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惊悉张锦池先生于2020年9月27日17时55分仙逝,深感哀痛。本号特刊发先生弟子所写的一组纪念文章,以表哀思。
吴光正倡议编一本书以念张老师授业之恩。这是一件组织大家呈现心意的事情。其实,在张老师而言,学生弟子这样做只能说是一种无所谓的安慰。因为,如他老人家现今的晚年状况,功名声望已若浮云,一切已淡淡远去。
那日在张老师家取完书,准备离开,看敬爱的,曾语惊四座,驰骋杏坛的老师默默伫立在一边,如枯藤老树,静静地看着弟子们摆弄搬走曾伴随他孜孜以求,呕心沥血一生的书籍,表情复杂,辞以难喻,嗒然若丧,近乎呆滞。
我的内心在刹那间涌动起一阵难以抑制的伤感与凄凉。我的老师啊!
我79年入学在师大中文系。记得那时的学习是很用功的。在大二时已渐渐悟出上课老师们的学术底蕴,觉得老师们人都挺好的,但水平差异悬殊。
许多教师由于文革,由于留校任教的教师标准强调政治,真正有学术见解的教师不多。虽然学生们肚子里空空,却对话语陈旧,讲课依然用文革前教案,照本宣科的老师颇多不满。
相形之下,张老师的《红楼梦专题》令人耳目一新,老师讲课时神采飞扬,妙语迭出,效果极佳。后来,我慢慢明白,大学教学必须与科研并行,否则一生平平。
由于崇拜张老师,读书时经常帮张老师誊写文稿,因为他的文章只是一遍稿。有时抄不过来就找同学帮忙。
毕业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2004年我已评上教授去看他,老师希望我考博,于是我就成了刘敬圻、张锦池老师的博士。这说的是直接的缘分。
再说说间接地缘分。我老家在绥化,与77级的崔子恩是绥铁一中校友同乡。当时,崔想考张老师研究生,他让我陪他去,他说他不熟悉张老师。
当时,张老师不在家,我见张老师母亲在楼下劈柈子,我赶紧上前伸手拿过斧子劈柴,崔也赶上去帮忙。劈完了往楼上抱时老师回来了。自那后,崔经常去见老师,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估计,如今,名震遐迩的崔子恩早已忘记他当时的忐忑揣揣,极担心被老师冷落的窘态。
近五六年来,老师身边能帮忙的常依赖的是孙志刚与赵春辉。志刚是我的好朋友,当年与我商量想考张老师的博士,我积极鼓励他,并将我的体会告诉他,帮他备考,将我的《金瓶梅》借给他。
2010年,我们一起去重庆开会,每天会后都是宅在房间里讨论《金瓶梅》。志刚执拗地问我问题,问得我头脑空空,最后我已经说不出什么了,知道的,理解的都说没了。对志刚,我是尽朋友之情;对老师也算是间接地帮助。因为,老师家里一些大事志刚总是到场,几乎是老师、师母出行的专职司机。
认识春辉是因为他租我家的房子,第一次见面他将他在三中讲专题的提纲给我看,是关于古代小说的,我当时感到春辉与一般中学老师比,有一股坚韧的专劲儿。只是对古代小说的理解有点民间化。因此,很欣赏他。
当他报考博士时,遇到障碍了,打电话向我求助,我安慰他说找找人疏通一下。后来起作用了,使他顺利报考。在他读博期间,常伴随老师左右,有时住在老师那里,几次聚会都参与组织。于今想来,一切都是缘分。历史常常是偶然的因缘汇集而成。
说到论文,在当时主要是刘老师指导下完成的。但话说回来,当年是张老师让我考刘老师,他说,师大毕业的考黑大。
不说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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