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灵均：从胡适的书法说开去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影响深远。但近年以来，红学界对于胡适红学论著的评价争议非常大。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在2020年9月份的“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安徽站）”文献展览活动中，我看到了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的手稿。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手稿

面对先贤墨迹，我想说：胡适是位思想家、大学者，却不是书法家。众所周知，胡适的生活年代，仍属于毛笔文化时代。但从书法造诣的角度来看，胡适的书法水平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却算不得是书家。胡适书法属于晚清民国的“善书者”，不足称其为“书家”。

胡适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不意味着他的书法成就也代表着时代的高水平（沈尹默云：凡是谨收笔法，无一点画不合者，即是书家，若钟、王以至于文、董诸公皆是。善书者则不必如此严格对待，凡古近学者，文人、儒将、隐士、道流等，有修持，有襟抱，有才略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可看的字，但以笔法绳之，往往不能尽合，只能玩其丰神意趣，不能供人学习）。

胡适最早在1927年收藏了“甲戌本”，并在1928年撰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脂砚斋评本”才正式进入了“红学”的视野。后来，陆续有多种脂砚斋评本及其相关材料的发现，推进了红学的发展，也随之产生了不小争议。

甲戌本《红楼梦》

胡适看过“甲戌本”原件后，深信其是海内外最古老的手抄本。红学界一般认为，胡适对这部手抄本的抄写年代判断有误。“甲戌本”不是乾隆甲戌年间的手抄本，而是之后的过录本。当然红学界是从版本、文字校勘等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

胡适的书法仅是“善书者”的水平，并没有着意在书法方面下功夫，晚清民国之际，碑派书法比较盛行，胡适的字迹中明显受到碑派书法的影响。晚年胡适在美国时，还给张充和题过字，结果张充和一下子就看出了他曾学过郑孝胥的字。

可惜，胡适的书法仅是浅尝辄止，没有进一步上溯北碑等经典（郑孝胥是晚清民国的碑派大家），故而仅是“善书者”。

胡适手迹

“甲戌本”的字迹，是典型的晚清民国流行书风，有北碑意味，写得很一般，甚至有点稚嫩，不可能是乾隆时期的抄本。

这也可以印证红学界一些学者对于“甲戌本”抄写年代的考证。而胡适由于缺乏书学的修养，甲戌本在他手中保存了数十年，竟然对此视而不察，坚持错误观点至死不改。

启功从纸张、墨色看出北师大新发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大致是民国年间的产物，与后来红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吻合。

启功题红楼梦诗

启功说过，他看过红楼梦的程高刻本，对脂砚斋评本一点研究也没有，曾得到过一部列宁格勒本的石头记影印本，还送人了云云。

窃以为：这些脂砚斋评本的抄写水平太低了，胡适的“甲戌本”在其中还算是书写水平较高的一种。故而书画鉴定巨擘、书法家启元白自然对此也难以提起兴致，更不可能对这些脂砚斋评本“细加厘剔，截长补短”了！

俞平伯晚年撰文《宗师的掌心》慨叹 ：“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

俞平伯的话虽然有调侃和悲凉的意味，却也道出了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地位：胡适推动了红学的发展，也给后人带来了不少的争论话题。

俞平伯书《红楼梦题词》

我们对于胡适的红学成果，自然不能像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运动那样一概斥为“胡说”，也不能当做“金科玉律”从而一成不变。胡适的红学论著深刻地影响着近百年来的红学研究的路径。二十一世纪红学的进展，更离不开对胡适红学遗产全面辩证的剖析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