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明
邹立波（浙江）
今天是旧历二十四个节气的清明时节，按照家乡的习俗，是要给逝去的先人，上坟扫墓，烧纸钱的。记得小时候，这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家里还配有一套“制币”的工具，圆的和半圆的凿子，父亲在买来的草纸上，圆一排，半圆一排地凿上孔，然后，按照一定的规格切开，而我们则将切好的“纸币”对折好；挂在坟头的彩纸也是自制的，简单一点的就是红纸一张，父亲是多才多艺的，他总是要刻上各种花纹。上祖坟是件非常严肃的大事，家里的男丁们是一定要去的，也是接受家史教育的最好时机，父亲常常是一边清理坟前和坟头的杂草，一边讲述祖先们的“丰功伟绩”，据说，我的祖上也曾富过，祖父是盐商，城里都有产业，方圆几十里都有田地和山林，不过，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赣中南地区，兵荒马乱的，经历几次震荡，家道很快就败落了，这只是从我父亲那听来的，从来也没有去考证过。自从我独立生活以来，在这二十多年里，回家上祖坟也只有两三次。不过，无论在哪里，到了这一天，我都要照着父亲交代的做法，买上冥币，包装好，写上亲人们的名字，地址，找个路口烧了过去。这是深植于骨的家庭文化，这是对亲人日久弥深的缅怀，这里便是我的“麦加”，我虔诚地烧着冥币，望着袅袅飘去的烟灰，我知道，亲人们就在我身边，我知道，他们一直在我身边。
父亲是2001年离世的，那年我正在杭州读书，三月初，刚刚到学校不久，突然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说父亲住院了，查出来是肝癌晚期，对于我这个医学生来说，不啻为晴空霹雳，匆忙回家，父子病房相见，相对无语，两个明白人，却说着糊涂话，他倒是安慰我：老肝病了，这次是复发。我也只好假装轻松：慢性肝炎，养养就好了。出了病房，和主管医生讨论了一下父亲的病情，肝癌晚期，失去手术机会。这些冰冷的话，我也曾给别人说过很多次，这次不过是换了一下角色而已，其中的感受却是天壤之别。安排好住院后，父亲就催我赶紧返校，别误了学业。现在想来，有什么学业啊，面对至亲，一个医生儿子束手无策，这难道不是很好笑吗？这之后，我和父亲有过几次通信，打过几个电话，他跟我说过一些他年轻时候的事情，一些家里的事情，说到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后来也谈到生死，我能够感觉得到他的淡定，可是，我却没有准备好，电话这头的我哭得死去活来。五月份回过一次家，这次见到的父亲已经完全变样了，魁梧的父亲，变得骨瘦如柴。父亲坚持要出院，说住院也就是挂挂瓶，费用还很高，每天要几百块钱，回家也可以挂。按照乡俗，老人是回老家的，父亲却又有些为难，回老家，怕母亲一人照顾不来，老宅也空了很多年，我们也不方便。其实，父亲是想回家的，几年前就准备好了棺木，只是考虑到我们不便，乡下土葬，繁文缛节，规矩太多，再三考虑后，放弃了计划了好久的土葬，改为火葬。这次见面，父子两人话都很少，常常是沉默相对，他只是对我说：照顾好母亲，照顾好弟弟。此次会面，竟成永诀，父亲七月十一日离世，杭州下雨。
父亲的病应该是积劳积郁造成的，第一次生肝病是在1977年到1978年间，那时我只有8-9岁，大概上四年级，那个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报纸上宣传一个叫宁铂的人，15岁考上大学，少年大学生，父亲给我讲过很多次，感觉那段时间里，父亲是愉快的。没多久，我家收到了一捆书，每本都很厚，这是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是父亲托亲戚从上海买来的，听说还不好买，花了三十多元钱，是父亲一个月的收入，常常是衣衫褴褛的父亲，舍不得给自己制一身像样衣服，却要买一套天价的书，亲戚们都不理解，直到今天，亲戚们还会提起。我知道，那是希望，那是望子成龙。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父亲是学校的校长，就教我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据说我接受能力不错，都能做。记得有一次父亲和同事闲聊，同事说是块好料子，现在想来，应该是说我吧。可是，没有多久，父亲就生了一场大病，公社医院的医生说病很重，要去县里，父亲是直接从公社去了县城，母亲是第二天去的。我便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带着四个弟弟，最小的也就两三岁，父亲在县里医院住院大概有半月，这段时间是我照顾弟弟们的，偶尔有亲戚来探视帮忙。父亲回家之后，就自己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吃饭的碗筷自己管，不和我们混一起了。现在想来得的应该是乙型肝炎，怕传染给孩子们，才自我隔离。不久，我就小学毕业了，去了城里读中学，父亲应该是对我寄予厚望的，他一定曾经雄心万丈，也要培养一个少年天才，可是，我总是让他失望。那套书一直跟我到高中毕业，只是我后来从没有翻开过，如果没有失窃，应该还躺着老宅的阁楼上。
我对父亲的认识是不够的，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那年的春夏之交，当我匆匆忙忙，逃也似的离开那个著名的广场时，回到老家，告诉父亲事情的经过，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回来了就好，这几天呆家里，哪也不要去，啥也不要说，晚上我给你讲个故事。
晚饭过后，父亲约我外面走走，夏夜的乡村是虫蛙的世界，南风吹来，裹着稻熟的香味，我和父亲默默地走着，沿着小溪，一直走到妇女们浣纱洗衣的地方，拾级而下，坐在水边的石头上，我不知道，今晚父亲要给我讲一个怎样的故事。
父亲叹了一口气后，问我：你知道右派吗？
我说：知道。
他说：你是从书上知道，可是你是不能理解的。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和你们提起过，就是怕你们受影响，可是，今天一定要跟你讲，我学校出来是在省城的一家中学教书，50年代末，因为说过老家也有饿饭的，就是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右派，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在鄱阳湖劳改了五年，当时鄱阳湖血吸虫病泛滥成灾，像瘟疫一样，我是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活着，只是活着而已。政治是可怕的，永远不要去碰。做医生很好，可以治病救人。
接下来，便是长久的沉默，我不知道在他脑子里浮现的会是怎样不堪的事，哪些不堪的人。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时的我无心去解读父亲所经历的磨难，对于我这样一个“热血”青年来说，他简直就是个勇士。我心中甚至泛起了一丝的骄傲，右派之于我，就是大知识分子，大文豪。父亲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不肯摧眉折腰，是有风骨、有气节的学者。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溪水潺潺，波光粼粼，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多美的夜景图啊，我沉浸在自己的臆想中：父亲哪里是因为说错了话，他应该是上了万言书，与权贵们据理力争，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我甚至能够感觉得到他那种“引刀成一快，从容做楚囚”的豪迈。
一声叹息，打断了我思绪，父亲说：回家吧。
父亲是替我捏着一把汗的，以他的生活经验，估计我是闯了大祸，他并没有对我有太多的责怪，只是自己煎熬了一段时间，还好，很快我返校复学了。
对于这个家族，对于父亲的过去，我知道的并不多，他也很少提及，我的印象中，他从来都是衣衫破旧，匆忙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闲暇之余喜欢给我们讲故事，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生活的重压并没有消减他对生活的热情，记忆最深的是，他总是说：还过五年就好了，大概是我记事起就记住了这句话，到我结婚时，他还是说再过五年生活就会好起来，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个五年。
我不能确定父亲是否真的就这么乐观和坚强，还是他不愿意让我们看到他的痛苦、悲哀、无助、无奈和脆弱，不愿意让我们看到人性的丑陋和肮脏，他一定是不想让我们受到伤害。万千人里偶然相遇的缘分，嘎然止于2001年的那个夏天。这十多年里，他也会偶然来到我的梦中，只是已不再衣衫褴褛，而是如年轻时般，风度翩翩，光彩照人。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含泪写下以上的文字。
【作者简介】邹立波,1992年毕业于南昌大学医学院（原江西医学院），201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从医20余年，目前担任金华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计划生育与生殖医学分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分会青年委员,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金华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家库专家,《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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