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画卷的重要，实在是对于中国山水画史的桥梁意义……没有它，历史即少了一个重要环节，今古接连不上。
——沈从文
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镕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
——张伯驹
《游春图》（局部）
1946年春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叩响了“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的家门，他带来了一个震惊人心的消息——《游春图》在东北出现了。
战乱刚刚平息的1946年初，东北的市面上，忽然涌现出一大批古代书画。它们都是溥仪从故宫携出并多方辗转，最终放置于伪满皇宫“小白楼”之中的书画。溥仪逃亡被捕后，守卫皇宫的卫兵将楼内所藏书画洗劫一空，从此这批书画便流落于市。
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宋徽宗《瑞鹤图》等煌煌巨迹，都在其中，引得古玩商们趋之若鹜。这批珍贵的书画，也被业界俗称为“东北货”，《游春图》也在这批古迹之中。
就在众人“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时，来自北京的古玩商马霁川，以职业的高度敏感，一眼就盯上了这件《游春图》，千方百计将其收入囊中，又费尽心机想要运到国外卖一个好价钱。
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作品最终被得知此事的张伯驹“截胡”，以重金留了下来。
张伯驹为《游春图》付出多大代价？
当年北京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豪宅，外加妻子潘素的嫁妆，折算成黄金20两。
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
“十美”与“第一”
这件《游春图》为何让顶级藏家趋之若鹜？是什么样的魅力让他们不惜血本？
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游春图》，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也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
明代收藏家张丑曾以“十美”与“第一”评价此画：隋贤一也，画山水二也，小人物三也，大刷色四也，内府法绢五也，名士题咏六也，宋褙如新七也，宣和秘府收八也，胜国皇姊图画九也，我太祖命文臣题记十也。韩朝延谓此卷为天下画卷第一，信然哉。
明代末年的鉴藏界，张丑可谓明末鉴藏圈翘楚，他评价的十美，分别指出《游春图》十大重要性：前五处分别是：隋代名士佳作、山水为主、点缀人物、青绿设色、出自宫廷的绢素。
而作品的历史、艺术价值，则集中于“后五美”中。历代名士但凡见此作者，无不是感慨叹咏、万般推崇。
而在宋代，此作便收入皇家内府之中，以宣和装装裱此画，钤引最有代表性的“宣和七玺”，宋徽宗甚至亲笔为此作题签“展子虔游春图”，成为了这件作品最强有力的背书。
宋徽宗亲笔题签
元代皇姊大长公主与明太祖，纷纷令本朝名臣冯子振和宋濂题诗于画幅之后的尾纸之上，以彰显对这件传世名作的所属权。
冯子振、宋濂题诗
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兼具的《游春图》，在明清时期备受文人雅士推崇。嘉靖朝内阁首辅严嵩，江南富豪“韩朝延”，清初扬州盐商安岐，先后以重金收藏过此画，争相观阅作品的文人士夫更是不胜枚举。
乾隆皇帝更是不忘将此作收入《石渠宝笈》之中，在画面题诗，怜惜之情溢于言表。
乾隆题诗
咫尺之作的千里之势
《游春图》何故受到如此垂青？
先说张丑提到的“隋贤”，是指《游春图》传说的作者展子虔。展子虔，渤海（今山东阳信）人。隋文帝时受诏出仕，曾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
展子虔以擅长绘画而著名于画史，唐代著名画史著述《历代名画记》中就曾提及展子虔“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
台阁人马山川之善、咫尺千里之妙，在《游春图》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隐藏于山水之中的台阁人马
画卷本幅纵43厘米，横80.5厘米，相比中国美术中《溪山行旅图》那样的山水大轴，是名副其实的“咫尺”。
《游春图》表现了一队人马家眷，于春日泛舟于山水之间的景象。
一江春水将画面一分为二，左下为近处的坡岸，岸边有二人翘首。
另一侧山坡平缓，却与江对岸的峰峦形成了鲜明对比，处于画面右上的对岸，重峦叠嶂，层层推向远处，消失在广阔的江面。
湖中小舟
《游春图》画卷虽小，然画中重峦叠嶂之气势，与渐行渐远的朦胧感，成就了这件咫尺之作的千里之势。
就在咫尺之间，画家点写人物三三两两，以线条勾勒外形、衣饰，虽无面部表情的刻画，就在三五笔间，人物动态神采便了然于画面，春日游赏的好心情，也被画家呈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是张丑提及的“小人物”。
画中点景的“小人物”
幕后配角到前台主演
而张丑将“画山水”列为此画“十美”之二，则是看重《游春图》在山水画史中无以替代的地位。作为现存最早的传世山水名作，作品反映了山水画以独立画科存在的最早形态。
中国早期山水画，一般作为人物画背景存在，呈现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景象，顾恺之《洛神赋》中即是如此。
人比山大，水面甚至小到无法承舟，如此幼稚的画面当中，山水的优美只能让位于主角人物的“高大光环”。
顾恺之《洛神赋》中的人物与山水呈现出怪异的比例
在《游春图》中，山水从幕后配角变成了前台的主演，山水之美成了《游春图》的主要内容，而人物反而变成了山水景色之中的点写之景。山川大而人物小，如此，山水与人物的比例开始趋于正常化。
然而，作品终究是早期山水风貌，仍显稚拙。
比如，以线条表现画面的所有内容，是其重要的特征：无论是人物的衣冠，还是山势的方折，无不是以高古游丝描勾勒而出，线条匀而细挺，笔笔到位，无一失准之处，可见画家功力之深厚。
虽是山水画，但整体手法仍以勾线填色为主
更重要的是，画面以青绿设色表现山色，这是在山水皴法成熟之前，山水颜色的主要表现方法。
青，是指矿物颜色石青，一般施于山尖；绿，则是指矿物颜色石绿，一般用在山腰处，以表现山色青葱；山脚和坡岸则通常以赭石表现土色，三者相合，山色丰富而沉稳。
这种最早源自西域的绘画技法，终究在中国的山水画中大放异彩，而《游春图》可谓青绿山水在卷轴画中的开端。张丑也将这种青绿画法归纳为“大刷色”，列为“十美”之四。
以青和绿为主的颜色，奠定了“青绿山水画”的主色调
《游春图》画风虽如此稚拙，在古人眼中，却又是高古的象征，在崇尚传统的书画史当中，稳稳地占据了“山水之祖”的位置。
自宋元明清以来，无不为收藏界所重视。故有这历朝历代的百般追捧以及开篇张丑的“天下第一卷”之语。
李思训《江帆楼阁图》与《游春图》后1\4段比较
千年沧桑与画史变迁
如此深得历史的厚爱与垂青，也让这件作品在当年一众的“东北货”中脱颖而出，却在此时遇到了它千年以来最大的危机，幸而遇到了又一个贵人——张伯驹。
在民国时期的琉璃厂，张公子的名声也是如雷贯耳。富甲一方，又钟爱书画，使得古董商、鉴赏家们争相与其结交，买卖书画，交流心得。
经历过收藏界鬼蜮伎俩的张伯驹，面对马霁川刁难而开出的800两黄金报价时，也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希望故宫出面留住国宝。然而，大战初停，百废待兴，当时捉襟见肘的故宫博物院也无能为力。
张伯驹只得继续四处奔走，不惜典卖家产，妻子潘素将珍藏多年的嫁妆变卖，换成黄金20两。
晚年的张伯驹与潘素
最终，在朋友马保山的居中斡旋下，张伯驹从马霁川的手中以220两港条（当时香港黄金的俗称）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回这件稀世珍宝。
张伯驹将倾尽心力保全下来的《游春图》视为珍宝，将自己的居所也改名为“展春园”，并邀请诸多朋友同赏这件劫后余生的传世巨迹。
1952年，《游春图》终于迎来最终回家的时刻。张伯驹将多年倾力收藏的众多传世名迹捐献于故宫博物院。包括令人叹为观止的传世名作——杜牧《张好好诗》、李白《上阳台帖》、陆机《平复帖》等等，说他曾经“捐出了半个故宫”也是不为过的。
李白《上阳台帖》
体量如此庞大，作品如此闻名，惊动了当时的党中央，周总理亲自做出批复，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也高度称赞张伯驹是爱国之举。
如今，《游春图》已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时常会与观众见面，如2015年触发“故宫跑”的石渠宝笈特展，以及2017年青绿山水特展上。
虽然两次展览都被两张宋画抢去了风头，然而它仍然在自己的位置上，默默讲述作品所见证的千年沧桑和画史变迁。
被视为青绿山水巅峰之作的《千里江山图》
有趣的是，当年张伯驹够买《游春图》所欠的黄金，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天下大变，时过境迁，马霁川已无暇顾及此番旧账，还款的事情也就无疾而终了。
直到1970年，一天张伯驹在北京遇到当初从中斡旋的马保山时，询问当年购画所欠的黄金怎么办。
马保山大笑言：“形势变了，对方完了，我也完了，你也完了，这事全完了。”
言毕，二人相觑大笑。历史就如这般谈笑，也像这《游春图》，千年一瞬，如过眼云烟。
曾经的拥有，到如今也都成了往事，唯有这张画还在，默默记录下这一切，凝聚在画卷的“咫尺千里”之间。
《游春图》卷末赵严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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