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冬至,一年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今晚,白天将拉长,春天也不再遥远。
与季节更替温暖可期相比,曾经风光无限的纸媒,如今大多遇到了困境,陷入漫漫寒冬。广告下滑、休刊、离职,坏消息接连不断,看不到将要好转的曙光。
1995至2005,这十年常被媒体业界认为是纸媒、特别是都市报最好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全国各地集中创刊成立了一批都市报,并在这十年里创造了最为辉煌的成绩。比如1995年创刊的《华商报》《重庆晨报》《大河报》,1997年创刊的《南方都市报》、1998年的《新快报》、2001年的《京华时报》,2003年的《新京报》、《东方早报》等等。读者如今记忆深刻的都市报,大多是在这期间创刊。
青春如火,激情万丈。回望这十年,那些金子般的岁月,曾让多少媒体人感怀与留念。留念的有新闻理想,社会地位,也有实实在在的收入。
这十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纸媒打破用人体制的大潮下、在国民经济迎来高速发展的时代下,纸媒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怀揣新闻理想的优秀人才加入。加之当时互联网刚刚起步发展,纸媒成为当时大多数人获取资讯的不二选择。
这一时期创刊的都市报,因为报道内容及编辑手法的新颖,快速拥有了众多读者。与党报官媒相比,都市报特有的大标题、大图片,以及敢于报道评论当下社会热点、焦点话题、民生新闻,也迅速抓住了市场,在当地及全国打造出品牌和影响力。
发行量在快速攀升,短短几年,从十几万到几十万,甚至过百万的纸媒当时都有许多家。与此同时,报纸版面,从几十版,到上百版,再到几百版,一增再增。天津《每日新报》,曾最高出版过512个版。因为发行量过大,导致印刷成本激增,而报纸售价多在五毛钱,基于此,甚至有的都市报开始人为控制发行量的增长,寻找一个广告发行最佳比例。
发行量大了,影响力大了,广告客户自然也就多了。这一时期,纸媒最大的烦恼就是广告版面占比太多。特别是遇上一些重要节日,诸如当时正打得不可开交的国美苏宁,可能一家就包了十几二十几个整版,影响力大的都市报,一天的广告收入都在千万元甚至数千万元。而每天的编前会,采编与经营人员,争执最多的也是关于版面的分配。既要保证新闻,又要多创收,成为那一时期不可调和的矛盾。X报X报,全是广告,成为不少读者当时调侃报纸的流行语。
由于版面的供不应求,报纸广告代理也成为了当时最赚钱的行业之一。诸如地产、汽车、医疗、家电等行业,代理一年,赚上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在全国都不是什么稀罕事。
纸媒广告多,有钱了,员工的福利待遇自然不错。2000年左右,一个跑社会新闻的在校实习生,一个月光稿费收入就有两三千元。要知道,当时北京的房价三环以内每平米还在以千计价,三四线城市还在以百计价。在校实习生买得起当时最牛的诺基亚手机,而同学们大多还在用BP机。
更为夸张的是,一些纸媒的某些部门,由于有报社允许范围内的额外创收,这些部门可以说是每月一小聚,两月一大聚,聚会当然就是吃饭发红包了。曾有一位刚入职的新人,赶上一家媒体部门聚会。在这次聚会上,他除了喝得大醉外,还在领导前泪流满面,感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刚大学毕业,居然一下子收到这么个大红包。
各家媒体有各家的福利,比如接待兄弟单位同行不设标准上限,凭票报销,部门每月最多可以报销多少餐票之类,一年旅游几次,等等。当然,这种丰厚的福利,好景不长,随着各家财务制度的健全和严格,任性发钱发福利的时代也就慢慢结束了,所有福利都发在工资卡上。但也就在这个时期,由于媒体的转制,开始推出了年终奖。普通记者编辑每年上万的年终奖,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原《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在一篇离开的稿件中曾提到,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南方周末》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2001年,最多的一个月,南香红拿到了一万八千多元的薪水。
新闻理想不像当下被当成笑话一样看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没有人觉得这是奢谈。所以,那时的报纸不单单是一张新闻纸,也是一张力透纸背的思想纸,是实现理想的地方,是一个可以把青春安放的地方。
无论是《南方周末》1999年令人充满热血的新年献词,还是2001年《财经》杂志的“银广厦陷阱”、2003年《南方都市报》推出的引起全国轰动的“孙志刚之死”调查,还是《新京报》2004年的“嘉禾拆迁”报道等,这十年间,纸媒生产出许多至今还常被提起的优秀新闻作品,同时也培养出大量的名编辑名记者。
在许多人看来,这十年内,之所以集中产生一大批优秀的都市报、媒体人、新闻作品,与媒体从业人员静心做业务有直接关系。他们聚在一起,平时聊的多是新闻选题,采访技巧。遇上一个好的新闻线索,大家激情满满,全员作战。
蓝媒汇|传媒圈第一新媒体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