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按：
时光如白驹过隙，屈指一算，与《西游记》研究结缘倏忽已有四十年。其间心之收放，学之得失，均可查寻，无需我这当事人操心，但有些在师友之间发生的，牵涉某些也许还值得一说的往事或者学术问题，却是需要静心想一想然后记下的。故有此系列短文。
称以下几位为“奇人”，乃是指其专长并不在此，但却对《西游记》研究或推进有功，或所见卓异。
胡小伟先生似乎身体挺好，常见到他行走南北的消息，但在2014年春节前几天（1月20日）听到的却是噩耗——因脑溢血而去世，享年仅69岁。
这结果颇为突然但却又不太意外，因为他身材够健壮，声音够洪亮，又好点烈酒，酒后的脸色往往近似于枣红，配上一绺长须，酷似他钟情景仰的关云长关二爷，这种气质形象，从医学上说与脑溢血往往距离更近。
且看文献关于胡小伟先生的介绍：
胡小伟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是经常出镜的，身份早前常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后来则往往直接冠以“文化学者”四个字，应该说非常“著名”。
记得有次他来淮安，我陪他去看坐落在清代河道帅府旧址内（今城南公园）明末建设的关公庙，那是一个周日，公园内并不喧嚣也就是人并不太多，但居然前后有三位路人认出了“胡先生”，其中一位还是在公园里做工程的扬州古建公司工头，可见他的辨识度之高，我当时笑说：“你干脆改行做主持人得了”。
他经常作为嘉宾或者主持人侃侃而谈的，以民俗和关公研究为常见，从可查的资料看，几乎看不出与《西游记》有何关系；甚至在他数百万字的著述中，也搜不出多少关于《西游记》的文字。
然而他又确实与近几十年的《西游记》研究密不可分。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研究逐步开始了回归之旅，1982年10月金秋，“第一届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淮安·连云港召开。
这是至今仍值得纪念谈说的一次盛会，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为号召，以淮安、连云港两地政府为支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游记》的各路大仙云集影从，包括李希凡、季镇淮、何满子、朱一玄、苏兴、黄裳、刘荫柏诸位先生在内有一百数十多位学者莅会。
社科院文学所的陈毓罴先生自然是会议的主导者之一，而陈先生背后还有一位器宇轩昂的年轻人——他的研究生胡小伟。当时我是正经论文经审的会议正式代表，但毕竟只是刚走出校门的新科毕业生，难免腼腆，因此整个会议期间大多敬畏而安静地坐在最后几排，甚至都没有挨到胡小伟的身边；而小伟先生，或许也是囿于在读身份，囿于导师在场，也算不显山不露水，沉稳内敛。
但是到了1986年在浙江普陀山由舟山师专召开的第二届会上，胡小伟和李时人、曹炳建等几位青年才俊逐步引导了会议的话语权，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显得异常活跃。
小伟先生当时已经在社科院文学所入编工作，这本身就是身份的标志，加上正入壮年，其形既昂昂，其气又赳赳，俨然已是新的意见领袖。
在这届会上，各路大神提出了组建“西游记学会”的倡议，并议出了一个组委会名单，名单当然还是大神领衔，但小伟先生被议定为秘书，公推由他和北京的一批学者着手具体事宜。
之后很长时间成立学会的事情没有实质进展，到1989年之后事情便毫无挽回余地地黄了——所有政策当时都收紧了，以致后来朋友们半开玩笑式地指责小伟办事不力，耽误了最佳时期；而小伟先生则面红耳赤甚至有些嗫嚅慌乱地申辩：“忙！”——真忙得不可开交吗？未必，只不过他不肯说出真正的原因罢了。
经过十几年的沉寂，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西游记》研究在再次出现复兴的势头，尤其是在江苏。
从2001年开始到后来丁振海先生为会长的西游记文化研究会成立为止，不足十年之内，淮阴师院、河南大学、盱眙县政府、淮安区政府、江苏海洋大学（前身为淮海工学院）、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会等单位三三两两、分分合合先后举办了7次规模不等的《西游记》学术研讨会，其中河南大学和江苏海洋大学承办的还是经过报批的国际会议。
这些不同形式的学术聚会，无一例外都会提到对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渴求。于是在江苏海洋大学举办2006年学术研讨会的前后，建立正式组织“全国西游记学会”的倡议再次被提出，并形成了一个以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萧相恺、王学均、南京大学苗怀明、河南大学曹炳建、江苏海洋大学徐习军、淮阴师范学院蔡铁鹰组成的筹备小组——后来补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竺洪波、辽宁大学胡胜、江苏特殊教育学院杨俊，在得到各所在单位授权后正式展开成立全国性西游记研究学术组织的申报。
考虑到申报过程可能会时日长久，为不影响继续召集新的研讨，筹备小组沿袭了一个很有弹性的名称“西游记研究高端论坛”——各单位召集的学术会议循序冠以年号即可。
应该说，那些年以论坛形式出现的《西游记》研究传承有序，成果迭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就是至今一些学术单位的研讨仍延续为“20XX西游记研究高端论坛”的原因。
在上述的近十年时间里，胡小伟先生参加了大部分学术会议，还和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所长汤晓青女士、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刘荫柏先生一起受邀参加了筹备组的活动，并以各种形式奔走呼号。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筹备组的锣鼓尚未敲圆，民政部已于2007年批复成立了一个一级学会即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西游记文化研究会”，但物是人非，这个新批复的研究会与上述“西游记高端论坛”的筹备完全无关，其要职人员虽不陌生——会长丁振海（原《人民日报·海外版》主编）、副会长詹福瑞（时任国家图书馆书记）、陈洪（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竺青（时任《文学遗产》编辑部主任）、方宁（时任《文艺研究》副主编）、章金莱（著名演员六小龄童）等，都是耳熟能详的学术（艺术）大家；但总归又有点隔膜，因为他们并不经常出入《西游记》研究领域。
不过这并不是问题，“西游记研究高端论坛”筹备的初衷，也不在于山头的归属，既然已经有了钦赐的组织，大家归顺就是了。
此后至今十余年，曾试图筹备《西游记》研究论坛的各学术单位与西游记文化研究会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一步步地推进了《西游记》的研究。
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会秘书长、原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祁连仲先生，此公为人爽直热情，礼贤敬士，不仅对《西游记》研究热心，符合学会领导者组织者的素质，且有协调各方的心意和能力，符合秘书长的身份，数次往返淮安、连云港和顺昌等地，对各地举办的大小学术活动、文化活动给与了重要的支持，也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此为后话，亦为佳话。
回到小伟先生的承担与失落。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游记学会”错过最佳申报时机和后来“西游记研究高端论坛”的申报无果，原因并不在于小伟先生的懈怠，后来知道了一些微妙的人际关系问题，还有学术领域官本位的问题，那可都是小伟先生未必能摆平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数奇”（语出袁宏道《徐文长传》，指命运不好）。
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身负厚望的小伟先生未能使众多愿意追随他的研究者如愿，但他喜欢《西游记》研究，喜欢与研究《西游记》的人做朋友，这些年扛着他内心其实明白做不到的使命，也算忍辱负重蹒跚前行，这就足够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称他是“西游奇人”的一个原因。
我们这些曾经在论坛里切磋过的同道者，都很感谢他，也很愧疚，因为我们给他提出了难以做到的使命，增加了他内心难以对他人道的压力。
这就要说到小伟先生的性格。这个似乎和学术无关，但现在却是我们的重要话题。
首先是义气。
小伟先生被我称为奇人，其实更多的是基于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主要学术方向在关公文化研究，在那里他的成就和人脉要强很多，有次参观山西解州关公家庙，有位老先生指着他的背影说：“可惜他不姓关。”言外之意，我们都听懂了，于是众人哈哈一场。
我一直在想，究竟是小伟先生和关二爷天生有点契合，还是他专心模仿了关二爷？或许两者都有？！反正我们觉得他们有点像。
在经常切磋《西游记》的朋友圈里，小伟先生是精神领袖，因为他愿意与所有研究《西游记》的朋友们交往，不管对方的学术水平如何，年龄高低，也不管准备发表的意见有多不中听，他都不敷衍不藐视；对低等级高校、地方文史研究者甚至民科，他都作为朋友交往，比如与淮阴师范学院、淮海工学院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与淮安的刘怀玉先生、连云港的李洪甫先生，都交成了极好的朋友，早些年，西游学界通过这二位沟通地方领导，在两地安排了不少学术活动，很好地促进了那一时期的《西游记》研究。
但是发炮批评涉及学术界成名人物时，他的言辞往往过于直率，“特立独行”（毛佩琦语），会涉及面子甚至更复杂的问题，这也是他的人际关系有点特别的原因所在。
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有人说，小伟个性强悍，不懂圆转，锄强扶弱、嫉恶如仇，甚至一些不算是“恶”的个人品质也会被他鄙视；而反过来，他又被他人认为是“恶人”。
我不知道这其中的详情，所以不便评论，但觉得我和《西游记》研究圈子里的朋友们都认可他的义气和他对于《西游记》研究的热心推动。
其次是豪爽。
小伟先生大嗓门，善言辞，见多识广且通晓社会各界包括官场的门道，因此在和各式人等打交道时，游刃有余，这也是他推动《西游记》有功有劳的原因。
前些年，科研经费的渠道不够完善也不很透明，很多时候要看个人的态度，且高校的经费紧张，筹备活动往往需要地方政府的资助，因此公关事实上就有微妙的作用。当然需要各地热心者做好先期工作，待到即将拍板，也就是邀请小伟先生出场的时候。
他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身份自然对领导们有点吸引力，因为来自京城，自会得到尊重；但更多时候起作用的是他儒雅自带仙气的中式对襟和一绺长须，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中国的学者应该就是这个范儿，尊重油然而生。再加上他的酒量不小，酒品更好，这也深得赞赏。
说到酒，各地宴席上不缺这东西，摆上来的至少都是有说道的地方好酒，但小伟往往摆手摇头，提出要来点二锅头，甚至直接就揣上一瓶二锅头带到酒席上，就拿着这六十度的东西与人对饮。然后，没有然后呢，事情就成功了。
想当年，一向关心《西游记》研究并亲力亲为的上海古籍出版社高级编审何满子先生，每临会议开席，不管桌上是否有酒，不管他人酒风酒品如何，他老先生都会从袋里掏出一个二两装的竹叶青小瓶，啜上几口，让一身的儒雅仙气飘出来；而小伟则是用唯恐不烈的二锅头把豪爽从儒雅仙气中拔出来。
揣测小伟先生最后的离去恐怕和酒有关系，而我还在这回忆文章中赞赏他的豪气，也算揭他的老底，未免不太地道。善哉，善哉，不为尊者讳也！
小伟先生这个性格是如何形成的？我一向相信人的性格形成和环境和经历有关。
关于小伟先生的简历，网上可以查到一些：曾经在著名作家苏叔阳先生的班上读过书，与著名学者毛佩琦是同学，曾经下过乡，做过铁路工人，后来于1978年考上社科院研究生等等。
这些似乎不需要我来介绍，一来我和小伟先生交往多年，也认识了他的夫人于洪笙大姐，但话题只有《西游记》，从未谈过个人的家事。二来这些也不能做圆满的解释，包括后来收到过其子胡泊编撰的纪念文集，知道了很多小伟先生青年时期的往事，但我觉得这些还是不能解释小伟先生性格的形成。
然而有一条线索引起了我的注意。以前有些朋友说，小伟先生出生于高干家庭，因此天生傲骨傲气，目中无人。当时因不了解小伟先生的家世，我对这话并无太大反应——我与其交往，是因为《西游记》，与他高干身份何干？
但后来看了胡泊整理的纪念文集，才觉得事情是真得那么可能，性格真的有遗传的可能。下面我就小伟先生的性格问题也“八卦”一下，这“八卦”的意思是指与《西游记》研究相对而言距离较远，具有戏剧性、文学性，但材料完全是真实的，在网络上及有关官私记录中不难找到。
据说，胡家是四川渠县的大户，祖上因经商起家，经济实力雄厚。但胡家公子胡春蒲（小伟先生的父亲）却思想进步，毁家革命，利用袍哥组织为掩护，暗中支持中央苏区红军。
1935年，经时任上海临时中央代理书记王世英介绍，胡春蒲加入共产党并接受培训，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即最早的中共特工，后受命利用胡家公子的身份和在国民党上层的人脉关系从事地下活动，接受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等的直接领导。
胡春蒲曾在中山大学读书，其间得到了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并在中山大学兼任教授的重要人物黄季陆的赏识。
资料称，“黄季陆在国民党中属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型官员，其政治选择非人生依附而是个人判断，与人交往爱德才重情义而非党同伐异”，他一眼看上胡春浦，并始终如一地给以信任和帮助，以致到不计政治厉害的程度。这种超政治的个人交情，在胡春浦革命生涯的一系列关键时刻起了重大作用。
胡春蒲后来一直既担任黄季陆的幕僚，又为他经营煤矿，如鱼得水。其间胡春蒲因为“鼓动兵变”，多次被追捕，两次入狱，但都因人脉强硬而有惊无险。
资料说，胡春浦被关审后，黄季陆回成都过问，要国民党军统统调室主任当面向胡春浦表示道歉，又把没收的党证退还他。胡春浦索性发脾气，趁势将党证一摔，撂下一句:老子永远不当国民党员了!
这简直就是暗战影视剧中的场景。四川袍哥的传统、胡家的家世财产和、胡春蒲的毁家革行为、黄季陆的政治风格和赏识，其中都共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文化背景，脑补一下，就可以想象胡春浦公开面貌中的政治依附、江湖义气、广泛人脉和公子作派。
小伟先生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1945年抗战胜利时。（因此他名字中的“伟”，家人认为应解读为“V”，即victory，胜利！）
故事还没完。抗战胜利后，胡春浦以大商号老板、社会贤达的身份周旋于上流社会，广泛结交拉拢各种身份和政治态度的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商号也成了共产党非常活跃的一处地下工作站。
1947年，因牵涉国民党体制内的矛盾（掩护身份起了作用），保密局西南特区负责人徐远举（《红岩》中的徐鹏飞）亲自带着一帮人坐飞机到成都将胡春浦抓捕。罪名是：共党嫌疑。
这当然不是捏造，但军统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只能把他关在白公馆里（后转入渣滓洞）审查，胡老先生就此成了白公馆、渣滓洞里的特殊囚犯：
他面前既有体制内的仇敌，背后又有强大的关系背景；说他是共党，却没有证据；他是囚犯，但管理他的人却曾经是同行甚至是同僚；他一袭长袍，挥金如土，摆足架子，拿够排场，施展人格魅力和公关手段，为自己争取了相当自由的待遇，又乘机为其他共产党囚犯争取了生活条件的改善，甚至开办了狱中图书馆、合作社、互助社；他自称为"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合法地煽动囚犯“罢饭”“翻供”，并在此其中形成了地下党组织，他和《红岩》中许云峰、刘思扬、黄显声等人物的原型，都是狱中党组织的领导，差别就在于胡春蒲后来提前被国民党内的势力营救出狱。
出狱后，胡老先生以解放军司令的新身份，动用人脉，促成了成都的和平解放。
这时我想起前几年非常火的一部谍战电视剧《风筝》，其中主角、身为军统头目但其实是中共特工的六哥郑耀先，简直就是从胡春蒲老先生处借了身份，后来郑耀先狱中的精彩，活脱脱就出自胡春蒲老先生。
能把脑袋提在手上在国民党上层长袖善舞，能面对杀人不眨眼的军统从容建设从事地下工作，能在白公馆、渣滓洞做了两年的特殊囚犯又全身而退，这需要何等的政治智慧、丰富经历和人格魅力？
胡春蒲老先生膝下，有豪爽义气的小伟，还奇怪吗？
说小伟先生研究《西游记》的文字不多，乃是相对而言，一是相对于他的关公研究和民俗研究，二是相对于我等的滥而不精。
让我称“奇”的是他的意见往往出人意表却又准确精到，有相当的前瞻性：得益于在古代哲学、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广泛学养，他对于《西游记》研究视野显得非常开阔，往往涉及多领域，其间隐秘的关系都会得到他的解释和揭示；得益于他对古代文献极具个性的领悟、解读和信手拈来的引证，其意见往往发人之所未言。
他有一篇《从<至元辨伪录>到<西游记>》（《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1期），从元代统治上层组织和支持的一场佛道哲学辩论开始，谈三教文化的争斗和嬗变对《西游记》故事形成的推动和影响，显然可以看到《西游记》许多斗法细节甚至是整个故事的文化来源。
这个话题至今没人接续，我不认为这是由于同道者不感兴趣，而宁愿解读为我等还没有把思维和视角延伸到这个角度。当然将来会有的。
对小伟先生的研究这里不作全面回溯，那在竺洪波先生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应该有记录。我这里仅以他与我的研究有关的两篇文章为例。
一篇是《藏传密教与<西游记>——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续论》》，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社科版）2005年第四期。
这篇文章与我发生关系的背景是：上世纪的后二十年，我陆续写了一些《西游记》形象文化溯源的文章，后来于2001年我把若干篇论文的观点整理为《西游记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书。
这本书现在看已经不值一提，基本上只是之前论文的汇集，但比较正式地提出了一个特定的“成书研究”的概念，可以算是后来系统研究的起点。
在2003-2004年河南大学、盱眙县政府、淮安区政府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我都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且于2004年在《明清小说研究》第2期发表了《唐僧取经故事生成于西域之求证》一文。
这引起了小伟先生的注意，在2004年的会议上提交了《藏传密宗与西游记》一文，对我的研究发表了肯定性的意见并提出归拢、明确研究方向的建议。
其时正值我校学报要发表我的《从西域到中原——渐行渐近的<西游记>》一文，便让我征求小伟先生的意见，是否可以把他的文章留在《淮阴师院学报》，和我的文章组成一组发表？
说实在的，主意是学报编辑提出的，我也确实期待此事成功，但内心其实忐忑，因为以我这样的小角色，能有人注意研究的方向和进展，实属难得。
不料小伟先生爽快地答应，且说：既然与你的文章一起发表，那就干脆加上“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续论”副题吧。随又叮嘱编辑可酌情作一些文字上的协调，以便两文照应。这让我大为感动，什么叫奖掖后进，这就是。
就内容而言，小伟先生对成书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也就是赞成取经故事最早形成于西域的构想，但建议研究要形成“统一背景”和“一致之思”，避免零散无序。而“一致之思”的方向，也就是唐僧取经故事生成的文化背景和动因，他认为佛教的密宗尤其是藏传佛教最值得注意。
其文视野开阔、洋洋洒洒，既有藏传佛教进化的文献追踪，又有他在藏地考察的亲见亲闻，实在是非常有益的启发。
我看了他的文章后，在已经写成的《从西域到中原——渐行渐近的<西游记>》文中增加了一段：
当时——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虽然把目光盯上了西域，也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然而正如胡小伟先生所言，整体看来还是零散的，还缺少一种“一致之思”和“统一背景”——这和我自己的反思相当吻合，觉得摸索的方向是对了，有些猜想似乎有点道理，但并没有真正摸到唐僧取经故事诞生的主脉络。
我觉得这是得到的最好的建议之一。在后来的渐进过程中，我确实是不断寻找唐僧取经故事演化的文化动因，再后来于2014年赴新疆、2016年赴西藏考察，也都有这方面的因素存在，我以为奇。
小伟先生与我相关的另一篇文章，是为拙著《<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写的序。
这篇文章没有在杂志另行发表，因此读者可能较少，这里我就稍微多做点介绍。2006年，我的西游记成书研究课题得到了江苏省社科基金的资助，课题完成，形成了《<西游记>的诞生》一书。
书稿交到了中华书局时，责任编辑问是否考虑了序言的问题，我当时笑了笑说：我在京城少有交往的大咖，想傍大款恐怕不易。
这话有玩笑的意思，但也有真实的成分，因为此书专门讨论《西游记》从唐代到吴承恩时代的形成过程，跨度是九百多年，在学界尚为第一部，能了解、理解的人真心不多，请人写序等于是给别人找为难。
当时恰巧时任中华书局副主编的顾青先生在场，他与小伟先生交好，且这部书稿就是经小伟先生推荐而得到他首肯的，所以他接口就说，你请小伟先生不是很好嘛！
小伟先生略有点犹豫，但终究答应了，在《序》的开始，他说了踌躇的原因：
序者，始也。为蔡铁鹰新著系序，着实使我踌躇了一阵子。如能洋洋洒洒，妙笔生花，吸引读者眼球，更增添阅读正文的兴趣，固然为锦上添花之事；但若搜索枯肠，言不及义，徒令观者生厌，岂不是佛头着粪？故为序实难，不可轻易应之。所以勉为其难，乃是近年我的个人旨趣，也凝聚于《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并于铁鹰时有切磋，略知其中艰辛甘苦。
说到底，还是有话想说，话题触到了他的痒痒，于是忍不住写了一篇一本正经阐述己见的《序》。这就是小伟的秉性，本性难移也！
序中，他对《西游记》研究的现状有一段话：
《西游记》当然不会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的渊源也不会只是《大唐西域记》为母，无支祁或者哈罗曼为父那样单纯。实际上它的诞生既有《太平广记》这样的丰沃土壤。又有“三教论衡”那样优越的先天，需要我们耐心的追溯梳理，分源别流。……《西游记》受到学界关注的程度仍然很不够，这一方面源于当代人宗教常识的退化，于“五四”大家的争议背景不甚了然，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主义”理论影响太深，难以回归文学本义。
广泛而言，这段话可算是一种即简略的总结，其逻辑关系很清晰，所指也很明确。其中第一层意思人人都能理解，《西游记》必有文化渊源，但想到去探源的人很少；第二层意思指现状即探源研究的简单化，能在探源中看到文化和嬗变过程复杂性的不多；第三层即举《太平广记》“三角论衡”为例指出文化影响的复杂和可追寻的方向，这已经进入历史、宗教、社会的层面。而现代研究关注不够的原因，两条：宗教知识的退化，看不懂；太过受囿于现实主义，看不到。很精准。
具体说来，其中“'五四’大家”指鲁迅、胡适，“争论”指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外来说”“本土说”。他对这两种说法的单一性表示不以为然，说“也不会只是《大唐西域记》为母，无支祁或者哈奴曼为父那么简单”，是针对我在书中提出的孙悟空形象文化多元，“两猴合一猴”而言。
按：我此前根据福建顺昌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祭祀墓的发现，提出：孙悟空形象其实在形成中有一个极重要的文化嬗变，是“两猴合一猴”，即属于前期故事中的佛教护法神猴行者和本土文化中自灭自生的恶猴齐天大圣文化嬗变而形成，两只猴来路原本不同，但最后交融合并为一猴；在《<西游记>的诞生》中我对做了更多论证。
这个观点的提出，对之前数十年沸反盈天的大讨论中各路学者非此即彼必然选边站队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外来说（哈奴曼）”和鲁迅为代表的“本土说（无支祁）”做了否定，其实也属胆大包天。小伟先生这里做了表态，这是第一位对此观点表示支持的著名学者，而今这个观点已经广为接受。
这就是小伟先生的见识。请注意，不是批评，是见识。批评往往是不屑他人别人，一味拔高自己，站在了被批评者的对立面；而见识说的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以为奇。
最后说一句，本文不专为悼念而作，目的只是让大家记住在《西游记》研究的推进中，曾经有一位戮力而行，见识卓异的前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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