中华大典》工委会、编委会之聘，自1995年起任《明清文学分典》主编。
这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大型文化工程，含明文学部一、明文学部二、清文学部一、清文学部二、清文学部三，共五个分卷，计1200万字。其编纂历时十一年，集30余位学者之力，引用书目3000余种，收录资料所涉及的文献数量约9亿字。
这是一部系统汇辑明清文学研究资料的大型类书，对明清文学史、思想史、传统史学、传世典籍研究诸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于2005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是吴先生退休之后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
2010年6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志达先生的《明代文学与文化》一书。这部书，洋洋六十万字，对有明三百年间文学与文化的特质及其升降盛衰的状况、原因，作了深入论述，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立论严谨，资料翔实，是研究明代文学及文化的一部力作。
从2010年年到2012年，吴先生的主要精力花在修订程千帆先生的《元代文学史讲义》上。程千帆先生在武大讲授《宋元文学史》元代部分的讲义，当年因“反右”运动而中止，原稿约十万字。
而定稿的《元代文学史》，则长达二十余万字，规模扩展了一倍以上。吴先生所做的工作，除了增写第十一章《话本与文言小说》、第十二章《元代诗文》外，还补写了绪论、第一章《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第三章《白朴和马致远》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并根据近三十年来的学术进展对其他部分做了或多或少的修订。
全书的注释也是新增的，目的是尽可能提供完整的学术信息。在吴先生看来，他的修订不只是为了完成一部文学史著作，也是为了纪念程千帆先生，尽一份弟子对先师的心意。经吴先生悉心修订的《元代文学史》，2013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人可能难以理解，耄耋之人，为何还要埋头读书、写作？吴先生有一种潜意识，想把那段失去的时光，争些回来。岁月不会倒流，青春年华难以复返，只能以勤补拙。
他时常提到千帆先生为勉励抓紧《大典》工作所赠对联：“恪勤在朝夕；俯仰愧今古”，总想以勤奋耕耘作为回答。当然也不是终日伏案，他对国内外大事也常萦绕于怀，现当代的文坛状况、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都感兴趣，还坚持锻炼身体。
关于理论思维，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吴先生自有其主张。他认为应以中国传统的文论为主，吸收外国某些合理的文艺理论，与中国的文论融汇一体，反对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
曾几次提及反对“新太学体”的文风，强调文贵清新自然，如行云流水，具有朴素通畅、不假雕琢的天然之美，在论述中饱含感情，理与情溶化一气。最好能从作品中抽象出理论，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有真正的理论创新，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