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惊悉张锦池先生于2020年9月27日17时55分仙逝，深感哀痛。本号特刊发先生弟子所写的一组纪念文章，以表哀思。
吴光正倡议编一本书以念张老师授业之恩。这是一件组织大家呈现心意的事情。其实，在张老师而言，学生弟子这样做只能说是一种无所谓的安慰。因为，如他老人家现今的晚年状况，功名声望已若浮云，一切已淡淡远去。
那日在张老师家取完书，准备离开，看敬爱的，曾语惊四座，驰骋杏坛的老师默默伫立在一边，如枯藤老树，静静地看着弟子们摆弄搬走曾伴随他孜孜以求，呕心沥血一生的书籍，表情复杂，辞以难喻，嗒然若丧，近乎呆滞。
我的内心在刹那间涌动起一阵难以抑制的伤感与凄凉。我的老师啊！
我79年入学在师大中文系。记得那时的学习是很用功的。在大二时已渐渐悟出上课老师们的学术底蕴，觉得老师们人都挺好的，但水平差异悬殊。
许多教师由于文革，由于留校任教的教师标准强调政治，真正有学术见解的教师不多。虽然学生们肚子里空空，却对话语陈旧，讲课依然用文革前教案，照本宣科的老师颇多不满。
相形之下，张老师的《红楼梦专题》令人耳目一新，老师讲课时神采飞扬，妙语迭出，效果极佳。后来，我慢慢明白，大学教学必须与科研并行，否则一生平平。
由于崇拜张老师，读书时经常帮张老师誊写文稿，因为他的文章只是一遍稿。有时抄不过来就找同学帮忙。
毕业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2004年我已评上教授去看他，老师希望我考博，于是我就成了刘敬圻、张锦池老师的博士。这说的是直接的缘分。
再说说间接地缘分。我老家在绥化，与77级的崔子恩是绥铁一中校友同乡。当时，崔想考张老师研究生，他让我陪他去，他说他不熟悉张老师。
当时，张老师不在家，我见张老师母亲在楼下劈柈子，我赶紧上前伸手拿过斧子劈柴，崔也赶上去帮忙。劈完了往楼上抱时老师回来了。自那后，崔经常去见老师，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估计，如今，名震遐迩的崔子恩早已忘记他当时的忐忑揣揣，极担心被老师冷落的窘态。
近五六年来，老师身边能帮忙的常依赖的是孙志刚与赵春辉。志刚是我的好朋友，当年与我商量想考张老师的博士，我积极鼓励他，并将我的体会告诉他，帮他备考，将我的《金瓶梅》借给他。
2010年，我们一起去重庆开会，每天会后都是宅在房间里讨论《金瓶梅》。志刚执拗地问我问题，问得我头脑空空，最后我已经说不出什么了，知道的，理解的都说没了。对志刚，我是尽朋友之情；对老师也算是间接地帮助。因为，老师家里一些大事志刚总是到场，几乎是老师、师母出行的专职司机。
认识春辉是因为他租我家的房子，第一次见面他将他在三中讲专题的提纲给我看，是关于古代小说的，我当时感到春辉与一般中学老师比，有一股坚韧的专劲儿。只是对古代小说的理解有点民间化。因此，很欣赏他。
当他报考博士时，遇到障碍了，打电话向我求助，我安慰他说找找人疏通一下。后来起作用了，使他顺利报考。在他读博期间，常伴随老师左右，有时住在老师那里，几次聚会都参与组织。于今想来，一切都是缘分。历史常常是偶然的因缘汇集而成。
说到论文，在当时主要是刘老师指导下完成的。但话说回来，当年是张老师让我考刘老师，他说，师大毕业的考黑大。
不说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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