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053期||总第799期
南安书院：百年陇师的人文渊薮
王长华
2016年8月15日，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与兰州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电视纪录片《甘肃古城·陇西南安书院》在陇西举行拍摄开机仪式。该片将以电视艺术的手法，向当代人展现陇西“南安书院”这一古老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商务传媒学院院长杨晓峰教授认为，陇西曾为甘肃省最早的省会城市，自古人杰地灵，英才代出，有着太多故事和传奇！我们之所以选择拍摄书院作为切入点来完成实践教学项目，彰显陇西风骨，是基于以下几点认识：一是书院是古代乃至近代中国的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私学发展的高级形态；书院积聚了大量图书，是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我们高校研究的主要对象。二是南安书院是陇西四大书院的代表，对陇中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南安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政治文化艺术人才；书院精神是陇西人文精神的内核；书院精神对当今教育制度无疑具有启迪效用。三是该项目契合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总要求，紧贴建设文化大省的主题。四是我们作为甘肃主要传媒院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传播包括陇西在内的地域特色文化，是学院实现“开门办学、重在动手”办学理念的重要途径，也是学院除了教学科研传播文化之外的职责所在。
纪录片总导演陈方英副教授强调，纪录片将通过重现和演绎南安书院的历史，向社会传达南安书院曾经的辉煌成就和南安书院独有的人文精神。
历经数载，电视纪录片《南安寻踪》拍摄制作完成，分别在不同的电视台播出后，在陇原大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人们缅怀、追思书院文化和精神的生动鲜活的教材，成了人们反思当代教育得失成败的绝好样本，更成了古城陇西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其实，要追溯南安书院的脉络，以及她对后世的影响，我们不妨把探寻的目光，伸向历史的深处。
陇西师范校门
四大书院 南安为首
书院萌芽于唐代。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记载：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注释一
《新唐书·百官志》载：（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院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八年，加文学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丽正院修书学士；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725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注释二
这是目前学界对书院的起源时间普遍认可的说法。
宋代书院不断得到发展，达到702所的盛况。注释三
元代在掌权的98年间，共新建书院284所，修复书院124所，创造了“书院之设，莫胜于元”的历史功绩。注释四
明朝277年间，共有书院1962所，数量超过唐以来历代书院的总和。注释五同时，在朝廷的支持下，我国边陲之地——云南、甘肃、辽东地区，也首次建立书院。
清代以后，书院遍布全国各地，就连最边远的地区如西北，只要有学子读书的地方，差不多都有书院。
陇西曾经作为大元巩昌便宜都总帅府，历史悠久，文化教育发达
陇西书院主要有创建于明代、清代重建的崇文书院和崇羲书院，以及清代新创建的襄武书院和南安书院。
崇文书院创建于明朝初期，具体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早于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且在清代乾隆年间由当地知县杨本植重建。《重建南安书院碑》记载陇西“府学旧设崇文、崇羲两书院。崇文在大城内，明季改为道署。”注释六明宪宗成化四年，设置洮岷整饬边备道（道治巩昌）时将崇文书院改设道署；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洮岷兵备道移治岷州后改为分守陇右道署；清初道撤官裁，又恢复为书院；清康熙十三年（1674），王辅臣叛乱时被毁。注释七据《乾隆陇西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陇西知县杨本植“请于上移居陇右道署，雄镇楼南新署改建崇文书院，学使者按临试士焉。” 注释八 崇文书院详细运行情况及最终结果因缺少文献记录，有待进一步考证。据汪海峰考证，崇文书院故址在今陇西县城道署巷。
崇羲书院为明嘉靖十四年（1535 ）陕西巡按御史王书绅创建。注释九据姚镆《崇羲书院记》记载，刚建成时规模宏大，环境优美，有“前门三楹，翼以钜坊；中为崇羲堂五楹；后为讲堂五楹。厢房毕具，亦各五楹。最后甃以浮桥。桥后为尊经阁，夹两室各三楹；左右各为号房，三连，凡八楹。” 注释十 崇羲书院的建筑与环境在当时堪称一流，生员众多，师资较强。侍御亲自“遴选临、巩，甘、肃凡河西之才而秀者百数十人，群聚其中，礼聘名儒师之，复资以廪谷之费。” 注释十一 前后历经一百多年，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毁于王辅臣叛乱。
南安书院最早创建于何时不详，清道光五年（1825）由张岳崧捐俸集资重建。据《南安书院碑记》注释十二记载，清道光四年（1824）陕甘学政张岳崧莅临陇西视学，士人告称“崇羲、崇文书院久圯, 南安数椽，亦鞠茂草”，张岳崧随即“亟新之，吾其倡焉”，亲访“南安故址”，捐俸集资，于清道光五年（1825）由巩昌知府珠满在城南仁寿山负责重建。《重建南安书院碑》记载，南安书院于清同治三年（1864）毁于回变，同治十年（1871）由巩昌知府支昭辰报请批准，将游击署的东门大街原姓宅院，改建为南安书院，但游击署一直在院中办公，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知府周景曾详细汇报于学史蔡金台，由蔡金台协调另建游击署，至此南安书院获得新址，清末新建工作基本完成。南安书院讲堂悬有“立廉”匾额，并书训词：“尔诸生，励廉隅，敦品节，挹清圣之高风，而不徒拘于文学之末。”书院建有书楼三大间，名为“奎文楼”，藏书丰富。南安书院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陇西师范高等学堂，1917 年在原址设立甘肃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50 年改为甘肃省陇西师范学校。周景曾重修后的南安书院旧址现今为陇西师范学校前院。
襄武书院在陇西县治东，清同治十一年（1872）知县吴本烈创设，注释十三是在原报国寺旧址上建立的。据《创修襄武书院碑》记载，光绪八年（1882）李寿芝（字荇仙）捐俸重建，同时设立诗赋义学、训蒙义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任陇西知县的祁永膺曾“修而葺之”。据《建修陇西师范高等两学堂碑记》注释十四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祁永膺与官绅“筹商增修书楼、斋舍，改为高等小学堂，并兴建师范学堂”，祁永膺同时“捐钱三百缗以倡，城乡士民观感踊跃，即集资千四、五百贯，乃命何君及张、常、赵三君董其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建完成。
陇西在明清时期先后建立的崇文、崇羲、南安、襄武四大书院，致力于人才培养和士风培育，成为民间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和导引民风的主要阵地，为当地文教事业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尤以南安书院最为出名，南安书院一度成为陇西乃至周边最为著名的书院。
随着时代的变迁，崇文、崇羲、襄武三大书院，已经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惟有南安书院，在清末的教育改革中，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高等小学堂， 并建立了师范学堂，开启了教育近代化的历程。1917年，中华民国当地政府在南安书院原址设立甘肃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0 年将其改为甘肃省陇西师范学校，办学延续至今。
南安书院改制后焕发出新的生机，继续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改为陇西师范学校后，为当地培养了大批行政、教育人才，定西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都有陇西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校友遍布全国。陇西师范学校为当地经济、社会、文教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注释十五
陕甘学政张岳崧撰写的《南安书院碑记》（局部）
书院精神 独立自由
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模式，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似乎销声匿迹，但书院精神却长久地浸入知识分子的文化血脉，成为他们文化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书院精神仍然被认为是有责任、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风骨的典型特征，令人感奋追怀不已。
不少文人学者对书院精神赞赏不已，对书院精神的研究也不胜枚举，但究竟什么是书院精神呢？
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书院不同于官学，它是由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主持的教育机构，相当于后来的私立大学。书院有一套教育理念和组织机构，有教育方针和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旁及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书院不分科系，是一种通才教育，但以人文教育为根本理念。所谓人文教育，就是使人成为人，进而言之，是使人成为君子、贤人并以圣人为最高目的。说到底，是一种德性教育，即不是以获取具体知识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德性、实现理想人格为目的，以修身养性的实践教育为根本途径，其方法则自由灵活而又多样，如读书、问答、讲论、辩论等等都是主要方法，最后则归结为实践。这与后来的注入式教育和程式化的应试教育完全不同。注释十六
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论及他所理解的书院精神：“一是代表时代精神；二是讲学与议政；三是自修与研究。”其中他特别推崇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的自修程度如何。注释十七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提及他所推崇理解的书院精神：一来，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注释十八
王炳煕在《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一文论及：书院精神是“书院教育的灵魂和精髓，书院精神不是凝固的，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注释十九
大致书院在初创时，聚集图书，自修研读，授徒讲学，是书院的基本内涵；繁荣兴盛时，书院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教学与研究学术相结合；学派之间，不分门户，自由论辩；师生间平等质疑问难；关注时事政治，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即便清后期，书院教育岌岌可危，其书院精神也有所更新，强调“实文、实行、实学、实用”，注重经世致用。
综合诸多学者之研究成果，书院精神不外乎四点：一是自由与自主，二是包容与开放，三是研究与创新，四是平等和谐与德行兼修。
所谓自由与自主，书院中多是才华横溢之士，择名山大川之地，自主创办，很少受到国家干预；教师可自由研究，自主选择教授内容与方式，学生可自由择师学习。
所谓包容与开放，书院没有门户之见，各家各派，凡有所悟，可随时到访交流思想；书院不似官学，对入学生徒身份地位有所限制，凡是虚心向学者，皆可到书院学习；书院每逢举办大型讲会活动，社会人士亦可参加。
所谓研究与创新，书院盛行自由论辩，凡有不同思想，不同意见，皆可公开论辩，促使不同思想交锋，促进学术成果的诞生。
所谓平等和谐与德行兼修，书院师生关系融洽，教师德高望重，并且以身作则，热心教事，凡学生有疑惑，教师必亲历解答，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感染，同时学问也得以长进。注释二十
虽然办学过程中出现多次曲折，但“百年陇师”的人文精神却薪火相传
陇上铁汉 主讲南安
书院作为一种官学系统外的教育组织，自聘山长或教职人员，主持书院者多为名师大儒，能倡导和坚持合乎传统人文教育理念的教学方法与教育制度。书院聘任山长主要是依据道德修养和学术水平，选聘“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学术大师可自主到各书院讲学，更强化了自主办学的制度特点。
南安书院也秉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在其所聘请的名师大儒中，尤以安维峻最为著名。
安维峻（1854——1925），字晓峰，号槃阿道人，甘肃秦安县人。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生活于贫寒之家。
安维峻第一次参加县试，即考取第一名，成为生员，俗称“秀才”。他学业优异，深得知县程履丰厚爱，留他在县学研习经史。他少年大志，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和远大理想，发誓要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回报乡梓。
在县学期间，安维峻师从当地名士高震、县令程履丰等人，还得到董文焕、许仙屏等名家的指点，后来又专程前往兰州，拜兰山书院主讲吴柳堂为师。在各位名师大儒的指点下，见识日广，学业猛进。
在此，极有必要追述一下吴柳堂先生的事迹。
吴可读（1812年－1879年），字柳堂，甘肃兰州人。吴氏祖先并不是兰州人，原籍在浙江。明朝初年跟随肃庄王来到甘肃，先在张掖居住后迁徙到兰州。道光三十年（1850年），考中庚戌科进士，随即被授予刑部主事，后晋员外郎， 1861年，吴可读的母亲去世，他从北京扶柩归兰。在兰州期间，他主讲兰山书院，积极从事地方事业。安维峻就是在此时拜吴可读为师的。
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是同治皇帝、孝哲皇后的大葬日。吴可读在此日以死劝谏，使“大统有归”。吴可读死前，怕祸及家人，给儿子的遗书中，要他“速速出京”，然后把身上仅存的40多两银子存放枕下，怀揣遗折，在蓟州（今河北省蓟县）马申桥附近一座叫三义庙的废寺中上吊而死。“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他是一心求死，自尽前恐庙宇经久失修，梁木衰朽，求死不成，又饮一碗毒药，才用白缯悬梁。注释二十一
吴可读“死谏”，给腐败黑暗的清政府很大的刺激，所有的人都赞叹不已。
不能不说的是，后来其弟子安维峻的冒死上书，和其师吴可读的“尸谏”，有着某种精神上的一脉相承！
安维峻性情耿直，不阿权贵，有“陇上铁汉”之称。中日甲午之战前夕，连续上疏六十五道，尤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安维峻因上疏支持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请诛李鸿章而获罪回乡。
安维峻离京时，京城好友馈赠盘缠，挥泪相送。一些士大夫们还为他作画、赋诗，奉赠送行。被称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的王鹏运，作《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赠安维峻：
荷到长戈，已御尽、九关魑魅。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惨淡烽烟边塞月，蹉跎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终竟负初心，如何是？
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
该词一出，人们争相传抄，很快风靡全国。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特意镌刻“陇上铁汉”印章一枚，赠予安维峻。从此，安维峻“陇上铁汉”的美名，不胫而走。鲁迅则称他为“中国的脊梁”。注释二十二
安维峻担任陇西南安书院山长后，南安书院一时大盛，被人誉为“陇中白鹿”，与庐山白鹿洞书院相媲美。安维峻与张晋、胡釴、吴镇、牛树梅等一批在清代文坛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将陇中文学推向繁荣，得到了国内著名作家袁枚、王鸣盛、况周颐等人的高度评价。安维峻在国家民族危亡的重大关头，敢于针砭时弊，不惜“冒死直谏，以身殉国，用自己的生命之火，营造一方天罡正气的关陇文化”， 其作品也更具鲜明特质。南安书院一度成为陇西乃至周边最为著名的书院。注释二十三
安维峻释还故里后曾在南安书院讲学
诚洁勤敏 校训谨遵
在众多书院中，朱子为白鹿洞书院所写的“揭示”即学规，具有代表性。它说明了书院的性质、宗旨和教学方针、方法及目的。此后，许多书院仿照此学规以为学规，就不是偶然的了。
现代大学也有校训校规，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明办学宗旨，这是从书院学规继承下来的。陇西师范的校训为“诚洁勤敏”，这与书院的“揭示”即学规一脉相承。
“诚洁勤敏”的校训，系“陇上铁汉”安维峻所立，也是甘肃最早的校训之一，历来为人所推崇。
安维峻学宗关洛，笃学实践，在就任巩昌府南安书院山长期间，为书院诸生立下了“诚洁勤敏”的校训。
在主讲南安书院期间，安维峻还为书院题写了楹联：“诸生读圣贤书，要在学为忠用；今我绎廉立训，亦思兴起懦顽。”
安维峻作为陇右理学大师，恪尊程朱，“忠”“用”是他治学的核心理想；而下联“今我”二字，乃明确说明自己是立训之人无疑。所谓“绎廉”，就是他对重建南安书院的巩昌知府周景曾“立廉”思想的演绎发挥。“立廉。尔诸生，励廉隅，敦品节，挹清圣之高风，而不徒拘拘于文学之末。”这是南安书院的传统学院精神，是由巩昌府知府周景曾“训诲如子弟”时所言，由安维峻进一步演绎，成为南安书院校训。“立训”是安维峻自述，表明南安书院诸生训诫。此时的安维峻，是其人生的低谷，但也是一心课训子弟之时。在他看来，振兴乾坤依旧是儒者之事，培养新人是重中之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原南安书院旧址“新建师范学堂，以培师道”。辛亥革命后的民国七年（1918年）5月，甘肃省议会正式行文批准，在陇西设立第五师范学校，继承了南安书院“诚洁勤敏”的校训。1919年6月，校长刘丰在给毕业生的《陇西师范学校本校同学录》的序中写道：“遵往圣之矩规，示后学以楷模，则千载而上，千载而下，不难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新中国成立后，改名甘肃省陇西师范学校。100多年来，该校一直因袭“诚洁勤敏”的校训，被士民誉为“陇中白鹿”。
今天，我们重温“诚洁勤敏，躬行实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或许对今日大学章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陇西师范学校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争取男女平等的教育，实行男女同校制；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教学，校长和教员实行聘任制。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师范教育令》和《师范学校规程》，强调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并重，而“诚洁勤敏”的校训，恰巧与之理念相通。“惟诸生自此以往或服务他方，或更求深造，举古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诸大端，躬行而实践之”，明确提出了“躬行实践”的思想，但校训依旧是“诚洁勤敏”。
民国三十五年，校长王利仁在给甘肃省立陇西师范学校四年制简易师范班第十一届甲、乙两班暨三年制简易师范—班毕业生的《陇西师范学校本校同学录》的序里再次指出：“我们深信，'诚洁勤敏’是陶冶我们学生唯一的标准。”直到抗战胜利时，学校的校训还是安维峻的四言校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人把四言校训变成八言校训，即“诚洁勤敏，躬行实践”，以后一直沿用。
那么，“诚洁勤敏”校训有着什么样的具体内涵呢？
首先，“诚”是一切学问、人格的基础，是人之高尚品质的自由和自觉，也是一切教育发生作用的根本。
“洁”，指干净，纯洁，引申为廉明，不贪污或品德高尚。古人特别强调“洁”，所谓公生明，廉生威。
“勤”，韩愈称“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在儒家学说里，不仅要在学习上勤奋努力，“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更重要的是要积极用世，科学探索，完善自我，勤于思考，明辨是非，坚持真理。
对“敏”的定义，也大致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聪慧和灵动；二是快速行动，实学实践，多做少说；其三，要敏于时政，建立功勋。
综合起来看，“诚”与“洁”关注的是人的心灵、品操，而“勤”与“敏”对人的行为要求更多，“诚洁勤敏”合起来讲，就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造福社会。
陇西师范学校诞生于西学东渐的戊戌变法之后，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上承传统文化之余脉，下启“移风易俗”、“普及新学”之使命，为陇右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自民国七年（1918年）阎士相任甘肃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长，历届校长如刘丰、裴俊杰、牟凤鸣、王福隆、柴庆荣、李占春等，把这种校训精神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激发了师生的内在情感，增强了学校凝聚力，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校精神，产生出超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校长牟凤鸣因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热情爱国。他向学生大力宣传灌输爱国思想，鼓舞爱国精神，扩充办学规模，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在办学思路上不拘一格，受到了甘肃省教育厅传令嘉奖，颁发金质奖章一枚，生徒送“士仰昌黎”匾额一方，为省立师范楷模。1935年7月，他代理宁夏宁朔县县长，为唤醒国人抗日，投河殉国，把“诚洁勤敏”的校训精神进一步发扬传承，为校训注入了爱国救亡、自强民主的精神动力。
甘肃陇西师范学校以“诚洁勤敏”为训，扣紧了时代脉搏，具备敢为天下先的传统。
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校长的王福隆，在《临别赠言》中提出了六条训谕，亦是对“诚洁勤敏”的补充。其词曰：勿作贪官污吏；勿作土豪劣绅；只怕腐化恶化；只怕无识无能；须要耐劳吃苦；须要诚朴宜人。
校长王利仁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明确提出的：“诚洁勤敏是陶冶我们学生唯一的标准”。他根据“诚洁勤敏”的校训要求，对甘肃陇西师范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作进一步的阐释：“今后必以所学者转以教人，以平昔所学之理论，作实地之证验，不惟负有培养教导下一代国民之重大责任；亦且负有移风易俗、继往开来、传递文化、创造文化之艰巨使命！”
“诚洁勤敏”之训，上承书院遗风，下启新学劲风，更显得古朴苍劲，深邃博雅。“诚洁勤敏”不仅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相得益彰，更因培育了大量的陇中英才，被传播发扬到了四面八方，是不可多得的文化教育遗产，虽经百年风雨，但其耸然特立，化民成俗，成为莘莘学子心中永久的记忆。注释二十四
陇西师范校训
百年陇师 薪火相传
笔者是1984年初中毕业后，16岁的那一年考入陇西师范的。
那一年，正值中等师范学制改革，从三年制改为四年制。因此，我们那一届师范生，就成了首届四年制中师生。
四年师范生活，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那些可亲可敬的先生们。
上语文课的武玉鹏老师，刚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诗经》中的《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短短的一首诗，我们整整学习了一个星期，原因是字义词义句意理解后，他还要求我们不仅翻译这首诗，还要把它改写成一篇小说！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我们不仅读懂了诗歌的原意，还进一步训练了我们的文学写作水平，提升了审美能力！这对于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受益匪浅！
上数学课的奚久贵老师，在上高等数学课时，讲到“极限”这个概念，把数学和哲学联系起来：使我们明白，原来数学中包含者无穷无尽的哲理！所谓“极限”者，你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不可能到达！
历史课老师戴璠先生，在讲到世界历史时，那句“汉谟拉比法典”，一直在耳边萦绕了30多年！
化学课老师陶登荣先生，不仅使我们学到了化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还使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化学家侯德榜！
物理课老师赵兴刚，时常在课堂上妙语连珠，诙谐幽默，讽刺时政，培养了学生们的正直品格！
讲授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罗刚老师，授课常常脱离教科书，使学生们学到了课本之外的新知识！别开生面，耳目一新！
音乐老师李鹏飞，从学校毕业不久，授课时经常教学生欣赏世界名曲《卡门序曲》《献给爱丽丝》，虽然学生们接受起来稍有困难，但对神圣的音乐的崇拜，却从此在我们的心灵里扎下了根！
另一位音乐教师王凤鸣，把手风琴拉得出神入化，使学生们领略了音乐的神奇美妙！
上普通话课的是胡承融老师。她长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衣服，慈祥和蔼得就像一位老母亲。冬天到了，她带着儿子，在学校操场边的树林里，把残枝落叶扫拢在一起，作填炕取暖之用。这样的活，在农村老大娘那里，经常看到！但发生在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却令人有些诧异！但在知识分子待遇并不很高的那个年代，并不稀奇！现在回想起来，不深唏嘘！但就是这位和农村妇女没有两样的“老母亲”，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不亚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水平！作为一名师范生，毕业后就要走上讲台，教给学生普通话，这是基本功！我们的普通话，就是这位“胡妈妈”教会的！
教《语文基础知识》的杨蕴璋老师，老先生年龄虽然大了些，但教学极其严格，时不时说出一些令人喷笑的语言，但他却一本正经，师生们就在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教《小学语文教学法》的李吉友老师。说实话，这门课，如果照本宣科，那确实枯燥无味！但老先生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脱离课本，化腐朽为神奇，把一门枯燥的课程教得绘声绘色，时不时妙语连珠，课堂上一片生机勃勃！老先生手指间夹着半根卷烟，手里长年拿着一顶破草帽，走路的时候，双手背在后面，草帽在后面忽闪忽闪的。他头发稀疏，学生们戏谑地称他为“三毛”！但注意，这里绝对没有不恭敬的成分，反而是对这位“老爷子”的最高葆奖！
教美术课的罗锦春老师，随手在黑板上拿粉笔一画，就是一幅绝美的图画！如果不是下一节有课，这幅图画我们是绝不忍擦掉的！
胡宗礼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们正式上过课，但曾经给我们搞过一次文学讲座，令人记忆犹新！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了10年的交往！他的书房里曾经贴着一张字条：概不外借！但我因为要写一篇有关苏轼的论文，向他借书时，他毫不犹豫地慷慨相借！他是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师长之一！儒雅的气质，不俗的见解，耿直的个性……我认为，中国士人的风骨，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完美和彻底！在他病重弥留之际，我去看望时，他躺在炕上，仍然和我谈论的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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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可亲可敬的良师门，绝大部分都已经退休，有几位早已经仙逝了：比如李吉友先生、罗锦春先生、胡宗礼先生！我经常在想，古人为什么要把“天地君亲师”作为祭祀的对象，原因是这五种“神祇”，都有令人顶礼膜拜的理由！为什么要把自己求学的地方，称为“母校”？那是因为，在这里，你受到了无微不至的教育，获得了连父母都不能教给你的东西！在你以后的人生旅途上，这个地方散发出的光辉，会永远照耀着你的一生！
陇西师范88届二班毕业照片
全人教育 可资借鉴
我们在今天为什么还要怀念南安书院、陇西师范？那是因为她给我们整整一代学子，提供了今天的教育所没有的东西！
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扩张、教育产业化、教育的急功近利，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使教育问题愈发严重！
我们不仅应该吸取当年的书院精神和师范教育中的“通才”思想，以及其成功做法，更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吸收人类文明中有关教育的优良成果，以拯今日教育之弊！
全人教育理论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被明确提出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美国家，先后传播至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逐渐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全人教育理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思想基础——古希腊哲学、人文主义、进步主义、人本主义、永恒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是其发展的理论源泉。全人教育理论发展的兴起，主要是在批判传统教育过于功利化的培养目标，将社会需要凌驾于个人之上，使得个人全面和谐发展受到阻碍，其主要观点如下：
全人教育关注个体智力、情感、社会性、物质性、艺术性、创造性与潜力的全面挖掘。全人教育把人作为教育的中心，其核心就是对“全人”的培养。所谓“全人”，即完整的人，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汇一体的人。注释二十五
全人教育理论批判传统教育目标以培养合格的社会雇员、国家所需的专业人才为己任，强调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个人潜能的全面挖掘，以实现人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这与马克思关于人全面发展的学说不谋而合，即真正的教育是实现成长过程中德智体美劳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够有所偏失，造成片面地、不完整地发展。
全人教育强调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主义、工具主义成为校园文化的主导价值，古典人文教育日渐衰微。有学者认为，全人教育是对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矫枉过正的科学主义世界观的一种反动。由于学校充斥着急功近利的气氛，学校教育过于偏重实用知识，忽视人文课程的学习，甚至导致很多学生将人文课程视为无用，致使学生缺少人文关怀，缺乏对世界的正确认识，缺少对人和事物的关心与思考，只是一味地成为物质生产的工具，而学校正日益成为制造这些工具的“工厂”。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知识教育固然重要，但也仅是作为人的一部分，除了知识教育之外，许多非智育部分的人文情怀依旧不容偏废。
全人教育鼓励跨学科的互动与知识的整合。传统教育以分科课程为主，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按照学科的逻辑顺序，人为地编排成不同的学科，以班为单位，以课为单元，以教师为主体，进行知识讲授。全人教育者认为，现有学校教育将各种知识人为地割裂开来，各门学科知识相互孤立，缺乏整合，学生多世界的认识被拆分为无数的碎片，这直接导致人的发展是片面的，思维方式也是孤立的。全人教育注重学科间的整合学习，并并明确说明，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种科目、议题或因素可单独解决世界发展的相关课题。只有通过学科间的互动、影响和整合，超越学科间限制，才有利于开拓新知识和新视野，真正将世界还原为一个整体，将人塑造为一个全面发展的整体。而通识教育强调跨学科整合，实现学生知识学习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因而通识教育成为达成全人教育理论付诸实践的重用途径。
全人教育培养的是具有整合思维的地球公民。全人教育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全，这不仅意味着充分培养人的全面素质，更意味着一种广阔而博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向当今社会百态提出调整，以超越个体与小群体为限，将人与自然、社会交织在一起。全人教育关心的不是某个人、某个学校、某个国家的发展，而是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整个地球，甚至整个宇宙联系在一起。隆·米勒在谈到21世纪的教育方向时认为，新世纪的教育需求是现有的教育方式难以察觉到的，未来的教育必然强调全球性、生态性及灵性的世界观。全人教育持有的教育观念，必然要求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地球公民，他们关心环境，向往和平，关爱人类。只有在此，教育才真正达到其应有的目的。注释二十六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指出，传统书院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尤其是对传统人文教育理想的追求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以来书院文化曾一度中断。可以说，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与传统书院文化并未真正建立起关联性，书院积淀的文化精华并未成为今天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今时代，弘扬书院的人文教育传统， 不仅能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民族特色，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国际化。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教育面向21世纪国际研讨会，将“学会关心”作为本世纪教育的基本方向，与会专家学者希望教育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关心人类的生存条件等。这与我国人文教育传统相呼应。可见，我国传统书院文化是21世纪人类教育的宝贵资源。在建设21世纪中国大学文化进程中，应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将其转化为当代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注释二十七
如果从明末清初算起，直至清末，再到当今，从南安书院到陇西师范，这一陇上名校，基本上经历了将近400年的办学历程。虽然中间屡经曲折，但始终笙歌绛帐，弦歌不辍，书院精神，薪火相传，代有创新，绵延不绝，不啻为陇上教育奇迹！
南安书院“蒙学馆”开馆授徒仪式
2016年7月，由甘肃壹玖柒捌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发起成立的“南安书院蒙学馆”在陇西正式开馆,首批12名“蒙童”入馆接受国学教育。这标志着,书院教育这一古老的教育形式,在“南安福地”有了新的传承。蒙学馆下设国学馆、美术馆、书法馆、陶艺馆、太极馆等5馆,建设了系统完备的教科研机构,延邀域内外国学深厚的师长、造诣一流的文学艺术老师5名,为蒙童们进行多层次的国学精粹教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
追思南安书院，缅怀百年陇师，或许能为我们今天破解教育难题，承继良好学统，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注释一：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注释二：刘孔伏《古代书院起源考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48。
注释三：王炳煕《中国古代书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0。
注释四：杜华伟《中国古代书院个体德性培育研究》，湖南：中南大学，2012:13。
注释五：杜华伟《中国古代书院个体德性培育研究》，湖南：中南大学，2012:15。
注释六：汪楷主编《陇西金石录》（下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180。
注释七：汪海峰《明清两代定西市各区县书院建置与进士人数考释》，甘肃高师学报，2012（6）：58。
注释八：（清）鲁廷琰.乾隆《陇西县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39。
注释九：（清）长庚，升允监修《甘肃全省新通志》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35。
注释十：（清）长庚，升允监修《甘肃全省新通志》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9。
注释十一：定西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巩昌府志校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424。
注释十二：（清）长庚，升允监修《甘肃全省新通志》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10。
注释十三：（清）长庚，升允监修《甘肃全省新通志》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11。
注释十四：汪楷主编《陇西金石录》（下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188。
注释十五：李璧强，杨齐《清代陇西四大书院及其教育影响》，《甘肃高师学报》，第 24 卷第 3 期（2019）
注释十六：蒙培元《略谈中国的书院文化》。
注释十七：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1924年2月，第21卷第3期。
注释十八：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杭州教育出版社，1998:2590
注释十九：王炳煕《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1）,1—9。
注释二十：米晓晨《传承与借鉴：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欧阳光华教授，2019年4月。
注释二十一：王文元《吴可读：以死谏言的金城男儿》甘肃史话，2021年4月16日
注释二十二：李依依《“陇上铁汉”安维峻的传奇故事》，甘肃文化产业网 ，2016年1月26日
注释二十三：李璧强，杨齐《清代陇西四大书院及其教育影响》，《甘肃高师学报》，第 24 卷第 3 期（2019）
注释二十四：张丽蓉，连振波《“诚洁勤敏”校训考评——从南安书院到甘肃陇西师范学校》
注释二十五：刘宝存《全人教育思潮的兴起与教育目标的转变》，《比较教育研究》，2004（9）,17—22。
注释二十六：谭敏、范怡红《西方当代全人教育思想探析》，《外国教育研究》，2006（9）：48—51
注释二十七：朱汉民《书院文化滋养人文教育》，爱思想网2022-03-31。
王长华，甘肃陇西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杂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一家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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