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毛毛道
李锡群（黑龙江）
1
我家房后有个小道儿，当地人叫它毛道儿，我管它叫毛毛道儿。毛道儿就是人们常说的羊肠小路。它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狭窄得将能容得下一人通行。这条毛毛道儿，从村口一直蜿蜒到野外，再通往镇上。远远看去仿佛一条弯弯曲曲的无限长的大长虫。为了节省时间，人们无论下地干活儿，还是收工回家，以至去外屯子办事，都习惯舍去大道，走毛毛道儿这捷径。这毛毛道儿，不光大人们走，孩子们也喜欢走，无论上山砍柴，还是下地割草挖野菜，都短不了打从毛毛道经过。春天，地里刚打起垄，垄沟垄台，高高低低，坎坷不平。时间长了，走得人多了，毛毛道儿自然也就平坦了，踩得光溜溜的。孩子们总喜欢在这儿玩耍，坐在地上唠闲嗑，或是翻看小人儿书，亦或摔泥泡，扇pia叽。夏天，毛毛道儿两旁的庄稼起身了，毛毛道儿两旁的麻子棵子以及水稗之类的毛草，鲜嫩鲜嫩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馥气息。早晨露水很大，给人的衣裳和夹鞋都溅得湿漉漉的。一弹一跳地走在毛毛道儿上，鞋里不停地发出咕叽咕叽的响声。
刚离开学校的时候，我自知书念得太少，尤其是我小学跳过级，初中只上了一年学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实际总共念了六年书。走向社会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总觉得很困惑，很迷茫。闲暇的时候，就独自捧着书本坐在这毛毛道上翻阅，打发寂寞的光阴。这地方很安静，没人打扰。在这里可以观赏不为人瞩目的小草小花儿，还可以静听天籁，哪怕是与蟋蟀蚂蚱对话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日子久了，这毛毛道便成了我排遣寂寞的桃花源了。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我深知无论什么社会，没有文化知识是吃不开的，没有文化知识就如同没有翅膀的鸟儿，永远也飞不起来。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全都蹉跎了青葱岁月，荒废了锦绣年华，青春如此潦草。面对高等学府学子们，自己就如同站在山谷里仰望高峰一般，是那样地可望而不可即。于是，我想起了袁哥。袁哥是吉林大学原子物理系的毕业生，遗憾的是他大学毕业那年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我们屯子成了农民，更确切地说，他就是个掏粪工，每天挑着两只粪桶挨家挨户掏厕所。每逢过年的时候，他就自带笔墨上门给乡邻们写春联。因此他人缘儿还不错，年轻人都习惯称呼他袁哥。他的真实名字叫袁福才，他比我大十七岁，我在屯子里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就习惯地管我叫兄弟。或许是袁哥觉得我是一棵好苗子吧，那时候，他就经常到我家里辅导我作文。袁哥知识渊博，接近他肯定会学到很多在学校里没学到知识。于是我当了社员以后，常常到袁哥家里坐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铺炕。这铺北炕还是他租赁同一个生产队社员的。炕上没啥摆设，只有个脱落漆的木头箱子，箱子里装满了各类书籍。人都说，跑腿子的东西很娇贵，轻易不让别人碰一手指头。而我去了倒是个例外。箱子里的书随便我拿出来翻阅。时间长了，他发现我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都很强，认定我日后会有所发展。于是他鼓励我说：“你正年轻，未来的道路长着呢，你千万不要像袁哥这样没出息，你应该追求思想进步，多靠近组织。”我苦笑了一声，不无自卑地说：“道路无论多么漫长，别人走的是阳光大道，我走的只是个毛毛道，人也无非是毛毛道边的一棵小草，没谁在意。”
“你千万不要气馁，要有信心。你毕竟出身于贫农家庭，根红苗正，不像袁哥地主成分加右派。”他瞪大眼睛很认真地说，“是金子，总有发光的时候，是稀泥，多咱也扶不上墙去。你绝不是稀泥！”
我觉得，袁哥这样鼓励我，也不过是为了安慰我一下而已。因为他也清楚：我家不是本地人，我十岁那年，为了逃避饥荒跟随父母从河北流落到黑龙江的。在这屯子里，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也都没啥文化，不会溜须拍马，又没有任何靠山，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尤其是在任人唯亲，后门成风的年代，要想寻个出路，简直比登天还难。
袁哥的启发终究让我有些心动。这是个夏季的傍晚，我又习以为常地徘徊到我的毛毛道上来了。此时，周围一片静谧。没有风，拔节高粱和串蓼的苞米静静地伫立着，毛毛道两旁的马蹄菜，猪草芽悄无声息地匍匐地上，尖稍上挂满了露珠。只有蟋蟀不时地吟哦着，显出点儿生气。我循着弯弯曲曲的毛毛道漫步前行。走了很远很远，想了很多很多，觉得还是袁哥说的有些道理。当务之急就是首先靠近组织，然后再图谋长远。夜幕降临了，夜露打湿了衣襟和头发，我这才转回家。
当天夜里，我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第二天就交给了生产队的团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是我小学的同学，见我写了入团申请书给他，他十分高兴地说：“很多人都说你是个书呆子，从来不知道要求思想进步。没成想你竟不是那种人。放心吧老同学，我一定好好向上级反映你要求进步的情况。”听他这样说，我立刻觉得心里有了底。我回到家里，把我要求入团的事儿告诉了父母，父母都夸我好儿子，日后一定能出息。
2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天中午收工的时候，社员们扛着锄头顺着毛毛道回家，团支部书记忽然从后面窜了上来，扯了一把我的后衣襟，压低声音对我说：“实在对不起老同学，你的入团申请没批下来。”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立刻就凉了半截儿。我敷衍着说：“没关系，反正你也为我尽力了。”
他安慰我说：“这一把不成，还有下一回呢。继续争取吧。”
我苦笑了一声说：“累出屁来也是个下游。”
事后我冷静地想了想，觉得问题肯定出在大队，因为大队书记压根儿就对我没啥好印象。很有可能是他从中作梗。也许，我这辈子就是当个地球修理工的命了。
人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可是路又在何方呢？事有凑巧，这天家里忽然来了两个倒卖布料的，俩人都穿得溜光水滑的，抽的是带锡纸的香烟。看样子赚钱很容易，不像普通社员整天长在地里，风里雨里累个半死，只能挣八个工分。当时一个工分刚勾上八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才挣六毛四分钱。挣钱多少且不说，还要受生产队长管制。你干活儿的时候，生产队长随时在旁边监视着，活儿干得稍微有点儿毛病，不是叫你返工，就是呼三喝六地教训你一顿。父母都觉着倒腾布料这行当干得，赚钱容易不说，还不用卖苦力气，没说没管的很自由。于是父母对那两个布料贩子格外热情，特意炒了两盘菜请他们喝酒。因此他们便答应了，下回带我一块儿出去做这买卖。这两个人也着实很守信用，等到再出去的时候真的来我家送信儿了。于是，父母高兴得不得了，赶忙东凑西凑准备了两帆布兜子黄豆。第二天，我就跟那两个人坐火车去了大连。下了火车，再乘坐汽车到盘锦。当时，黑龙江的大豆在那里颇受欢迎。黄豆很快就换成了布料。什么的确良，涤纶，涤卡，凡尔丁，都是化学料子。美观又结实，比华达呢，斜纹布强多啦。更重要的是这种布料不要布票。当时，在供销社买很多东西既要花钱，还要花票。不光买布需要花布票，就是买豆油，咸盐，红糖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都需要花票。各种票子都是按人头分配的。我家就三口人，什么票子也不够用。第一次出去很顺利，也算是满载而归吧。回来以后，就暗地里走屯串户地搭讪，不几天，所有的布料全部换成了黄乎乎的大豆。就这样，几趟下来，就赚了不少嘎巴作响的人民币。父母都乐得合不拢嘴了。万没想到，我去辽宁倒卖布料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队干部们的耳朵里。当时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头上。倒买倒卖是犯法的事情。有知情的人悄悄告诉我：大队正打算找我呢，说是要召开全屯子大会批斗我。一听到这消息，一向胆小的父母就催促我赶紧逃跑。我一时也慌了手脚，赶忙骑着自行车顺着大道拼命地往北边跑。不料大队很快就得到了我逃跑的消息，大队民兵连长带着执勤民兵开着拖拉机紧追不舍。也该着倒霉，没跑多远，自行车掉链子了。拖拉机很快就追上来了。四五个执勤民兵蜂拥而上，把我紧紧地围在了中间。民兵连长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句：“看你还往哪跑？孙悟空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吗？老实交代，你到底打算往哪儿跑？”
民兵连长是个愣头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火线入党的。在我们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大队书记就是独霸一方的诸侯，也算是个土皇上，一手遮天。他从来就看不好文化人，专门发展像民兵连长这类大字不识一粪筐的文盲入党。因为这类人都没能力动摇他土皇上的宝座。今天遇上民兵连长，就像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我顺嘴说：“去黑河，到那里找点儿活儿干。”
“不对吧，你是不是打算往苏联跑啊？八成是想投降老修吧？你这可是叛国投敌的罪啊！”
当时，我们国家认定苏联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就是死敌。在那个无限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的年代，就是芝麻粒儿大的小事儿，一旦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就是好人顷刻之间也会变成牛鬼蛇神。
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顿时产生了一种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感觉，犹如遭到五雷轰顶一般，瘫坐在了地上。一向刚毅倔强的我一下子软了下来，有些语无伦次地解释说：“我家也是纯粹的贫农，全都忠心爱国，从来就没有叛国之心。请领导相信。”
他们把我的破自行车往拖拉机上一扔，随后推推搡搡地把我也拽上了拖拉机。
回到屯子以后，他们就把我关在了一个黑屋子里。第二天召开全屯子的批斗大会。批斗完了，还让我写检讨。之后又把我送到公社学习班，在那里反省了一个星期才放回来。事后想起来有点儿可笑。原先大队召开大会，批判黑四类，我们生产队都是派我写批判稿子在大会上宣读，而今竟然轮到别人批判我了。原来是革命的动力，如今反倒成了革命的对象。
自此以后，我总觉得很郁闷，很焦躁，脾气也开始暴躁起来了。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想起一家人倍受歧视，总觉着心里窝着一股火，压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我家刚到这里的时候，屯子里的人都管我们叫盲流子，山东棒子。生产队长从来不分配父亲轻巧活儿，专门拣脏活儿累活儿让父亲干。这个生产队长是个喜欢沾花惹草的家伙。记得有一天眼擦黑，我正在毛毛道上徜徉，忽然发现从前面高粱地里钻出两个人来，前头一个是生产队长，后头那个是本队的妇女队长。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俩人在高粱地里没干好事儿。他们见我在毛毛道上，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便径直冲着我走了过来，队长脸不红不白地嘿嘿一笑，算是打招呼。妇女队长脸红得像个猴腚，低着头从我身边擦肩过去了。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事后对任何人也没说起过。打那以后，队长对我家的态度忽然有所好转。这天，生产队收割完了最后一块庄稼，中午生产队供饭，吃黏糕。父亲想吃带豆的。炊事员是队长的小舅子，外号小嘚瑟，专爱打别人的小报告。他对我父亲说；“一个老山东棒子还挑肥拣瘦呢。我就偏不给你带豆的。”真是马老实有人骑，人老实有人欺。我恰巧也在跟前，忽地想起我骑自行车外逃，还有以前我接近袁哥的事儿都是这小子告的密。这全是我家邻居告诉我的。新仇旧恨一发涌上心头。没容分说，我上去一把就将他扯倒在地，好一顿暴捶，简直就像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样。社员们都站在一旁看热闹，连生产队长也没吭声。这也算我扬眉吐气了一回。
3
当时农村的文化生活极度匮乏。屯子里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只有大队的大喇叭里每天反反复复地播放那八个京剧样板戏的唱段，再就是一些为毛主席歌功颂德的红色歌曲。其他传统文化统统被扫进黄色垃圾堆里去了。小青年们暗地里互相传阅一些国家禁止出版的《第二次握手》之类的手抄本小说，私下里哼唱《南京之歌》，《精神病之歌》之类的歌曲。这年冬天，大队干部心血来潮，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下可把小青年们兴奋得不得了。大家纷纷报名参加。我也不例外地报名参加了文艺宣传队。此时正是人们猫冬季节，每天晚饭过后，队员们便不约而同地涌进大队俱乐部里，排练节目。吹打弹拉，唱歌跳舞，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一时间，大队俱乐部成了青年们展现才华的场所。宣传队里唱的最好的当属黄玲。黄玲是我的同班同学。念书时她就是校园里有名的小百灵。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不仅歌儿唱得悦耳动听，就是学唱京剧样板戏里旦角的唱段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她每逢独唱的时候，总喜欢让我拉二胡给她伴奏。时间长了，彼此之间自然会产生一种好感。我总是不自觉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后来我发现，下了节目，她总喜欢独自坐在角落里，悄悄地注视着我。当我用虚光扫视她的时候，她便急忙避开我的视线，低头摆弄衣服上的纽扣了。在那个思想备受禁锢的年代，人们的思想感情仿佛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似的，人人谨言慎行，唯恐触碰到红色路线。至于爱情这个字眼，人人都感到陌生，仿佛压根就没听说过爱情这个字眼似的。爱情似乎和作风不正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很少男女两个人单独一起说话，即使有个别到一起唠嗑的，也像特务接头似的，刚说两句就紧忙分开了。因为周围总有好多双眼睛监视着，一不小心，就会有人私下里指指点点地窃窃私语，捕风捉影地胡乱猜测，让人抬不起头来。因此我和黄玲也很少在一起说话。然而终于有一天，人们从俱乐部出来，纷纷散去的时候，不知黄玲哪儿来的勇气，她径直走到我跟前，悄声对我说：“一会儿咱俩上山溜达溜达。”为了避开人多眼杂的地方，我们去了我家房后的毛毛道。正值青纱帐起的时节，空中飘着毛愣雨，没人注意我们的行踪。雨天的毛毛道行走起来可就不那么方便了，垄沟垄台，坎坎坷坷，垄沟里满是积水，垄台上满是黑泥。每走一步都要十分注意，稍不留神，就会滑倒。我们小心翼翼地踩着坎坷而泥泞的毛毛道，互相搀扶着往远处慢行，一边漫无边际地交谈着。谈着谈着，她忽然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东西，红涨着脸对我说：“给，送你的。希望你喜欢。”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个用五色胶筋儿编织的小葫芦。这小葫芦说不上怎么精致，甚而有些粗糙，但在我眼里，竟是那么精美别致。我如获至宝地把它别在我的钥匙链儿上，激动地对她说：“谢谢你！”当时，我们的爱情意识似乎还有些朦胧，觉得只有革命伴侣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直到天色渐渐黑下来，我们才踩着泥泞出了毛毛道，悄悄地分手回家了。
到了次年开春农忙季节，宣传队便解散了，青年们很少聚到一起了。我和黄玲也很少见面了。直到夏季的一个雨天，我鬼使神差地去黄玲家串门。她恰好也雨休在家，从窗户里见我进了大门，就乐颠颠地迎了出来。一见面她就阳光满面地告诉我说：大队革委会推荐她上工农兵大学了，是县城的师范专科。听了这消息，我感到心头一震。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是羡慕，是嫉妒，又好像都不是。来不及多想，我只顺口说道：“祝贺你！”她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说：“努力吧，相信你也会有这一天的。”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触摸到一个大姑娘的手，柔软的，富有弹性的手。她那手上的余温好久也没散去。我心里明白，她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就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了。她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农村了。我们的距离彻底拉开了，所有的憧憬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去。
4
自打黄玲上大学以后，很长一段日子，我一直有种莫名的失落感。心里空落落的，仿佛丢失了什么东西似的。寂寞的时候，就去我的毛毛道上，欣赏小花小草，静听天籁，寻求些许慰藉。接下来的日子里，屯子里又有几个回乡知青相继上了工农兵大学，有的参军去了部队，有的进了工厂，也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或者做了供销社的售货员。当兵我不合格，因为独生子不可以参军。我心里清楚，家里没人没钱，一家人又不会溜溜舔舔的，要想谋求个差事是万万不可能的。一时间，我几乎变成了一棵无人问津的小草，在凄风苦雨里独自忍受着风雨的折磨。父母觉得，我毕竟念过中学，在屯子里好歹也算个文化人，好事儿早晚有一天排号轮到我头上的。他们见我每天萎靡不振的样子，只担心我会出什么事情。母亲整天絮絮叨叨地开导我，父亲说，咱不能抱着一条道跑到黑，不然干脆学点儿手艺算了，比如学木匠，学剃头，学裁缝，都能混碗饭吃，也用不着顺着垄沟找豆包吃。每逢父母絮叨个没完没了的时候，我就悄悄走出家门，到我的毛毛道上寻求安宁了。我知道，我不能破罐子破摔，终此一生。我必须坚强起来。因为我是家里的独苗儿，没有兄弟姊妹。父母的所有希望全部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如果我不能尽快振作起来，一旦趴下，就如同家里一棵顶梁柱折断了，父母的所有希望也就彻底破灭了。我暗暗地告诫自己，必须赶紧振作起来，坚强地生活，积极进取。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讲，有个名人说过：知识能改变命运。每天收工以后，都要去袁哥那里找书看，天天如此，从没间断过。在这期间，我有幸认识了本屯子学校的一位民办教师。他告诉我，大队副书记有意安排我进学校教书。尽管我不很相信，但也心有所动。有空就到学校坐坐。后来和老师们混熟了，大家都很认可我这个初中只读完初一的中学生。这时候，多数大队领导对我的看法似乎也有所改变。
人，总爱朝着美好的方向想象，是幻想也好，是梦想也罢，美好的想象总会给人带来一线希望。有了希望，便有了目标，有了目标，便有了动力。这年秋天，那位老师告诉我说：学校缺一个幼儿教师，希望我尽力争取。于是，我走访了很多支委，请他们帮忙。这时候，大队书记患病在家休养，大队的日常工作由副书记代理主持。这副书记没什么文化，为人很正直。至于用谁进学校做幼儿教师，他并没有自己一人做主，便采取大队支委与各生产队长投票的方式选举。最后的选举结果，我竟然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了。从此，我便进学校做了幼儿教师。直到这时，才有知情人告诉我：要不是书记一句话，我早就上学校啦。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告诉我说：有一回，学校缺老师，大队多数支委都赞成我上学校，最后书记说了这样一句：“用他？还不如用袁福才呢！”只这一句，就把我枪毙了。而今，袁哥早已平反，进省城一所大学任教了。
我们屯子的学校是一所带帽中学。学校由两个层级组成，一是二年制初中，二是五年制小学。师资队伍的成员比较混杂，除了原有的一名老公办，其余的大多是民办，还有两个代课教师，我这个幼儿教师并在民办教师的编制之内，只是大队临时采用的。学校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除了那个老公办是简师毕业的，余下的大多是“文革”后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有个别的只是小学毕业的。我这个幼儿教师，实质上还称不上什么教师，只不过进了学校，是个挎着小筐卖山丁子——好歹也算是果木行的人罢了。我自知资质不足，时刻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虚心向老师们学习，时常听老师们的课。第一次听的是李淑萍的课。她是大队书记的表妹，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从感情上说，要比别人近一些。由于她是小学毕业，学校安排她教政治课，也叫思品课。课堂上，有好问的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老师，产品是啥意思呢？”李老师思维似乎很敏捷，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问题还用问吗，打个比方吧，你们的爸妈生下了你们红小兵，那么，你们这些红小兵也就是产品了呗。”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回答，弄得学生们面面相觑，目瞪口呆。我也忍俊不禁了。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了，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考试时兴排榜。每次考试都是她排在最后面打狼。而今她居然成了民办教师。接下来我又听了几位老师的课，有些收获，但不很大。在做幼儿教师的一年里，工作之余，我抓紧时间学习，认真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我结婚后的第五个年头，公社通过考试选拔民办教师，我也报名参加了考试。录用通知书很快就下来了。我顺利地升格为正规的民办教师。再一年之后，省里招收首届函授广播大学学员。我自然要报名试试。结果，居然被录取了。从此以后，我由小学教师，到初中教师，再到高中语文教师，最后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高级教师。在工作的间隙里，边钻研业务，边研读和汉语文学相关的各门经典著作，并且发表了很多论文，间或发表一些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回望来路，感慨万端。不知在一条毛毛道上踽踽独行了多久，经历了多少坎坷与风雨，付出了多少汗水与艰辛，才走到了拐点。与此同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曲折的经历磨砺刚强的性格，坎坷的道路锤炼顽强的意志，脚下的道路无论怎么曲折坎坷，只有不停息地稳步前行，才能到达理想的目的地。
若干年后，同学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满头飞霜。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大多是工农兵学员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的。不料我这个一生仅仅上过六年正规学校高中教师，居然得到了同学们高度赞扬。大家都说我是才子，天才。听来未免有些滑稽，对于那些年的教育不能不说是一种无言的讽刺。聚会结束以后，黄玲特意约我吃饭。饭桌上，她突然冒出这样一句：“以前，我们都以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这话绝对不是真理。”我笑笑说：“还是一位伟人说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再次回到老屯重寻旧迹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书且当过幼儿教师的学校已经不复存在，土坯垒建的茅草房已然化作一片废墟，废墟上的野蒿野草肆意疯长。我的毛毛道也被大片的耕地湮没了，屯子里的泥土路都已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板。抚今追昔，一种岁月沧桑的凄凉感涌上了心头。
【作者简介】李锡群，笔名东北雪。高中教师，曾在《鸭绿江》《北方文学》《小说林》《河南文学》《齐鲁文学》等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数十篇。散文《烛光点点》荣获2014年诸城市“中国梦。教育美”教师节征文大赛三等奖，散文《夕阳下的秋色》2014年荣获首届“中国梦之路”全国主题征文大赛二等奖，散文《妈妈坟前一炷香》2016年荣获潮州市文化研究中心“孝文化”主题征文优秀奖。散文《难忘师生一生情》荣获2019年陕西省教育厅举办的教师节征文大赛二等奖。现任《中国乡村杂志》认证作家。
首届全国教师文学作品大奖赛征稿启事
在人们的心目中，文学始终有着生机勃勃的力量，教育历来有着沉甸甸的分量。长期以来，全国涌现出一大批扎根生活、个性独特、充满灵气的教师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为提升教师的文学素养，推动文学教育乃至语文教育的发展，培植全国教师文学的中坚力量，早6点半文学微信公众号特举办首届全国教师文学作品大奖赛。具体事宜如下：
一、征稿对象：全国所有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中的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
二、征稿题材：不限（亲情、爱情、友情、美景、哲思等都可以，正能量就行）。
三、征稿要求：每位作者散文限投一篇，5000字以内，散文诗限投两章，每章1000字以内，诗歌（含古体诗词）限投5首，每首50行以内，或单首200行以内。所有作品只要不是在其他微信公众号推送过的都可以参赛，在其他微信公众号推送过的作品请勿再投稿参赛。
四、投稿须知：来稿须注明“教师作品征文”字样，附带100字左右作者简介、生活照片二张和详细通联。
五、参赛要求：参赛者须关注“早6点半文学”微信公众号，并跟踪大赛进展情况，才能参赛。
六、征稿时间：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七、投稿邮箱：sczgz2018@163.com
八、评奖方式：在作品质量符合推送条件的前提下，依据阅读量、赞赏量开展评选。自作品推送之日起，10天内阅读量达到500后，每超过100记1分；赞赏量达到10笔（每笔5元以上有效）后，每超过1笔记5分。按得分多少评定获奖等级。作品自推送之日起10天后增加的阅读量和赞赏不再计入总分。
声明：不认同者勿扰。
九、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金各1000元+荣誉证书；
二等奖3名，奖金各500元+荣誉证书；
三等奖6名，奖金各200元+荣誉证书；
优秀奖10名，奖金各100元+荣誉证书。
首届全国教师文学作品大奖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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