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简练的文字、细腻的笔触、深沉的情感，诗意的韵味，展露了自己对故乡、对亲人深沉的爱……
向上的泥土
著/陈少林
契入生命的苦与乐
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极为平凡，无论怎么夸张，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小人物，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好像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生对世界有着很单纯很质朴的感触；加上天生的表现欲，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便在不知不觉中打破了沉默的僵局，那就是鬼使神差地、漫无边际地将自己所谓的心曲落到纸笔上，并以此为乐——既乐此不疲又苦不堪言，而一旦习惯了则难以放弃。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我胡乱写了篇作文，却不料被老师拿到班上当成范文念，竟还被推荐到五年级班上展示，几位老师对我恰当地运用了“三下五除二”一词赞不绝口。这篇作文和由它所引发的事我至今仍莫名其妙，从那以后的小学、中学的全部在读时间，我几乎受到历届语文老师的鼓励，他们说我将来可以成为作家。我就这样被客观主观地推上了爱好文学的祭坛。我因文学而独钟语文，将数理化英一概抛置不顾，以致到了最后关头连语文都没有考好，成了一名“回乡知青”。
我并不怎么下地干活，一心只想当作家，惹得母亲好伤心。她劝过我一句话：“孩子，做文章是世上最难的事，我们乡下人平常遇到难事时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怎么那么难哪，又不是做文章！’”而我根本听不进母亲的好劝歹劝，只管在家闭门造车。时正就读于安大数学系的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宋培培，非常同情我，他想了很多办法一本接一本地从学校图书馆里搞出世界文学名著，寄到乡下来供我阅读。在较短的时间内，我得以读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包括董秋斯和高植的两种译本），还有莱辛的《拉奥孔》等。我开始投稿了，所投皆为大报大刊，自然每次都是黄鹤杳去，音讯全无。一时间我强烈地感到我并不是写文章的料子，非常灰心。
后来，我进了一家企业，算是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渐渐地便找回了当初那种盲目的自信，并且感受到那种盲目自信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使我处在充满行动的热情的状态中，并亢奋起来。我常常问自己：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虽然生存境况较为艰难，难道就有理由轻看自己的精神力量吗？下班后，除了读和写，我什么事也不干，不打牌，不外出，只猫在家里的那盏油灯下面壁似的苦熬，在人们的眼中我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人。我的“大作”写满了好几个笔记本，有的誊抄下来寄出去了，却并不指望被采用，好像只为了完成一道不可或缺的程序。终于，我播下的种子开始从泥土中探出一棵苗来了:1987 年 7 月 25日这是个我生命中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市报副刊发了我一篇几百字的东西。当打开报社寄来的样报时，被工友围住的我激动得不知所措。
由此自信心大增，更重要的是有了荣誉感和成就感。于是继续“折腾”，并发誓将“折腾”进行到底。
我们这些人的错误或者说正确、悲剧或者说喜剧，就在于不仅表达欲而且表现欲都太强。如今我在报刊上也算是经常发表文学作品了，也因此被人称为作家；而每次见到自己的文章和名字印出来时，总不免欣喜若狂，那份一如既往的亲切感和充实感，那份因苦而甜的快乐享受，真是无法形容。顺便说一句，如果有人（实际总是有的）在旁边看到我这种得意忘形的模样感到不可理喻、不舒服的话，我是绝对不在乎的，说不定我还要对其做一个要么很可爱要么很可恶的怪脸。虽然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底子薄，写出一篇好文章难，但毕竟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理念：写作的高处不在于写作本身，而在于它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以书面的形式，开给后人的一份曾经有我这么个人在他们之前认真地活过的证明，而不在乎它是否速朽或长存。
我深知，幸与不幸，我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有一大群人在“战斗”，我们这一大群人的父母、妻儿、家庭，多多少少也受到我们弄出的“硝烟”的侵害。这是没办法的，因为这也是一种社会的生态、家庭的生态和命运的生态。我们已经顾及不到许多。我们也是有大笔财富的，尽管这会让另一类自认为拥有真正大笔财富者哂笑不已，但这没什么，被这类人哂笑也是我们历经不断“战斗”而赢得的一种成果。
然而，有时累了，力不从心了，在谋生路途中受到挫折了，特别是看到书店里浩如烟海的书，看到编辑桌上随便放置的大量稿件，我还是会感到写作难，感到没有意义，没有意思，觉得文学是无聊的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队伍。结果便是将纸笔抛弃掉，耷拉着脑袋奔出家门，或挤到牌桌子旁，或溜进舞厅里，并自问：你懂得和享受过生活吗？你的清高的伏案折磨是生活吗？这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位置吗？难道你不是愚不可及的人吗？但华灯美乐、酒酣耳热消停之后，我却被一种没有料到的叫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的空虚感和寂寞感折磨着——一个声音在我尚看不到的地方发出：你的生命正在被时间不留痕迹地消磨着！这太可怕了！于是幡然醒悟，洗心革面地坐回斗室中，重新拿起要命的纸笔，打开炫目的电脑，继续涂鸦。坚持难吗？是的，但我仍在坚持，我决心将我的“坚持”进行到底！
管它意义不意义、意思不意思，我只求这样活着的生命意味！
我曾经长期生活在一个古代叫雷池的地方。在江之滨、水之岸，在或悲或喜或麻木的精神状态下，我的脚步总是显得有些迟缓和犹豫，而思绪总是像过眼云烟那样带着些伤感的意味。面对着滚滚江水，我时常怀想一些曾在这儿活动过的众多古人，温峤、陶侃、鲍照、陆游、魏禧、洪亮吉，特别是陶潜。
陶潜即陶渊明，东晋大诗人，古代著名隐士。他登大雷岸的时间约在 420 年左右，略早于比他晚一辈也晚一个朝代的另一位大诗人鲍照的登临。一封《登大雷岸与妹书》使鲍照在 439 年之秋的那次登临广为人知，而陶渊明的那次登临却是寂寞的，一如他的晚景。雷池故地在今安徽望江县，是一片与长江大面积相连通的广阔水域，系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和著名鱼米之乡兼自然风景区，长江的这一段也便称为大雷江，但凡登此段江岸，均习称登大雷岸。鲍照登大雷岸作毕家书交付驿发即返回舟上，而陶渊明则在一户人家住了几宿。陶所登之岸及所宿之地的具体位置在今安徽省望江县华阳镇陶寓村，其地原名桃花滩。
这位江右浔阳柴桑（今九江县西南）人陶渊明先生，作为一介布衣、农夫，一位隐士、诗人和前小官吏，一生足迹短促，履历简单。其卒年后人考定为公元 427 年，但生年却有 365、372、376 年之说，可见他清名虽著而生平寂寞。他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最后在彭泽令任上，他只呆了八十余日，便口吟《归去来兮辞》弃职归隐故里，过着“息交以绝游”、“悠然见南山”的清寒而平静的生活，惹得后人钦羡不已，“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唐朝诗人崔曙如是吟道。
陶渊明缘何登大雷岸？其时该地虽置县不久，名“新冶”，但它境内的雷池却早已名声大噪。公元 328 年，东晋江州（今九江）刺史温峤、荆州刺史陶侃共率百万兵，取道并屯驻雷池，以东进讨伐叛乱的历阳（今和县）镇将苏峻。而有意思的是，就在上年，温峤要出兵平叛时，朝中老谋深算的中书令庾亮，却还顾虑自己的人也即此次与温峤同行的陶侃乘虚而入，“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在《报温峤书》中庾亮如此叮嘱，而“无越雷池一步”遂为著名成语。九十余年后，陶潜登临大雷岸，其原因，从根子上说，应该是与他要做一点文人式的考察有关，是他人文情怀的一次勃发。他不满当时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因而总想弃官不做，但骨子里却永远不弃忧国忧民的情愫，并时刻表现在对历史的自觉总结和对现实的冷静关注上。不过具体到他那次登大雷岸却应该说是处于偶然，是岸上那隐隐约约的一片桃林玉成的。
说是那年春上的某一天，才任彭泽县令不久的陶渊明，正坐在县衙里甚感无聊，老家人便走到他跟前来说：“老爷何不到一个去处去散散心呢！”陶渊明说：“哪能有什么好去处，除非回老家的庄子！”家人便提醒：“江斜对面大雷岸上的那一个去处，老爷难道忘了不成！”
陶渊明方才想起上年的一幕。上年秋末，还赋闲在庐山下的他，在彭泽县域最东端一个叫东流的集市某老友处盘桓了多日。老友家境颇好，已为他专门在一个叫牛头山的风景清雅的地方修筑了几间房子，他一来就住在那儿（现今当地政府将其命名为“陶公祠”）。去时船是靠南岸行，归时却是靠北岸驶，所以当行经到雷池地带时，好大的一片桃林便展现在陶渊明和家人的面前。万木凋谢的深秋，桃林是黑压压一片，一望无际，似别有洞天。家人说：“老爷，我们何不上去看一看！”陶渊明说：“待来年桃花盛开时再来岂不更妙？”
现正是烟花三月之时，家人的及时提醒，使陶渊明顿时兴致勃发，当即吩咐道：“可速备小舟，明日五更启程，后日午时可到雷池观那桃花！”家人一溜烟跑去找船去了。
这一日，江上风平浪静，一只扁舟如叶，桨声叮咚，立在船头的陶渊明听得甚觉亲切。公元五世纪的初年，江宽水清，山川寥廓，地广人稀，空气极好，且暂无战事，这些使久已厌倦官场行径的他心境平和得似三月的初阳。船顺流约行到百余里，正是雷池地带，但见北岸烟柳丛中忽现出一片火红火红的桃花，十分夺目，一生爱柳、爱菊尤爱桃的他不禁感叹：“好大一片桃！天下桃林此第一！此处桃花甲天下！”
于是急忙和家人一道弃舟登岸。漫步行来，目不暇接。所见皆清一色桃树，棵棵竞相绽放粉红花朵；朵朵争奇斗妍，蛾眉不让粉腮；地上芳草青嫩鲜美才及踝，落花缤纷，花瓣依草，草托花瓣，美不胜收。他终于见到了无数次在梦中见到并迷恋过的无纷争无盘剥无尔虞我诈的净土了。
陶渊明为何最钟情于桃花？如若说钟情于菊和柳，是因菊有凌霜而傲放的高洁品质，柳有朴素而旺盛的活力，那么桃有什么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桃以繁密而简洁的花枝营造了一种氛围和背景，一种祥和的远离尘嚣的氛围和背景。此外，是否还因为桃与陶谐音，有“桃就是我，我就是桃”类似于庄子的“庄周即蝶，蝶即庄周”的意味呢？
陶潜在雷池岸上继续前行，所见皆有美不胜收之感，心中的余累尽释，且灵感喷涌。然而，1500 余年后怀有“现代思想”的后生小子如我者却有些犯糊涂，不禁要借此机会对靖节先生后来的辞去彭泽令而永离官场的行为发一点感慨：先生你是何苦来哉！从雷池回去后不久，你就辞官了，你要是不辞官，还做那县令，混到退休说不定就可享受到“副厅级”待遇了，还用得着去打一些老友的秋风么？难道说那彭泽令不是食有鱼肉，住有华堂，行有大轿？为何老是计较那“五斗米”，你的脑子又不是不好使，相信稍微开动一下，日进斗金岂是难事？上司其实也是极不难打发的，不就是折一折腰，兼带送一点礼嘛，那礼当真还要你个人出？你这人就是缺少隐忍精神和“难得糊涂”的认识深度。回家了，“复得返自然”了，但种田种得“草盛豆苗稀”却又要叹息，能怪谁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美则美矣，恐怕肚子经常不同意吧？说什么死去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门前冷落车马稀是你自个儿造成的。当然我知道你罢官时的如意算盘是：老夫不当那鸟官，回家种田既能自给自足又无人管，然而始料不及的是，你的田地不管收多收少还是颗粒无收税费总少不得要交吧，碰到苛捐杂税你撂石头不但打不到天说不定反而砸了你自家的细脚杆。何处有净土？“桃花源”？那是你老先生糊弄自己也是糊弄我们后人的乌托邦罢了！先生，看来你当初所说的“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是有些过激和急切了！先生，我上述的“现代思想”您就当我是胡说得了，但愿没有过于亵渎您的在天之灵！我们还是来继续说您未辞官前的那次登大雷岸的故事吧。
偌大的桃林忽地挤进两个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的陌生人，便越发地灼灼其华了。且行且赏，且赏且行，一路仍是看不尽的桃花。只是半日已过，天色也不早了，主仆二人才想起竟未见一个土人出现，难道这片桃林无主，是野生的不成？不知不觉又前行了多时。忽听到家人惊喜地说：“前面莫不是人家！”陶渊明抬眼看，不远处，桃林的尽头，是一片“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村落场景。好一片清雅安静的村落啊，但见一排排茅草顶土砖墙的屋舍整洁有序，房前屋后平整开阔，三面环绕着青绿的水稻田，水鸟依依，鸡犬相闻，轻烟袅袅，似云蒸霞蔚中的一处仙境。几个童子见到陶渊明和家人，老远就青嫩地喊：“来客啦！来客啦！”就有几个老者急切地迎过来。
对于陶渊明这个名字，村人少有耳闻，当听说来人是江对岸的彭泽县令时，便有些失望，但听说这个名叫陶渊明的是个好官且特会吟诗时，便复又兴奋异常。全村家家户户都感到荣幸，仿佛来人是每家久未走动的至亲。张家大哥拉，李家婶子搀，刘家大儿拽，各往自家揽，弄得老陶二人好不感动。酒是米酒，鸡是土鸡，鱼是江鱼，人呢，不是乡亲，胜似乡亲。那晚陶渊明在村人的盛情款待下沉醉了，沉醉了便吟诗：“依依墟里烟……”
村人留住二人不放。第二天、第三天，接连五天，陶渊明都在村中长者的陪同下，足迹遍及桃花滩。所到之处，皆是平和宁静之景，世外桃源之境，使陶渊明恍若有似曾相识之感，不禁沉吟：庄周即蝶，蝶即庄周矣——陶潜即桃，桃即陶潜乎！最后一日，夜不能寐，思如泉涌，便又作文一篇，吟诗数首，皆以桃为题。
故事说到这里，我又要节外生枝地“思考”一下：人们，特别是目不识丁的村人们，对陶渊明如此地钦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因其诗名还是因其隐士的风采？但其时他还在官场上，并没有离开，还没有隐去，难道这些村人预感到他即将辞官进而成为隐士？那这些村人就太不简单了。隐士的身份的确能攫住人们那不满现实的心。中国古代最让老百姓挂心的大致有三种人：减徭赋的改革者，御外侮的民族英雄，高风亮节甘于贫寒的真隐士，而最使他们感到亲切和高山仰止的则属隐士，因为隐士具有朴素而深邃的精神。唐人说，“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应该说唯有“隐”者留其名。隐士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催生出的一朵奇葩，是历史人文景观中最使人喟叹的景点。与陶渊明相比，姜子牙的垂钓之隐，范蠡的携名姝巨财之隐，山涛的隐而待仕之隐，皆是伪隐。二十世纪出生的美国人梭罗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惜乎只能算是一个“曾经”的隐居者，因为他的出世停留在实验状态，毕竟是为了入世，不像陶渊明一经出世则就纯粹是一个隐居者直至其“托体同山阿”。
想做隐士者即便是今天也是大有人在。因为厌恶虚伪、趋炎附势、相互倾轧、利用之类的行径，这些正直、诚实的人心里非常痛苦；他们实在不想争什么，只想本分、公平地付出和得到，但是怎么能够呢？于是就想从此扬长而去，想着哪怕是回家种一亩三分地也是好的。最终还是生存的问题绊住了腿脚，因而做不了隐士。只有陶渊明才做得干脆利落义无反顾，使得千余年来人们对他最不能忘怀。从这种意义上说陶渊明的仕而归隐之路是一种历史性的绝唱！
桃花是真隐士的象征之物，是真隐士的冠带，它使得隐士非仙而神，风骨飘扬。大雷岸上的这一片桃林在冥冥中等的就是陶渊明，要把自己交给这个人，这是归宿。这些桃花终于如愿以偿。
陶渊明走后，村人便多了他这个远地的亲戚。才过一个月，就听说他辞了官，村人十分关切，盼着他再来一游。庐山之南、南山之北的远亲是不会再来了！村人想念的结果便是，将村名桃花滩改为陶寓滩。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数百年后，村里出了个秀才，经他多方考证：在村里的那个最后一晚，陶渊明所做诗文，便是《桃花源记》及《桃花源诗》。关于此说，秀才之后的村人并未记住，也无官家采信，因而未得流传。陶渊明登大雷岸的史料，也是静静而未有过炒作的，目前见于官方的仅有《望江县志》里面的寥寥数语：“华阳镇附近的陶寓滩，原名桃花滩。滩上遍植桃树，晋代陶渊明曾乘舟至此观赏桃花并留宿，之后村人遂将桃花滩改名陶寓滩。”
虽然我无法肯定，陶渊明是在那次登大雷岸的时候完善了《桃花源记》及诗的创作，或者说这些诗文的问世乃直接缘于那次登临，但我却完全可以赞叹这么一句：静静而卓绝的人，面对静静而卓绝的景观，当然能写出文学史上最安静最高标独具的文章！
选自《向上的泥土》中国言实出版社
2021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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