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明
邹立波(浙江)
今天是旧历二十四个节气的清明时节,按照家乡的习俗,是要给逝去的先人,上坟扫墓,烧纸钱的。记得小时候,这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家里还配有一套“制币”的工具,圆的和半圆的凿子,父亲在买来的草纸上,圆一排,半圆一排地凿上孔,然后,按照一定的规格切开,而我们则将切好的“纸币”对折好;挂在坟头的彩纸也是自制的,简单一点的就是红纸一张,父亲是多才多艺的,他总是要刻上各种花纹。上祖坟是件非常严肃的大事,家里的男丁们是一定要去的,也是接受家史教育的最好时机,父亲常常是一边清理坟前和坟头的杂草,一边讲述祖先们的“丰功伟绩”,据说,我的祖上也曾富过,祖父是盐商,城里都有产业,方圆几十里都有田地和山林,不过,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赣中南地区,兵荒马乱的,经历几次震荡,家道很快就败落了,这只是从我父亲那听来的,从来也没有去考证过。自从我独立生活以来,在这二十多年里,回家上祖坟也只有两三次。不过,无论在哪里,到了这一天,我都要照着父亲交代的做法,买上冥币,包装好,写上亲人们的名字,地址,找个路口烧了过去。这是深植于骨的家庭文化,这是对亲人日久弥深的缅怀,这里便是我的“麦加”,我虔诚地烧着冥币,望着袅袅飘去的烟灰,我知道,亲人们就在我身边,我知道,他们一直在我身边。
父亲是2001年离世的,那年我正在杭州读书,三月初,刚刚到学校不久,突然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说父亲住院了,查出来是肝癌晚期,对于我这个医学生来说,不啻为晴空霹雳,匆忙回家,父子病房相见,相对无语,两个明白人,却说着糊涂话,他倒是安慰我:老肝病了,这次是复发。我也只好假装轻松:慢性肝炎,养养就好了。出了病房,和主管医生讨论了一下父亲的病情,肝癌晚期,失去手术机会。这些冰冷的话,我也曾给别人说过很多次,这次不过是换了一下角色而已,其中的感受却是天壤之别。安排好住院后,父亲就催我赶紧返校,别误了学业。现在想来,有什么学业啊,面对至亲,一个医生儿子束手无策,这难道不是很好笑吗?这之后,我和父亲有过几次通信,打过几个电话,他跟我说过一些他年轻时候的事情,一些家里的事情,说到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后来也谈到生死,我能够感觉得到他的淡定,可是,我却没有准备好,电话这头的我哭得死去活来。五月份回过一次家,这次见到的父亲已经完全变样了,魁梧的父亲,变得骨瘦如柴。父亲坚持要出院,说住院也就是挂挂瓶,费用还很高,每天要几百块钱,回家也可以挂。按照乡俗,老人是回老家的,父亲却又有些为难,回老家,怕母亲一人照顾不来,老宅也空了很多年,我们也不方便。其实,父亲是想回家的,几年前就准备好了棺木,只是考虑到我们不便,乡下土葬,繁文缛节,规矩太多,再三考虑后,放弃了计划了好久的土葬,改为火葬。这次见面,父子两人话都很少,常常是沉默相对,他只是对我说:照顾好母亲,照顾好弟弟。此次会面,竟成永诀,父亲七月十一日离世,杭州下雨。
父亲的病应该是积劳积郁造成的,第一次生肝病是在1977年到1978年间,那时我只有8-9岁,大概上四年级,那个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报纸上宣传一个叫宁铂的人,15岁考上大学,少年大学生,父亲给我讲过很多次,感觉那段时间里,父亲是愉快的。没多久,我家收到了一捆书,每本都很厚,这是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是父亲托亲戚从上海买来的,听说还不好买,花了三十多元钱,是父亲一个月的收入,常常是衣衫褴褛的父亲,舍不得给自己制一身像样衣服,却要买一套天价的书,亲戚们都不理解,直到今天,亲戚们还会提起。我知道,那是希望,那是望子成龙。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父亲是学校的校长,就教我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据说我接受能力不错,都能做。记得有一次父亲和同事闲聊,同事说是块好料子,现在想来,应该是说我吧。可是,没有多久,父亲就生了一场大病,公社医院的医生说病很重,要去县里,父亲是直接从公社去了县城,母亲是第二天去的。我便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带着四个弟弟,最小的也就两三岁,父亲在县里医院住院大概有半月,这段时间是我照顾弟弟们的,偶尔有亲戚来探视帮忙。父亲回家之后,就自己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吃饭的碗筷自己管,不和我们混一起了。现在想来得的应该是乙型肝炎,怕传染给孩子们,才自我隔离。不久,我就小学毕业了,去了城里读中学,父亲应该是对我寄予厚望的,他一定曾经雄心万丈,也要培养一个少年天才,可是,我总是让他失望。那套书一直跟我到高中毕业,只是我后来从没有翻开过,如果没有失窃,应该还躺着老宅的阁楼上。
我对父亲的认识是不够的,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那年的春夏之交,当我匆匆忙忙,逃也似的离开那个著名的广场时,回到老家,告诉父亲事情的经过,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回来了就好,这几天呆家里,哪也不要去,啥也不要说,晚上我给你讲个故事。
晚饭过后,父亲约我外面走走,夏夜的乡村是虫蛙的世界,南风吹来,裹着稻熟的香味,我和父亲默默地走着,沿着小溪,一直走到妇女们浣纱洗衣的地方,拾级而下,坐在水边的石头上,我不知道,今晚父亲要给我讲一个怎样的故事。
父亲叹了一口气后,问我:你知道右派吗?
我说:知道。
他说:你是从书上知道,可是你是不能理解的。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和你们提起过,就是怕你们受影响,可是,今天一定要跟你讲,我学校出来是在省城的一家中学教书,50年代末,因为说过老家也有饿饭的,就是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右派,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在鄱阳湖劳改了五年,当时鄱阳湖血吸虫病泛滥成灾,像瘟疫一样,我是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活着,只是活着而已。政治是可怕的,永远不要去碰。做医生很好,可以治病救人。
接下来,便是长久的沉默,我不知道在他脑子里浮现的会是怎样不堪的事,哪些不堪的人。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时的我无心去解读父亲所经历的磨难,对于我这样一个“热血”青年来说,他简直就是个勇士。我心中甚至泛起了一丝的骄傲,右派之于我,就是大知识分子,大文豪。父亲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不肯摧眉折腰,是有风骨、有气节的学者。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溪水潺潺,波光粼粼,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多美的夜景图啊,我沉浸在自己的臆想中:父亲哪里是因为说错了话,他应该是上了万言书,与权贵们据理力争,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我甚至能够感觉得到他那种“引刀成一快,从容做楚囚”的豪迈。
一声叹息,打断了我思绪,父亲说:回家吧。
父亲是替我捏着一把汗的,以他的生活经验,估计我是闯了大祸,他并没有对我有太多的责怪,只是自己煎熬了一段时间,还好,很快我返校复学了。
对于这个家族,对于父亲的过去,我知道的并不多,他也很少提及,我的印象中,他从来都是衣衫破旧,匆忙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闲暇之余喜欢给我们讲故事,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生活的重压并没有消减他对生活的热情,记忆最深的是,他总是说:还过五年就好了,大概是我记事起就记住了这句话,到我结婚时,他还是说再过五年生活就会好起来,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个五年。
我不能确定父亲是否真的就这么乐观和坚强,还是他不愿意让我们看到他的痛苦、悲哀、无助、无奈和脆弱,不愿意让我们看到人性的丑陋和肮脏,他一定是不想让我们受到伤害。万千人里偶然相遇的缘分,嘎然止于2001年的那个夏天。这十多年里,他也会偶然来到我的梦中,只是已不再衣衫褴褛,而是如年轻时般,风度翩翩,光彩照人。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含泪写下以上的文字。
【作者简介】邹立波,1992年毕业于南昌大学医学院(原江西医学院),201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从医20余年,目前担任金华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计划生育与生殖医学分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分会青年委员,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金华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家库专家,《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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