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欧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到文化局，跟声名远扬的欧阳漱石面对面坐。有关欧阳漱石的笑话，很多，给这个沉闷的小县城的饭局增添了许多佐料。我上班第三天才算见到他，都快下班了，他还塌迷着眼，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他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头卷毛，自来卷，发质很好，坚硬，浓密，蓬勃。作为新同事，我努力用开玩笑的口吻拉近和欧阳漱石的关系。
欧阳，悠着点，时间长着哩。我们这儿，复姓罕见得很，一个县城姓欧阳的也就他一家，大家都简称他欧阳，反正也不会有谁跟他混淆。
欧阳说，你咋也跟我爸一样？
我问他，你爸怎么了？
我爸也这样说。你猜我咋回敬他？欧阳其实没指望我猜，他模拟着自己当时的神态。我说爸，你老了，嫉妒我们是吧？我三十多了，比一般人晚十多年才睡上女人，再不把被你们二老给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将来也跟你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
说罢，满不在乎地走了，一点儿也不像开玩笑，撇下目瞪口呆的我。这是我第一次亲自领教他的神经，怎么能这样跟父亲说话？办公室的王主任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看到了吧，他就这样，整个一神经病！王主任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杯子里浓浓的茶，慢悠悠地说，时间长了你就会习惯的。跟文化局打交道的人，有几个没病的？
没这么严重吧？艺术圈里的人，不修边幅，不按常理出牌，敏感，多少有点神经质，这都可以理解。艺术嘛，不标新立异还叫艺术？可艺术家也得生活啊，也得跟普通人一样吃喝拉撒。比如我们王主任，一个画家，不也上下通透？我呢，写了两本书，城里的朋友见面都叫我作家，可咱自己清楚，这话多少带着点调侃的色彩。可欧阳不一样，欧阳是真正能称得上家的文化人，连省里的大书法家都赏识他。欧阳的作品参加过全国书展，用专家的话说，他的字不光是好看，还是真正的艺术。这么一来，欧阳的字就珍贵了。县委书记捎话给文化局长，想要一幅欧阳的字挂到会客室。欧阳不领情，不写。还说，我的字只给懂书法的人。
其实，欧阳的字并不难求，学校的老师能求到，街上的商贩也能求到。我不懂书法，看不出欧阳的艺术性在哪儿，欧阳却送了我好几幅他的作品。王主任说，县委书记要他的字，还不是看得起他！你说，他这不是神经病么？
王主任这么一说，我就开始留意起大街上的神经病人来。还别说，这神经病，好像上天早就分配好了，每个小城都有那么一个两个，来印证我们这些人的正常。我们县城，很小，人口也就几十万，但也没有例外。最常见的一个神经病，个子高高的，头发长长的，体型非常好。人家都穿大衣了他还是一件单薄的风衣，四处转悠。前几年，我们学校门口也有一个，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从垃圾堆里捡吃人家扔掉的食物。有人试着扔给他钱，人家不要。可你要是给他一个烤红薯，他能高兴得要死。语文老师现场教学，看，这就是没有灵魂的人。政治老师上升到哲学高度，这人啊，他的追求已经降到了最低。可反过来想一想，其实人的需要，还不就是那么一点点？
欧阳的神经可以追溯到小学。老师在课堂上提问造句，经过了头一天的预演，学生们的回答基本上天衣无缝。欧阳坐在前排，手不依不饶地举得老高，老师临时起意，让他用“有的……有的……”造句。欧阳声音洪亮，把攒了一节课的力量都掏了出来：“我们班的同学，有的有蛋，有的没蛋。”
这个句子，几乎成了欧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了让外边来的客人高兴，一般的酒桌上都会拿出来讲一讲，调节调节气氛。后来，还延伸出好多种不同版本。最具现场感的一个是，欧阳为了能被老师提问到，一边举手一边扭头怒视其它举手的同学，直到举手的只剩下他一个人。我一直以为是人家埋汰他，借机向他求证，欧阳竟然傻笑着默认了。
欧阳的大名不只流传于饭桌上，会前会后，甚至包括广场上。我颈椎不好，每天早上都要去广场跟球友们打一会儿羽毛球，活动活动。有一天早上晚去了会儿，球友们正愤愤议论着一个神经病。说那神经病进了羽毛球场，伸手就朝他们要球拍，并声称自己球打得也不赖。谁也不认识他，球友们就觉得这人肯定是神经有问题。广场上什么人没有？除了正常人，还有好多神经病，对着你傻笑，不穿裤子……球友们说，神经病在球场里比划了两下子，自觉没趣，走了。
我赶紧问，头发是不是自来卷啊？
有人来了兴致，问我，你也见过？
我知道是欧阳，没敢讲出来。毕竟，认识一个神经病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说心里话，我是佩服欧阳的，佩服他跟陌生人坦坦荡荡无拘无束交流的勇气。我要是也有了这种能力，宁愿被人家说成是神经。
欧阳的老婆下岗，也跟他的神经有关。老婆单位里的头头想要幅欧阳的字，欧阳不给，她不下岗谁下岗？这一次，连老婆都骂他神经病。王主任说起这事，好像还有点幸灾乐祸。
紧接着，欧阳的老婆失踪了。传言很多，有说她被富人秘密地包养了起来，也有说她跟一个卖狗皮膏药的跑了……反正，欧阳成了光棍汉。
老婆一跑，欧阳更无心工作，办了停薪留职，准备边打工边找老婆。
那段时间，我的电话隔不了十天半月就能接到一个长途。只要显示的是外地区号，十有八九是欧阳打来的。开始还扯天扯地，欧阳的理想，他对新去城市的热情。后来，一切都不新鲜了，都变成他对工作对生活的抱怨了。他说大桥施工偷工减料，纯粹是豆腐渣工程。还让我帮他找记者。
作家和记者，都是做文字工作的，彼此认识，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我的一个同学就在省报做记者，但我毫不犹豫地就回绝了他，我怎么好意思介绍一个神经病给同学？这种事，要是跟人家见多识广的记者同学说了，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到时候，怕是连我都要落个神经病的称号了。
欧阳在外边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是半夜，声音湿湿的，赤裸着，从来没有过的无奈。他让我救救他，老板把他的行李扔进了粪坑，让我快点寄五十块钱给他……
电话突然断了，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我猜了很多种可能，没钱续话费了？老板强行摁断了电话？……五十块钱不多，问题是，钱寄到哪儿？他连卡都没有。第二天下午，我又接到一个长途汽车司机的电话，让去车站替欧阳付车费。欧阳没敢跟父母说，怕他们担心。
第二天，欧阳让我请他吃大肠汤。大肠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这儿的特色食物。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欧阳，我觉得他的神经，跟街上真正的神经病完全是两码事。他是那种不合社会的神经，神经得可爱。不用说，他回来我也要给他接风的，而且，规格肯定比大肠汤要高得多。我一个副局长，还做不了一顿饭的主？但是，欧阳这样的语气，要是一般人肯定不爽。他这么一主动，性质就变了，味道就不一样了，显得我多不够朋友似的。
我们这儿也经常有外地的朋友过来，或者中学的同学从外地回来。他们过来了，都要打个电话，叙叙旧。我们呢，作为地主，都会盛邀对方出来一起聚聚。这聚聚，谁都知道是一起吃顿饭的意思。要是等对方说了，地主就显得很没面子，失礼。
客是请了，我还约了几个人去陪他。可人家一听有欧阳，电话里就找了不来的借口。还有几个也没说不来，到点了就是不见人影。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冷清局面，好歹我也是副局长啊。人家欧阳倒好，一点也不在乎冷冷清清的场面，喝酒，吃肉，很享受的样子。
欧阳回来之后，还真是变多了。上班积极了，再也没有先前的懒样了。老婆跑了，床还有什么恋头？他恋上了麻将。反正文化局也没什么事，不上班的时候，就坐在麻将桌旁。
欧阳的父亲知道我和欧阳关系近，专程过来找我，让我帮他们劝劝欧阳，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欧阳的父亲说，我看他，真是神经了。前几天，他妈帮他收拾屋子，收拾出一个橡胶女人。我们都不知道是啥球玩艺儿，拿出来问他，他倒也不隐瞒，说这是我的东西，男用自慰器。你们不懂的。搞得一大屋子的大人小孩脸都红红的，只有他，反倒一脸的无辜。欧阳的父亲敲着我的桌子，你看看，他都神经到哪儿去了？
是得好好跟他谈谈了。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还上心理咨询网查了跟他类似的病例，摘抄了很多专业性的术语。这些东西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欧阳就问，直说吧，什么事？
跟欧阳谈话，总是会有让你意料不到的措手不及。情急之下，我套用了欧阳父亲的一句话，欧阳，你能不能做些有意义的事？
欧阳反问我，人生那么短，做你所说的有意义的事有什么意义？是的，我打麻将，还喝点小酒。目前，这都是我的有意义的事。你们嘴里有意义的事，关我什么事？反过来，要是我不让你们跟女人睡觉，你们乐意吗？
没想到，欧阳这么直接。
欧阳的话提醒了我。也许，是因为没有女人欧阳才这样放纵。从那以后，我到处跟人推荐欧阳，文化局干部，国家公务员。有合适的女性，帮忙介绍一个。要求也不高，谈得来就成。
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谈得来这条件，高着哩。
第一个见面的女人，是卖卤肉的。我跟她说，欧阳刚刚四十八岁（事实是，还差一个月他就四十九了），师院毕业……卤肉女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哦，大专生啊。我可没什么文化……
欧阳不屑地抢白她，何止大专？本科！
卤肉女以为欧阳的学历是何止大专，见人就说，人家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头发自来卷，学历是何止大专。
就这样，何止大专很快代替了“有的……有的……”，成为有关欧阳的又一个最经典的段子。
欧阳埋怨卤肉女太世俗，无知。介绍人劝，过日子，哪有不世俗的？你要是不想世俗，就别起结婚的念头。勉勉强强的，欧阳总算同意和卤肉女继续交往下去。可不到一个月，卤肉女还是跟欧阳摊了牌。你是个好人，我一个卖卤肉的配不上你。
欧阳跟我转述卤肉女的话时，有点得意，还以为人家表扬他呢。
四十九岁这年，是欧阳的桃花年，他相过的女人不下十个。一开始人家对他还算满意，相貌中等，工作稳定，收入也稳定，又没有什么负担。见了几面之后，欧阳神经的一面就暴露无遗了。女人们像是商量好了，最后的结束语都是，你是个好人，应该找一个比我好的女人！或者是，你真是个好人，我配不上你。转过身，又来埋怨我拿一个神经病敷衍她们。更严重的，还骂我狗眼看人低。
对欧阳最具体的指责，是抠门儿。抠门儿是我们这儿的方言，意思是小气。男人一沾了小气，就短了气势，多少有点儿女人味。十几年过去了，同事们讲起欧阳送礼的事儿还眉飞色舞。局长得孙子了，喜不自禁，下了好多请帖。喜宴呢，正好给了大家一个亲近领导的机会。酒店大厅那儿，是上礼的地方。有送一百的，也有送二百的，五百一千的也有。欧阳端端正正地呈上去一张百元钞票，让人家找回他五十。上帐的先生愣了，上了一辈子帐也难得遇上欧阳这样的送礼法。我后来问欧阳，欧阳理直气壮，我就是要让局长知道，他得一孙子他自己高兴去，关我什么事！我激他，那你还去随什么礼？欧阳说，有几个是心甘情愿去的？人家郑重下了请帖，我不去行吗？我本来还想送三十哩，寒碜寒碜他。
抠门的欧阳也有不抠门的时候。汶川大地震捐款，欧阳率先捐了一千块钱。我们局长，也就是先前的王主任，让我找欧阳谈谈，上次县里修桥，欧阳怎么不捐？是不是想攒到这次出风头啊？我一听这口气，知道局长生气了。局长自己才捐了五百块，下面的同志怎么能超过这个数目？
上次捐款修桥的事儿，王局长还真是冤枉欧阳了。欧阳其实也捐了，我没记上。按县委县政府的要求，科级捐二百，股级捐一百。欧阳指责这哪是自愿捐款啊，整个一硬性摊派。他一本正经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硬币放到我桌了。他一个股级干部，捐一块钱我怎么跟上面说？往大里说，这是目无领导，不服从组织。往小里说，是跟领导叫板。捐款的花名册上，我没敢造欧阳的名字，心里存着领导忘了他的侥幸。
这次欧阳坚持捐一千，其它人捐多少他不管。他这一折腾，文化局都得提高标准。我们局长最后又补捐了一千，副局长每人也补捐了五百，跟股级干部欧阳赶齐。这个标准，在全县科级单位中无疑是最高的。县里的大会上，文化局破例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到底是文化单位，素质高啊。
年终，县里组织文化界人士座谈。这样的座谈会每年都有，无非是歌功颂德，形势一片大好。广播电视如何好，作协如何好，曲协如何好……轮到欧阳了，他把座谈会的资料往桌上一拍，这也好，那也好，真是吗？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你们的报纸，认真听过你们的广播？它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广播电视局真正写得来的人借调几年了关系还转不过来，一个街头的水果贩子倒转成了在编编辑！你们不怕人家笑啊……
感慨完，欧阳愤然离去。不跟你们玩了！
县长坐在那儿目瞪口呆，恐怕他这辈子都没有跟神经病打交道的经历。
罪魁祸首还是我，失职啊，怎么能让一个神经病去参加座谈会呢？我放松了对欧阳的警惕，以为一个恋爱中人，一定会藏起自己的锋芒的。
第二天一早，县政府办公室通知说，文化口的副县长，还有宣传部部长都要去文化局。我还没有想好后果呢，他们就来了。领导们来了，并没有兴师问罪，还一个劲儿地跟欧阳握手。真是抱歉，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县里正在调查你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我们相信，欧阳同志是个好人……
欧阳已经听不得人家说他是个好人了。谈了几场恋爱，欧阳早就听出好人这个词背后的意思了。欧阳的恋爱史中，跟中学教师是最持久的。她也是我以前的同事，教政治。当年把学校大门外神经病人的生活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就是她。中学教师与众不同的是，她不仅被欧阳那一头骄傲的自来卷征服了，还把欧阳的“神经”哲学化了。她说，神经的不是欧阳，而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我们在社会的重压之下，扛不住了，棱角没了，变形了，妥协了，也奴颜了。还有一个好听的说法，是适应社会了。欧阳这样的神经呢，他一直没有妥协，没有适应，他才是最本真的人。有了中学教师的理解，欧阳性情大变，反倒含蓄低调多了。
中学教师电话里跟我讲欧阳，情绪激动，声音兴奋，像做了多年的粉丝之后终于见到了自己喜欢的偶像。如今，这样的好人真是太少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大排挡吃饭，遇到一卖唱的小女孩。欧阳把女孩子叫过去，从兜里摸出一张百元的大票。别唱了，回去上学去。
我向欧阳求证，有没有救助过卖唱的小女孩。欧阳愣了会儿，才想起来。哪呀，我没想给她那么多的，本来想抽张十块的，却错抽了张一百的。一百就一百吧，那么多人看着，总不能再放回去换张小的啊？
办公室的同事都忍俊不禁，欧阳却大大方方的，并不觉得自己多低贱。
当然，这场恋爱最终还是没能走向婚姻。中学教师最终缴械，是缘于欧阳为朋友的贷款担保。一年前，欧阳的一个朋友找他借钱，数目还不小，两万。欧阳自己当然没钱，建议朋友去银行贷款，并热情地做了担保。后来，政府清贷，朋友还不上，要扣发担保人欧阳的工资，这事才浮出水面。中学教师责怪欧阳太义气，怎么能随随便便为人担保贷款呢？中学教师的意思是让欧阳承认自己错了，以后再不要干类似的傻事了。两万元，权当买个教训。欧阳却一根筋地坚持，自己没有错。我有什么错？要是你，急着贷款用钱，我能不去担保？自始至终，欧阳都没有埋怨那个还不起贷款的朋友。人家也不愿意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没钱就已经很不幸了，咱还能怎么着他？
结果可想而知，欧阳又听到了自己是好人的话。欧阳，我承认你是个好人，可我受不了你这样的好人。中学教师像写作文一样，向我总结欧阳这个人，直，率，真，适宜独立生活，做艺术家，或者在人际关系单纯的研究机构。要不，就是国外。还好，人家没有说是地球以外的地方。
中学教师毕竟是知识分子，她对欧阳的评价比其它女人更全面、更客观。
春节过后，县里调整干部。那几天，欧阳到处念叨他四十九岁半的年龄。这么一说，倒让我看到了欧阳的老相。欧阳最引以为骄傲的卷发变得灰不溜秋的，像秋后霜打的树叶，颓废地伏在头上，一点儿也不见生机。我暗自感慨，人真是奇怪啊，小的时候盼大，七岁的时候总说，快八岁了。老了呢，又不愿承认。三十九岁的年龄不说是快四十了，总暧昧地讲成三十多了。连欧阳这样的人也不例外啊。
局长的政治敏感性一向很高。欧阳这会儿又不神经了，他这是提醒文化局党组注意，他还没有超过五十岁不能提拔副科的界线。依我对欧阳的了解，他也只是说说，绝不会去跑官买官的。我替他着急，不去找领导，光这样念叨有什么用。
局党组开会的时候，我为欧阳据理力争。这是欧阳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全县像他这样做了二十多年股长的，独此一人……王局长说，我们推荐干部可不能光凭感情，凭怜悯，得凭工作，凭党性。这样吧，大家投票。
投票的结果，当然不是他。那晚，他喝多了，跟我争。我没跑官，我跑了吗？我就是想退的时候能发副主任科员的工资……
我趁机开导他，看到了吧欧阳？别总把自己弄成特立独行的样子。你可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俗事该做的也得做。你得改变，得适应这个社会。
我适应社会？社会咋不适应我！欧阳的话根本不加思索，脱口而出。你们这些官僚，动不动就让我们适应社会，适应社会还不是适应你们的领导？做你们的顺民……
我厉声骂他，欧阳，你还真神经啊！
欧阳说，我神经？你们才神经哩！你们这些人，病得还轻吗？
作者简介：张运涛，河南正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作家英语班学员。2008年开始创作 ，在《天涯》、《山花》、《芙蓉》、《清明》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百多万字，并有作品多次被《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小小说选刊》等转载，出版小说集《温暖的棉花》。曾获《广西文学》2011年度散文奖，第二十届梁斌小说奖短篇小说一等奖，林语堂散文奖等。2012年秋，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参加中美青年作家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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