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科举制起于隋朝，在唐朝开始步入正轨。但是，隋唐的选官制度中，科举制只是辅助手段，举荐、恩荫还是主流。直到宋朝时，以科举选官，才真正兴起，无数贫寒学子鲤鱼跃龙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最终形成。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还是因为科举录用人才的数量大大增加。唐代一场科举下来，进士不过十几人、几十人，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寥寥数人。宋朝时，进士科一次录取人数以百计。然而，这只是与前代相比，相对于天下读书人的总数来说，难度依然很大。
而且，在仁宗之前，宋朝科举除了通过解试、省试淘汰学子外，殿试也采取“末尾淘汰制”。即便是打扮一新面见皇帝，还是有可能铩羽而归。毕竟是选拔考试，本来也是司空见惯的，但在此时却出现了一个文人，挑战了这个制度。
此人叫张元，是北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素有才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他都败在了殿试这一关，也许见过宋真宗，也许见过刘娥，可都没有能入他们的法眼。按照史书记载，张元“负气倜傥、有纵横才”，应该是个相貌堂堂器宇轩昂之人，但就是没能被朝廷看上。
一气之下，张元投奔了西夏。当时的西夏，本是北宋的藩属国，历经李继迁、李德明两任国主的励精图治，已经兵强马壮。第三代国主李元昊年轻气盛，并不甘心向北宋称臣，一心就想过把皇帝瘾，与北宋分庭抗礼。
李元昊虽然出自边陲之地，但很聪明，他知道凭借蛮干是不可能成功的，便大力招揽人才为己所用。张元这样仇视中原的文人，最适合他的胃口。见面之后，两人很对胃口。张元负责出谋划策，为西夏建立典章制度。李元昊也不含糊，登基称帝后，封张元为中书令。
根据史籍记载，西夏国“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这说明中书令在西夏是一等一的高官，地位甚至在宰相之上。
李元昊公然称帝，其实就是反叛大宋，这让宋仁宗勃然大怒。李元昊并不怕事，张元更是不甘心当一个小国军师，他怂恿李元昊用兵，要给宋朝颜色看看。两人一拍即合，马上促成了宋夏之间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
三川口之战是宋夏战争中的第一战，双方没有试探，围绕延州反复较量。很多史书称这是北宋对西夏的第一次败战，但小珏认为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作为进攻方的西夏，最终撤走而没有拿下延州，当然算不得胜利。作为防御方的北宋，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但好歹达成了预期战略目的，守住了延州，当然也算不得失败。
关键是好水川之战，此时北宋已经高度重视西夏，派出夏竦为陕西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然而，这一套豪华阵容，却因韩琦的固执，大将任福的贪功而中了西夏的埋伏。宋军在好水川大败，战死万余人，主要将领几乎全部殉国。
这一战是承平日久的北宋巨大损失，死亡将士的家属在路旁招魂的都有数千人，凄惨之状甚至惊动了宋仁宗，皇帝寝食难安。然而，作为西夏军师、中书令张元却得意洋洋，他甚至亲自来到战场，看到尸山血海，不仅没有触动，反而挥手踢了一首打油诗：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他自鸣得意，昔日在科举考场上不能战胜夏竦、韩琦，今天在沙场上加倍奉还。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累累白骨铺就的，是宋夏无数家庭的泪水灌溉的。一将成功万骨枯，毫不夸张。
然而，张元还不罢手，他怂恿李元昊乘胜追击，出兵渭州，待机取长安，图谋中原之主。李元昊自然意气风发，发动了定川寨之战。幸好宋朝原州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才挫败了李元昊进取关中的计划。
此时，李元昊认识到北宋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家富裕，战略纵深并非西夏可比。相反，通过连年的战争，西夏兵疲马乏，财政陷入困境，所以他也试探性向北宋提出和议。然而，张元却立劝不可，他只想自己建功立业，要风光回乡，却不顾天下百姓。
党项毕竟是游牧民族出身，经济薄弱，实在经不起折腾。李元昊此时没有采纳张元的建议。这让张元十分沮丧，后来甚至经常对着天空咒骂，仿佛得了神经病一样，也只有一两年后就去世了。
张元死后，北宋和西夏正式开始了“庆历和议”，双方暂时取得了和平。也就因为张元的案例，让北宋反思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根据王咏的《燕翼诒谋录》的记载，嘉佑二年开始，宋朝科举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凡是进入殿试的，都以皇恩浩荡的名义录用，不再采用“末位淘汰制”。天下又有很多读书人由此受惠，明清时期的科考，也沿袭了这番制度。
其实，小珏看来，殿试淘汰不淘汰根本不是关键问题。官员数量只有那么多，在古代又没有太多其它岗位，总会让一些考生无路可走，只能铤而走险。清朝的洪秀全，不也就因为考场失利，还是揭竿而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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