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影响深远。但近年以来,红学界对于胡适红学论著的评价争议非常大。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在2020年9月份的“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安徽站)”文献展览活动中,我看到了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的手稿。
面对先贤墨迹,我想说:胡适是位思想家、大学者,却不是书法家。众所周知,胡适的生活年代,仍属于毛笔文化时代。但从书法造诣的角度来看,胡适的书法水平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却算不得是书家。胡适书法属于晚清民国的“善书者”,不足称其为“书家”。
胡适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不意味着他的书法成就也代表着时代的高水平(沈尹默云:凡是谨收笔法,无一点画不合者,即是书家,若钟、王以至于文、董诸公皆是。善书者则不必如此严格对待,凡古近学者,文人、儒将、隐士、道流等,有修持,有襟抱,有才略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可看的字,但以笔法绳之,往往不能尽合,只能玩其丰神意趣,不能供人学习)。
胡适最早在1927年收藏了“甲戌本”,并在1928年撰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脂砚斋评本”才正式进入了“红学”的视野。后来,陆续有多种脂砚斋评本及其相关材料的发现,推进了红学的发展,也随之产生了不小争议。
胡适看过“甲戌本”原件后,深信其是海内外最古老的手抄本。红学界一般认为,胡适对这部手抄本的抄写年代判断有误。“甲戌本”不是乾隆甲戌年间的手抄本,而是之后的过录本。当然红学界是从版本、文字校勘等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
胡适的书法仅是“善书者”的水平,并没有着意在书法方面下功夫,晚清民国之际,碑派书法比较盛行,胡适的字迹中明显受到碑派书法的影响。晚年胡适在美国时,还给张充和题过字,结果张充和一下子就看出了他曾学过郑孝胥的字。
可惜,胡适的书法仅是浅尝辄止,没有进一步上溯北碑等经典(郑孝胥是晚清民国的碑派大家),故而仅是“善书者”。
“甲戌本”的字迹,是典型的晚清民国流行书风,有北碑意味,写得很一般,甚至有点稚嫩,不可能是乾隆时期的抄本。
这也可以印证红学界一些学者对于“甲戌本”抄写年代的考证。而胡适由于缺乏书学的修养,甲戌本在他手中保存了数十年,竟然对此视而不察,坚持错误观点至死不改。
启功从纸张、墨色看出北师大新发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大致是民国年间的产物,与后来红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吻合。
启功说过,他看过红楼梦的程高刻本,对脂砚斋评本一点研究也没有,曾得到过一部列宁格勒本的石头记影印本,还送人了云云。
窃以为:这些脂砚斋评本的抄写水平太低了,胡适的“甲戌本”在其中还算是书写水平较高的一种。故而书画鉴定巨擘、书法家启元白自然对此也难以提起兴致,更不可能对这些脂砚斋评本“细加厘剔,截长补短”了!
俞平伯晚年撰文《宗师的掌心》慨叹 :“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
俞平伯的话虽然有调侃和悲凉的意味,却也道出了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地位:胡适推动了红学的发展,也给后人带来了不少的争论话题。
我们对于胡适的红学成果,自然不能像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运动那样一概斥为“胡说”,也不能当做“金科玉律”从而一成不变。胡适的红学论著深刻地影响着近百年来的红学研究的路径。二十一世纪红学的进展,更离不开对胡适红学遗产全面辩证的剖析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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