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上都、大都确立后，基于联系蒙古本部的政治需要，整兵黩武的军事需要和避暑纳凉的生活需要，从忽必烈开始，元代皇帝每年都要两都往来巡幸，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两都巡幸制度。
每年农历三、四月，元代皇帝率领后宫嫔妃、皇子、文武百官，从大都出发，在怯薛部队（怯薛，蒙古语，意为护卫军，其成员从蒙古各千户征召来的精锐之士，多数为贵族子弟）和扈从军的护卫下，到上都巡幸避暑，处理政务，联络蒙古宗王，开展狩猎、整兵黩武等一系列活动。国家的统治中心也随同巡幸一起从大都转移到了上都。秋季返回大都，循环往复，年年如此。
皇帝巡幸时乘“象辇”。所谓“象辇”，就是架在四只大象背上的大轿子。轿上插有旌旗，里面衬着金丝座垫，外包狮皮，每只大象有一名驭者。在狭窄山路上行走或穿过隘口时，则独乘一象或坐在两只大象背上的象辂里，象辇又称作“象轿”或“象舆”。元人杨允孚《滦京杂咏》诗云：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就是描述元帝乘坐“象辇”的情形。
为方便两都之间的交通往来，元朝廷在两都间设置了四条道路，沿途安置了若干捺钵地和驿站，为两都巡幸的皇帝、往来的官员、驿传提供生活服务保障。一般以骑马一日行程六十里左右的距离设驿站，捺钵则不等。在两都间设置的四条道路上，有三条经过沽源并在两处交汇，因而沽源是元代两都之间非常重要的节点。
周伯琦《扈从北行前记》记载：“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有四道，一曰：驿路，二曰：东路，三曰，西路。东路二者，一曰黑谷，一曰古北口。” 四道即西路、驿路、黑谷路和古北口路。
元代，县境置4处驿站，分别是：牛群头驿（小河子乡石头城遗址）、明安驿（闪电河乡马神庙古城）、怀秃脑尔（黄盖淖镇西大井遗址）、昌州（九连城遗址）；6处捺钵，驿站兼有捺钵功能，另两处分别是察汗脑儿行宫（小宏城遗址）和沙岭（丰源店乡蒙古营遗址）。
两都巡幸，为“得兼历而悉览”，即能够兼顾全面而得以整体观览，所走路线“东出西还”。即去程走东路的黑谷路，返回走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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