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晚乌，散文写作者。
嘉宾：项丽敏，居于皖南太平湖畔，写作散文、诗歌、童话，已出版的作品集有《金色湖滩》、《花森林》、《临湖：太平湖摄手记》、《美好的事物那么寂静》。曾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鲁迅文学院第21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访谈背景：守在太平湖边的项丽敏，在散文、诗歌写作上可谓有着自己的明显身份符号。她的创作如一股清新的风，吹过当下散文写作领域。她是个随性的作家，对散文创作的理论、流派似乎不太关注，但她的文字不管是系列写作还是日常记录却又呈现出脉络性的明晰感，这背后，我看到她的独特性及写作上强烈的自觉性。评论界将其写作归类于“自然写作”的范式。在这篇不算长的访谈中，我没有设置高深问题（实际上我也没有能力设置），只是就她自身的创作与生活做了简短的提问，我的本意是去了解她在生活、工作、写作这几者中如何透过俗世抵达自我内心从而获得文字上的异质色彩。
晚乌：看到你说“只要有写的时间和自由，我便无惧。”这句话我想多少能体现你对文字书写的态度，你能够具体谈谈吗？
项丽敏:这是我最近写在QQ“说说”里的话。说这句话，是因为最近工作调整，岗位有了变动。而我对这种变动最担心的是，不再有写的时间和自由了，为此心里很是纠结，对我来说，生活中如果去除了这两样就会失衡，陷入焦虑和忧郁的情绪。
但我又不能不服从单位的调整，我得靠这份工作来维持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人只有在衣食有保障——哪怕是最基本的保障后，才能安心去书写。
多年前我曾说过，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现在仍然是。这么多年过去，没有改变，我之所以写，还是因为，只有写能让我感到自己是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存在着，感到时间的深处暗香浮动。现在我已不在意写什么，不在意外界对我所写的怎么看、能不能发表（当然能发表最好）。只要写着，并且能继续写下去，我就心气平和，悦纳一切，包括对现实生活总感到不适的自己。
到了新的岗位，经过几天的适应（这几天还是有些痛苦的），我又开始了书写。当我进入书写状态，心里又充满平静柔和的力量，这力量消解了生活中的阴影和那些并不怎么美好的事。于是我就写下了“只要有写的时间和自由，我便无惧”这句话。
晚乌：在我看来，你的散文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或者我可以称它为“湖边写作”，对于你文字里所具有的个体色彩或者风格，你认为其中有个体自觉性吗？还是不断尝试摸索的结果？
项丽敏：我觉得地域性是一个散文作者的胎记，与生俱来。
散文具有真实性，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过去或现在，是作者熟悉的生活。作者在书写时，无须刻意，其生活地域的特征、习俗、人文和自然的生态就呈现出来了。
有些散文作者生活阅历丰富，书写面广，作品的地域性就模糊一些。也有一些散文作者久居城市——你知道，在中国，所有城市的面孔都相似，除了气候上的差异，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并没有不同，这也削弱了作品的地域性。
我想，我的散文之所以有明显地域性，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就生活在自己的家乡，在太平湖，只要写散文，我的散文就脱离不了家乡和湖的气息。
长久生活在一个地方，写作不可避免要受到局限，似乎总在写同样的题材，不过呢，在书写时，我并没有地域的局限性带来的枯竭感，相反，地域性使我感到自己的写作是有源之水，是汇聚生长的，有根的。
我并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写作者，这“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对我来说已够辽阔，经常给我带来发现的喜悦。我愿意通过一次次的书写，更深地去认知自己的家乡，像给亲人写信一样，用文字表达我对这片土地血脉里的情感。
晚乌：就文字本身而言，我能看到你在个体情绪上的变化。比如在《金色湖滩》里，我能体会到忧伤、疼痛、不安等因素，但后来的文字里，这样的特质比较少了。这种改变，你怎么解释?
项丽敏：这种改变就是成长。
就像一个人，在孩童的时候是从不掩饰自己情绪的，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但是你看一个成人，他就不这样了，悲和喜都淡淡的，不再有大起大落的情绪。
散文写作，最初是我为了抒发情绪而开辟的途径，通过书写来梳理自己内心的秩序。散文写作在这个时候起的是散瘀止痛的作用，是心理自疗——而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只是觉得写下来心里就通透了，轻盈了，像树木卸下那使它弯曲的负担。
没有情绪的散文就像没有温度的人，而情绪过于激烈又像是神经质。当散文写作到了某个阶段——也就是由自发到自觉的阶段，作者就会节制情绪，将个人的悲喜隐于文章之后，像画布上不那么明显的底色。
作者的个人情绪得到控制，散文就会呈现客观的质地。
当我们在一个人的散文里看不到明显的个人情绪，这说明，这个作者在写作时，所站立的点和所持的视角已不再是个人的、一己的，他（她）可能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点上了，有了更为深广的视角。当然，这并不是否定那些带有强烈个人情绪的散文作品，只要是真实的，都值得尊重。
晚乌：依照我个人的理解，创作者都会试图呈现自己，散文写作者更是这样，你想过给别人呈现出什么样的自己吗？或者说，你想让大家看到怎样的一个“项丽敏”？
项丽敏：写作，特别是散文写作，就是呈现自己的过程，你不可避免地要写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内心，你的所思所想。
一个写作者，他要向读者呈现出一个怎样的自己，不是他所决定的，而是他的作品决定的。我相信，一个人的作品是比作者本人还要诚实的。当然，人都有自我美化和藏拙的本性，一个作者即便写的是自传，也不可能在文字里把真实的自己和盘托出。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希望读者认为我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怎么可能呢？生活在这世上，一日也离不开烟火味。但这却是我的文字传递给读者的印象。我想了想，我的文字里也确实比较少的去写俗世生活，之所以少写，还是因为我对俗世生活缺乏热情，对与人交往缺乏热情，加之自己的日常生活又太简单了，乏善可陈。
前两年我写了一个民间器物系列，这个系列里有我年少时期的乡村生活，烟火味很浓，不过那也是过往时光的烟火味——逝去的烟火。
在我的青年时期，做为一个纯粹的阅读者，拿到一本书很少看作者名字，若是读到喜欢的书，才会留意书名下的作者，去书店买作者其它的书，集中阅读。现在我做为一名作者，同样也希望读者只看作品，能喜欢更好。
晚乌：很多读者看了你的作品都从中获得宁静、清新之感觉，你认为文字是修饰生活的吗？你的文字有没有放大或者缩小你在生活中的某些情绪，比如安稳感，宁静的姿态，或者对孤独寂寞的享受？
项丽敏：文字不是修饰生活，而是准确地表达生活。
准确的表达，真实的表达，是我在散文写作中给自己立的标准。
我的文字写的都是小东西，或是别人不注意的细节，写它们是因为我总是看到它们，对它们的兴趣大于其他。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只要打开电脑，各个角落的事就会蜂拥而至，嘈嘈切切，想不看都不能。但我尽量不去看，不关注，不发言，因为那些和我的内心生活无关。
我只关注那在我内心产生化学反应的，在我的心底掠起一阵波澜或悸动的，能让我有发现的喜悦，或者是让我感到悲怆的事或物。
我从不用力去写我所想写的，不在文章里用高音。我用平静的语调和缓慢的节奏写，这样，喜悦不会变成狂喜，悲怆不会变成痛哭流涕。
至于安稳感和宁静，当我写作的时候，它们便在我的身体里，与我同在。至于对孤独的享受，我想，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共同的癖好。——若不能享受孤独，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独坐一隅，与文字厮守。
晚乌：散文写作上，你比较钟情于自然及努力寻求与自然共存的能力；那么自然风物之外的写作，比如以人物或者社会现象为底色的散文创作，你怎么理解。
项丽敏：写作是有定数的，你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这就是定数。
而这定数取决于你的童年，你的生活阅历，你内心的强度以及表达的能力。
记得以前在天涯社区，有一个生活在北方的作者，她很羡慕我文字中有那么多风景的细节描写，她说，她从不会写风景，因为在她生活的地方看不到风景，所谓的风景也就是马路两边的几棵落满尘土的树。
但她很擅长写人物，在她笔下，每个人物都是鲜活的，呼之欲出。对她来说，生活中的人就是她的风景，她观察他们、了解他们，他们的生活成为她写作的富矿。
而我呢，似乎有人群恐惧症，总是下意识地避开人群，对现实生活也持着远离的态度，在书写时自然也就规避了这些。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一直不敢写小说。写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塑造人物。
散文写作是自由的，自然风物也好，社会风俗也好，历史人文地理也好，只要是你想写的，就去写，写一篇，写两篇、三篇，写一个系列，写一本书。
总之，我提倡使写作成为热爱生活的理由，不提倡把写作变成对自己的折磨和惩罚。
晚乌：有人将你比做中国梭罗，虽然说，你可能受到他的影响，你喜欢这样的类比吗？
项丽敏：梭罗这个名字其实已不止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文学符号，一种生活理念，一个象征，一种精神。与梭罗这个名字相关的关键词必定是“自然文学，简朴生活，湖畔，独居。”我想，之所以会有人将我比做中国梭罗，可能是这些关键词与我的写作、生活也有关联。
我不否认梭罗的生活方式与他的思想对我有过影响，有几年，梭罗的《瓦尔登湖》和《梭罗日记》就摆在我的床边，每天必读几页，读得较多的还是《梭罗日记》。和《瓦尔登湖》比起来，《梭罗日记》更感性一些，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温度，《瓦尔登湖》就理性多了，篇幅又长，没有耐心是很难读进去的。
我曾在文字中写过，阅读《梭罗日记》，感觉作者就像是自己的邻居，他就生活在我的楼上，我能听到他脚步走动的声音，甚至能听到他的喜悦与叹息，这是一种极为亲近的距离，在远离人群的湖边居住着，有这样一个邻居的存在，内心的孤独感就获得了慰藉，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有了一种信念上的坚定。
梭罗是湖边的观察者和沉思者，他以自己两年的生活实践（亲近自然，简朴生活），去省视和体察全人类的生活。而我呢，是受一种命运的驱使生活在湖边，然后变被动为主动，慢慢地接受这种生活，以阅读、写作，在狭窄的人生里，替自己开辟了一方开阔和自由的天空。
晚乌：记得曾有评论家阐释了你作品中的禅意，尤其在诗歌写作上，我们确实看到清净安然及无争的色彩，那么在写作与生活中，你是否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循守了某种类似宗教的信仰与坚持？
项丽敏：我也是在评论家们的文章里知道，我的作品，尤其是诗歌，是有禅意的，或者说是禅意写作，但在写它们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我只是顺着直觉的指引，用文字画下内心的景象，把我对生命万物的情感和理解，尽量不落痕迹地融入其中。
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诗歌是最贴近作者本人的，一个作者，不写诗便罢了，若是写诗，那么他的性情、生活状态、情感状态、生命体验包括处世态度将清晰地呈现出来。
我想，我的诗歌里之所以有“禅意”，还是跟我的生活环境以及对生活的态度有关吧，亲近自然里的事物，远离人世的喧嚣、纷争，清净无为——这些都不是刻意的，而是更符合我性情的，是我已经习惯并感到自在的生活方式。
我不反对评论家在我的诗歌里提炼出禅意，但我绝不会把自己的写作圈在“禅意”里。至于宗教的信仰和坚持，我是没有的，也不知道“禅意”这个具有宗教意味的词的确指，毕竟那不是我写作的目的地，而是我无意中路过或到达的一个地方。
晚乌：你的散文语言跟大多数散文写作者都不同，简洁、清新，在散文语言与内容的呈现关系上，你能谈谈你的个人看法吗？此外，就个体书写而言，你能就色彩与散文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项丽敏：曾有一位作家评论我的散文，说我的散文语言是线条式的，疏朗的，诗性的，有中国画的留白。这评价使我想到春天刚发芽的柳条。
散文对文学的贡献就是它的语言，换句话说，散文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我之所以读散文，就是想在散文语言中获得审美的意外和愉悦，其次才是包含其中的思想性；我写散文，就是希望对散文语言有所创造——虽然这是很难的事。
那些能让读者喜欢的散文，无一不是以他们的语言魅力感染了读者，征服了读者。而一个成熟的散文作者，必定有其独特的、区别于他人的散文语言。
散文语言究竟是什么呢？一个作者独具风格的散文语言又是怎么形成的？
我觉得，散文语言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的气质，这气质不是装出来的，而是骨子里渗透出来的，是对某一事物长久浸淫的结果，是那么自然地体现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中的个人特征。
“散文语言与内容的呈现关系”，我觉得，散文语言决定散文内容的呈现，也就是说，你具有怎样的散文语言，你就会写怎样的内容。打个比方，散文语言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角色，你有怎样的社会角色，你就会说那个角色的话，过那个角色所过的生活。
我的散文里应该是有很多关于色彩的描写——我自己并没有刻意这样去做，不过，当一个作者所写的内容和自然有关的时候，她必然会关注自然里的色彩、声音、气味，关注它们在四季的更替，在时间里微妙的变化，她会像画家在田野里写生时做的那样，用自己的文字把这些准确地表达出来。
晚乌：目前就散文的文体、语言、表达等等国内有诸多争议与探索，一些流派式的群体如“在场”、“新散文”等相继出现，当然，这些在我看来是散文创作中的有益尝试，就你而言，如何看待这种散文现象？
项丽敏：我不太关注流派和各种流派的理论，当我阅读散文的时候，也从不去想了解这是属于什么流派的，甚至觉得所谓流派的划分没有什么必要，你觉得呢？
不过从积极的一面去看，流派的划分有时也不是什么坏事（哪怕他们相互打起来），因为不管什么流派，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动散文的发展，对一个散文写作者来说，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你又何必去反对呢？你只管写自己的，想些什么就写什么，适合写什么就写什么，你的写作只忠实于自己，而不是为某个流派写。
注：此文原载于《向度》第七期，未经许可，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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