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电脑前，敲出母亲名字的时候，又想起了母亲临走穿那双鞋的鞋底儿上绣的那朵儿灵芝样的云子卷儿。
衣裳
文/九歌
一
母亲管罩在外边的上衣叫布衫儿，贴身穿的叫汗衫。说布衫儿的时候母亲一定要咬小字眼儿，说汗衫发的是（shǎn）闪音，格外重。《三言二拍》收录了一个《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故事，讲那个，珍珠衫说珍珠汗衫（shǎn闪），都觉着好听，只有那么叫，珍珠衫才配起宝贝似的。
赶上忙了，母亲不再仔细，上身的东西统统叫做衣裳。母亲自己包括我们一众孩子，都懂。其实只有母亲才有那样的心思把衣服分得那样仔细，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拉扯，穿衣脱衣之间，我们长大跑离，只有母亲愣在“穿”“脱”的一瞬间琢磨。
母亲十九岁嫁给了父亲。家里不富裕，可父亲穿的布衫儿像布衫儿，汗衫是汗衫，出门讲书说事，齐齐整整。回到家，汗衫脱下来搭幔杆上，换一身儿带补丁的家常衣裳。再出门，掸掸抖抖，一个一个系扣子，瞅一眼母亲瞅一眼镜子，再瞅一眼母亲。
屯里人说父亲活得光棍，母亲说他是面上人儿。父亲做了一辈子农民，社里上工，可一天活儿没干过。夏日，社长分派他去地头给社员说书，冬天漏粉烧酒。父亲平时闲在。谁家闹纠纷请出面调停，他不着忙不着慌，详详细细打听，觉得缠手，痛快话一撂，另请高明，接手，三下五除二，人到事儿了。说和事纯属帮忙，不在份内，去与不去全由他。父亲揽事有个轻重缓急，吵架拌嘴磨牙费舌之类的事情不接，赶上分家闹离，不说二话，回家等着，人家头脚进门，他后脚就到。
二
父亲的“光棍”换来了一家人的体面。可这金贵的体面，不顶吃不顶穿。大集体那些年，家里人口多，日子过得紧巴。大哥成了家另过，舍出去不管。大姐出嫁了。二哥二十出头儿，二姐二十傍边儿，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母亲把压箱底儿的嫁妆翻腾出来，用青色儿的薄呢二大衣给二哥改了一件洋服外套，绿色儿的缎子袄给二姐拆了一件套面儿棉服短袄，勉强应了过去。轮到三姐和四姐的时候，山穷水尽，穿带补丁衣裳也是无奈。轮到我，补丁摞补丁，俩姐姐的剩儿。母亲呐，怀里抱着小妹，捂一身儿光板棉袄棉裤，夏天呼哒一身儿孩子们甩下来的破衣裳。每逢不得不抛头露面，母亲罩身上一个带大襟的褪旧大布衫，小妹身上盖条毯子。布衫被母亲宝贝似的收藏，轻易不洗，不敢洗，毯子也是。
一户姓傅的人家，生十一男两女，个顶个没冬没夏赤脚，西院王大娘瞅着老傅家孩子在当街光脚，隔墙，凑过半个脑袋和母亲说话。
“哼，白姓一回傅，比老穷家还穷。”
我十三那年，生产队解体。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农民当年见了现钱。转年夏天，我考上了初中。母亲托供销社上班的表侄子给我扯了几尺的卡布，绿的，铺在炕上量几量，披我身上比几比，琢磨几天还是下不去剪子，怕铰坏了。最后领我和小妹去东北屯铺子里交给裁缝做。
东北屯离我家十二里地。摆过一条小河，穿北屯，再往东走几节就到了。去的时候，母亲边走边说话。小妹说话我听不清，母亲讲庄稼小妹也听不懂，我俩一个劲儿在母亲身前身后打哑巴禅。路过一座小山，母亲走得有点儿慌，抬头东瞅西望，压着声儿喊我俩跟上别说话，过了山弯儿，能看见我们要去的那个屯子里的人家了，母亲停下脚步，领我们坐道边歇。指那个小山，说叫平顶山，山上有个人脚獾子。
有一回冬天，人脚獾子把一个喝醉酒走黑道儿的醉汉扑倒了，差点吃掉。醉汉冻个半死。醉汉回家以后，家人把他的脚按到凉水盆里缓，一只脚缓出个冰坨，小半年才能下地走路，一条腿落下残废，一踮一踮。民间说，人脚獾子吃人。
裁缝铺不大，一个小院儿，两间小房，屋里摆着一个机器，一个案子，案子上摆着剪子皮尺。裁缝在案子里侧坐着，案子外侧摆一个长条凳。他除了胳膊上戴一副花套袖以外，穿戴和我们屯里的社员没什么两样。裁缝话不多，见我们走满头汗，绵声细语：“坐吧”。母亲抱起小妹坐在了长凳上，指指贴身站着的我，说明了来意。裁缝“嗯嗯”应了两声，摸尺，绕出案子，拉我往前站一站，让我伸开两个胳膊站直，给我量尺寸。量完，他拎着尺转到案子后面，把尺放到案子上，抓起一个铅笔头儿往本子上划拉洋字码：“要几个兜？要贴兜还要插兜？”“都要，都要，汪师傅看着做吧，我老儿子要上乡公署上学，头回儿做新衣裳，给加加细奥！”
从进院到出门，始终没看到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可能都上地干活去了吧？说不定他们家也有我这么一个半大小子，不知道上哪玩儿去了呢？我一边往出走，一边回头回脑看，心里想着不相干的事。母亲催着我和小妹出了门，又往屯东走，边走边打听，拐进了一个院子，一喊门，应声走出来一个和母亲年纪晃上晃下的妇女，见了母亲，乐得一劲儿拍巴掌。她在前面引着，高声大嗓地把我们让进屋。进屋就让脱鞋，母亲不肯。她把穿着鞋的母亲推到炕里，回身把我和小妹掫上炕，沏茶倒水。稍稍稳当稳当之后，她跑到屋外隔墙把二丫头喊了回来，吩咐她抱柴烧火。二丫头梳俩黑黑亮亮的大辫子，小孩胳膊粗，打屁股蛋子。她腼腆着和我母亲打过招呼，往外屋走的时候，在小妹脸上亲昵地掐了一下，顺便扫了我一眼。母亲盯着二丫头的影子冲女主人不住嘴地夸：“丫头真俊，这俩大辫儿，随你小时候，这要是搁过去，大几岁有啥的，非给我老儿子当媳妇儿。”
我在母亲和那位女主人的唠谈当中，知道了女主人姓白，小名叫英子，大号叫啥没说，有个外号叫白眼眉，是母亲小时候在大白庙子住时的玩伴，还拜了干姐妹儿。小时候眉心受过伤，伤好落下一条疤，缺了一窄条眉毛。她和母亲闲话那个裁缝的腿，小时候打针扎偏了，扎瘸的。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干不动重活，他爹妈有正事，省吃俭用把他送到景星街学了做衣服手艺。没成家和父母过，侍候走两位老人以后，守着父母给他留下的房子。
女主人手快脚快，领着二丫头不到半炷香的工夫，收拾了满满当当一桌家常饭菜。最后端上来一盘压桌菜——酱肘子，大酱缸里腌的，通红儿，油汪汪儿。肉片薄薄拉拉，浅口碟心儿摆一层儿。撺撺盘子碗，撂在了桌心。肉片儿吃进嘴里，不腻不柴，咸丝丝香。我和小妹没敢多吃，一人只吃了两片儿。出门前，母亲嘱咐过：“到人家吃饭，别老盯硬菜，头不抬眼不睁。”
那顿饭，香了我好几年。
母亲和干姐妹儿坐炕里，盘着腿，膝盖贴膝盖唠。两个人好像有一肚子话要一股脑都倒出来似的。各自嫁人，离得远了，心还是那么贴。
吃过饭，母亲惦着家里的猪鸡，忙忙叨叨往外走，女主人领着二丫头紧忙着送，一送送过平顶山。二丫头背了小妹一段路。
多年以后，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和母亲唠到这一节的时候，母亲告诉我，白眼眉后来专程登门来看过她一次，他儿子开车拉她来的。说人已经没好几年了。母亲和干姐妹儿打小分开，十二里地隔七十来年，只见过那两回面儿。
衣服做好以后，汪师傅托人给捎了过来，一试，可身儿。留了仨兜，上面一个小兜可以插钢笔，下面两个大兜可以装点儿大东西，不是贴兜，也不是斜插兜，是抠出来的直兜。1986年，我考入师范学校念书，那阵儿学校里流行的学生服和汪师傅给我做的那件衣裳款式一个样。
汪师傅还随衣服捎来一卷儿碎布头。母亲拣大块的拼一起给我吊了两只手巴掌面儿，用窄布条接一根儿布绳，缝了手巴掌带儿，搭脖儿上牵着手巴掌。不戴的时候，绾个扣儿，吊在脊梁骨后面，耷拉着一走一拍屁股，和二丫头那两个粗辫稍子似的。
四
1995年，我调到城里上班，骑自行车冻手。到军人服务社买了一副绿手巴掌，下乡采访也戴着，端着照相机拍照片时，把手巴掌夹到胳肢窝往地下掉，回到家让爱人给我钉了一个布带子，忙时把手巴掌往背后一绾。爱人调到报社当值班编辑以后，见我天天屁股后头吊着两个绿手巴掌四处跑，看不过去，给我买了皮手套。皮手套戴着好看，不暖和，拍照片时还是往地上掉。我把皮手套撇在一边，又捡起绿手巴掌戴着。爱人偷摸把手巴掌藏了起来。后来换了单位，不再外出采访，新买的住宅楼离单位近，冬天穿棉大衣步行上班，手往兜一插。时间长了，两个手腕子让风吹皴了，还得买手套戴。手皴过以后有了记忆，稍有放松，沾水见风就皴。出门前抹手油的时候，时常想起那副绿手巴掌。
母亲走了以后，梦到过一次——母亲穿着早些年那套光板棉袄棉裤，正站在屋地上筛面呢，我里外屋翻东西。“我手巴掌呢？”连喊数声，母亲也不说一句话。喊醒了，爱人在扳着我的肩膀唤我，听我醒了，嘴里嘀咕一句：“啥手巴掌？”爱人侧过身去接着睡了，我在黑暗中大瞪两眼睡不着，嗓子眼儿有股儿热在那儿堵着。
五
母亲领我去做的那件上衣，我穿了整整三年。衣裳脏了，洗干净接着穿。赶上下雨阴天晾不干，母亲就帮我铺在炕上熥，熥不干就灶坑口笼火烤。穿久了，洗掉色儿了，两个胳膊肘儿磨出了洞，母亲拿出汪师傅给的布角子补上。我长成大小伙子了，怕人笑话，天天挽着两个袖子上学去。
穿着这件上衣念完了初中，穿着它，拎着行李卷儿到师范学校报到，第二天去街里军人服务社买了一件绿军衣、一条蓝裤子和一双军用皮鞋。那套行头陪我度过了三年师范生活，毕业上班还多撑了一季。
家刚搬进城那几年房子换得挺勤，回回儿搬家爱人怕东西多了麻烦人，搬一回甩下不少零碎儿。起初我还像宝儿似的想着那几件旧衣服，回数多了，渐渐麻木，想起找的时候，不见影儿。我咋连个压箱底的衣裳都攒不下呢？
六
乡下教书那几年，我和爱人在学校上班，赶礼拜天或是农忙假，起早贪晚种几十亩地。女儿出生了，我把母亲接进家帮着看孩子，也把母亲一手带大的小侄儿也接来。人口多了，钱不够用。我和爱人加起来两百多块的工资，哪儿也顾不上哪儿，紧绑紧。
先可着母亲和小侄儿，大老远来的，不能亏着她老人家和孩子。出门在外，不像在家，撕一片挂一片穿出去遮不住脸。母亲横拦竖挡不让买。背着她买回来也不穿，说新衣裳架胳膊。叠起来，裹进包袱皮儿里放着。
过了两年以后，我趁寒假倒腾了一批玉米种子，挣了一笔钱。买下三间瓦房，高墙大院儿，一亩多地的大园子，敞开了种，瓜果蔬菜也跟着宽绰。置齐了房子，才缓开手捯饬衣裳，母亲的，大侄的，爱人的，还有我宝贝女儿的，从脑瓜顶换到脚底下。换下来的旧衣裳，该送的送，该扔的扔。我进城开会，到军人服务社给自己买了一双军勾皮鞋，一套校哔。穿在身上，走在街上，令行人眼热，自己也觉着前胸冒热气，身子飘轻。
“人是衣装马是鞍。”母亲看见我扳着大镜子照，笑着，那样说。
七
到报社上班以后，我穿着校哔军勾，跟随领导下乡采访。混在农村干部中间，看不出来我是记者。旗里开大会，我也挺着这身衣裳进会场，在领导眼皮底下晃来晃去，有些扎眼。不用人说，自己也感觉到了不那么自在。
报社社长见了，领我到店里买了一双米色的皮鞋，一条蓝裤子，一个白衬衫，外带一件单卖的蓝灰西服，一根儿银灰领带。这身衣裳足足让我美了两三年。那条裤子，浅蓝里藏着一层儿亮灰，柔软里带着一点儿弹力，裤线既不那么直硬，也不那么囊软。
买回这身衣裳那天，社长让我在办公室里换上衣服，坐在位子上，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我把底版藏了起来。公众号开始那两年，经常有人向我要照片。我翻箱倒柜找到那张底版，到影楼冲洗。洗出来的照片略微有点儿泛黄。我把电子底版存在桌面上，谁给我推稿配片，鼠标一点，传给他们敞开了发。
报社撤了，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宣传部门工作。宣传部人多，讲究穿戴。夹在中间，不穿不自在，比着穿不情愿。干记者这一行辛苦，经常外出采访，上面来记者还要陪着，不得消停。那几年，红豆、柒牌两个服装品牌刚刚入驻县城，换季拿出一些缺号断码的衣裤打折。小号的衣服裤子不好卖。我穿二尺三的裤子、一米六五的上衣。名牌的衣裳，裤子五六十元一条，衬衣百八十元一件。服装店老板递给我衣裳时像是吃了苦瓜，咧嘴皱眉，没个笑模样。
年龄一大，不知不觉喜欢上了锻炼。运动服好买，好洗，好穿。三好牌衣裳穿起来，自由自在。备两套正装，留着开会穿，像模像样架在身上，回到家赶紧脱下来松快松快身子。
头些年，半旧的衣裳拿回乡下给小侄儿穿，屯里年轻人看着跟小侄儿没少说：“俺咋摊不上恁好个老叔呢，一件旧衣裳谁给呀。”这几年，小侄儿成家立业了，盖了瓦房，开上了小车。干活穿的衣裳都是半新的，不干活的时候，出来进去，从头到脚一色儿新的。过好了，不缺衣裳了。慢说旧衣裳，给人家买新的，不式样都拿不出手了。母亲有几次，背着小侄儿和我嘀咕：“这时候人，一点儿后手儿不留。”
日子过好了以后，我们这些孩子经常给母亲买衣服，不让母亲缺着。年年儿过年，我给母亲买一件红色儿的棉袄穿，喜兴。买那么多回，也没看出来母亲喜欢不喜欢。有一年，赶上红色儿的号大，买了一件绿缎子面儿的。母亲用手摩挲着稀罕，手把着袄叨咕：“绿色儿，缎子面儿。”三姐花一千多块给母亲买回一件青色儿的半大衣。母亲坐在炕边，冲炕里两手抻着，端详了老半天。“青色儿的呢子儿。”
九
母亲六十八岁那年得过一场大病，挺重，好几天不吃不喝，治了一个多月才慢慢缓过来。那年，我和爱人还在乡下教书，母亲住在我家。哥仨商量着给母亲准备下一口寿材和一套寿衣。
母亲病好以后，进仓房转圈儿看看那口材，回屋打开包，看了看那套寿衣。
那场大病之前，母亲一身病，肠胃不好，气管不好，还有肺心病。得场病周身都好了，百病全无，一直健健康康活到九十二岁。
母亲一辈子没做过手术，没摔坏过胳膊腿。西院儿王大娘活着的时候爱捧着母亲说：“你是修来的！”
母亲一辈子没信过佛，她爱烧香。和我讲过几次，小时候上谁家，见着香炉碗有香就点。在燕窝沟儿住的时候，上下屋住着的老皋太太见了常说：“这小孩赶明儿寿命要长啊。”母亲舍善，赶上做饽饽，见谁家孩子馋了饿了就搡给两个。我拽着母亲衣襟儿不让给，告诉母亲，他们家大人一回儿都不给我。母亲挓挲着两手不言语，用胳膊肘儿推我，怕把手上黏米面蹭到我身上。说上一句：“嗨，一个小孩子知道啥，瞅他怪饿的，吃去呗。”“你傻不傻呀，不让给偏给。”“傻瓜儿长得大，你爹脑子好，除了天上的星星查不过来，没他算不到的，早早岗儿南躺着去了。”
母亲走的时候，七天七夜水米未进，睡着的时候，呼吸均匀。醒了，睁眼瞅瞅，吧嗒几下嘴。我拿棉签儿蘸水往嘴唇儿上抹，她还知道用手往外挡。那只手，小了，凉了。睁眼看看她的孩子们，又睡着了。在母亲吃不进东西第五天的时候，我想起了母亲之前和我说的话。母亲在最后三年下不去地了，我们八个儿女雇侄媳妇儿长天侍候她三年。我们八个也轮班儿回家贴身陪伴她三年。母亲下不去地的那年夏天，我用轮椅推着她房前屋后转悠，看她累了，推进屋把她抱上炕，放到褥子上，脱去衬裤，身子底下垫上尿不湿，身上搭个线毯，坐在旁边看着她睡了一觉。母亲醒来以后，把手伸进毯子下面摸摸，仰脸儿很认真地和我说：“这可光落得劲了，着紧喽穿不上衣裳那可不好啊，光个屁股走可不是个事。”“不能啊，十年八年都不能，再说了，我们这不都看着你呢吗。”母亲听了，点点头，没再说啥。第二天，我要回城里上班，在地上穿鞋的时候，母亲坐在炕上又很认真地和我说：“老儿子，听着信儿，你可抓紧来奥。”我听了心头一热，一边穿鞋一边抬起头笑着和她说：“嗯呐，我知道。”“不能啊！”我紧接着又补了一句。
我和老妹儿商量：“妈和我说过，没的时候怕穿不上衣裳，咱俩给她穿上吧。”老妹儿同意了。我俩把二十多年前为母亲准备下的装老衣裳拿出来，一件一件在准备入殓时躺的那个褥子上铺好，垫上干净的尿不湿，把母亲光身儿放到了上面，裤子也套到了小腿上，又给她穿上了袜子和鞋。拉上衣裳先盖上，不伸袖。然后把母亲连同那条褥子，抬到母亲之前睡的毡褥上。小妹守在头上，我守在脚下。这样，又躺了两天两宿。最后看实在不行了，我和小妹撤掉尿不湿，给母亲伸上袖，提上裤子，系上扣，扎上腰带，带上帽子。大伙要把母亲抬到垫头垫脚的“垫”上去，我不肯。我知道，抬上去一垫脖子，母亲就活不成了。这样，又挺过了半个多小时，母亲停止了呼吸。——母亲穿着衣服走了。
最后那半个多小时，我打量着穿好了衣裳躺在炕边的母亲。长袍不长不短，大衫不肥不廋。那双鞋，是她好时候自己可着脚做的，帮儿是帮儿，底儿是底儿。鞋底纳得密密的白线之上，用青色儿线绣出了一架云梯，梯子的上端绣上去一个转着圈儿长翅儿的太阳，一个凹着脸笑的月牙儿。太阳有模有样，月亮有眉有眼。太阳和月亮中间儿还绣了一朵儿云子卷儿。一个鞋底上绣一幅，两个鞋底绣的图案对着，能分出左右脚。
母亲一定是一个人试过了很多回，剪完缝，缝完绣，绣完描，一个人。
白天母亲会担心吓到孩子们，一定是晚上，她一个人在灯下，把衣裳铺展开来，坐直了身子，向后仰着脸儿，银针青线，慢慢儿把线纫到针鼻儿里，哈下身去，一针一线缝上去绣上去描上去。
母亲走后三天，按当地风俗，要把母亲穿过的衣裳挑几件拉到墓地附近的山顶烧掉。头天晚上，三姐做了个梦，梦到母亲和她说：“谁让你们把我绿棉袄送人儿的，你明个儿去给我要回来。”三姐往乡下给二嫂打电话，一问，那件绿色儿的缎子面儿的棉袄还真让二嫂送给了侄媳妇儿。二嫂撂下电话，毛毛愣愣跑前院儿要了回来。第二天上坟的时候，三姐一边拿棍儿扒拉着烧衣裳，一边叨叨念念：“都给你送来了……”三姐从山上回到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我去医院看她，她看病房没别人的时候瞅我说：“巧不巧，做恁个梦呢?”
母亲的名字叫邵云芝。
我坐在电脑前，敲出母亲名字的时候，又想起了母亲临走穿那双鞋的鞋底儿上绣的那朵儿灵芝样的云子卷儿。
妈……
本文原刊于《散文》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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