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从游牧民族角度认识中国——《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精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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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松【好书推荐】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这本书，并不是要普及有关丝绸之路和唐朝的知识，而是换个角度看历史——站在欧亚大陆的中央，从游牧民族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古代中国。跳出中国回看自身，作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虽然纷乱复杂，但在与南方农耕民族互动中，总体上呈现为从“渗透王朝”模式，向“征服王朝”模式演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界处是最具活力的地区，是孕育创造力、迭代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含义被不断重新定义。本书作者森安孝夫，日本著名史学家，历任金泽大学副教授、大阪大学教授、近畿大学教授。现为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代表作有《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地区》等。

丝绸之路是西汉时期开辟的一条从东向西的商路。而唐朝呢，很多人会把它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幅员辽阔、对外影响力巨大。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中原王朝的皇帝，还被草原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外部视角看中国历史。有这样一个比方，中国人看本国人写的中国史，就像是我们待在房间里观察这栋房子，特点是能够把握住内部细节。而中国人看外国人研究的中国史，就像是从房间外面来观察这栋房子，特点是能够把握房子所处的位置，以及与这栋房子与其他房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是在从更广阔的视角了解自己。

提到古代文明，你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四大文明古国，东方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中国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今天西亚伊拉克一带的两河文明，还有非洲东北部的古代埃及文明。除此以外，在人类历史中存在感很强的，还有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希伯来文明，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文明。

当你站在中央欧亚大陆环顾四周你会发现，前面提到的那些文明圈，都环绕在中央欧亚大陆周围。换句话说，正是中央欧亚大陆把那些璀璨的文明连接在了一起。所以，认识中央欧亚大陆是我们重新理解人类历史的第一步。

学界对于“中央欧亚大陆”的地理范围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作者看来，古代世界的这个区域大致东起我国大兴安岭，向西可以延伸到东欧和西亚。这个广大区域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三个自然带。北侧是草原地带，从东向西有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乌拉尔草原、南俄草原、喀尔巴阡草原。南侧是半草原半沙漠带，包括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一带并向西延伸到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一带。而在这两个自然带中间，有一连串的沙漠地带，比如我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亚的卡拉库姆沙漠等。总体而言，中央欧亚的地形自北而南依次为草原带—沙漠带—半草原半沙漠带。

其实世界各个大陆都有证据表明产生了农业，农业并不是欧亚大陆的特殊之处。欧亚大陆与其他大陆最大的不同，是中央欧亚大陆孕育了游牧民族。作者森安孝夫认为，恰恰是由于中央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存在，使欧亚文明的发展有了更多可能性。作者特别指出，在农耕区与游牧区接壤地带，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反复互动，给文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我国的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部都处于这个区域。秦汉北方的匈奴人、建立北魏的鲜卑人、与唐朝互动频繁的突厥人、五代十国时期的沙陀族，以及之后的契丹人、蒙古人都曾在这里活跃过。从秦汉与匈奴对抗那时起，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绝不只是客人，他们与以农耕为生的汉族一样，都是中国历史的书写者。

丝绸之路不是东西走向的“路”，而是纵横交错的“网”。历史课本上的丝绸之路示意图，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丝绸之路就是几条确定的东西交通干线。可实际上，沙漠和草原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会出现一些必经的中间站，然后形成一些路线。很多时候，走“丝绸之路”遇到的不确定性，不亚于重新开辟一次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并不只是张骞走的那几条，它只是“沙漠绿洲之路”。除此以外，还有横贯中央欧亚的“草原之路”，甚至还包括唐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经由东南亚的“海洋之路”。所以，“丝绸之路”是网，而不是路。

其次，丝绸之路不只是“丝绸”的贸易商道。丝绸之路进行的是奢侈品贸易，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丰厚的利润，谁会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走入无人之境呢？所以，在这个贸易网络中，不只有丝绸，其他的奢侈品也会出现。比如北方的高级毛皮，南海地区的香药，还有金银器、玻璃、药品等商品。

其实，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有商业活动，还有与之伴随的文化传播，佛教、基督教、拜火教、摩尼教等宗教经过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这些宗教在欧亚大陆各地的陆续兴盛，也导致宗教仪式用品需求量不断上升，反过来促进了远距离商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都在影响着各个文明区，当然也包括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

就中国历史而言，北方的游牧民族从来都不是外来者，也不是中国古代史的配角。他们和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同样重要，都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接下来，我们就以唐朝为例，看看中央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是怎么深度参与中国历史的。

在唐朝建立这个过程中起中坚作用的并不是汉人，而是鲜卑人。鲜卑人原来居住在大兴安岭地区，后来进入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为了防御北方新兴的游牧民族柔然和高车，北魏统治者在北方边境设置了六个军镇。最初北魏的都城在平城，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同，距离北方边境并不远。六镇的将领们便肩负国防重任，理所应当享受着优厚待遇。然而后来孝文帝进行了汉化改革，迁都洛阳，这直接导致六镇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六镇将士的待遇也随之恶化。将士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发动叛乱，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大多数六镇将士选择了相对强盛的东魏，还有少部分将士进入西魏，与当地的豪族联手形成了胡汉融合的“关陇贵族集团”。这个贵族集团，接下来会孕育出三个王朝，其中就包括唐朝。

唐朝从建立之初，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汉人王朝。而是鲜卑族、汉族等多民族共同参与的结果。这是唐朝和之前的汉朝，以及之后的宋朝最显著的不同点。

唐朝的强盛离不开它最大的对手、另一个游牧民族——突厥。突厥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第四个重要的游牧民族势力。公元6世纪中期，我国史书中出现了突厥这个词。这时的中原处在南北朝末期。面对强大的突厥，分裂的中原无力抵抗，各个中原政权只能通过联姻、进贡等方式与突厥维持良好关系。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疆域，也继承了隋朝面对的危机。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获取了皇位。北方的突厥可汗趁着唐朝王室发生政变率军入侵。史料记载，匆忙即位的唐太宗一马当先亲自迎敌。突厥可汗被唐太宗的胆略和气魄折服，于是求和并撤军。

唐朝能够击溃东突厥，其实有隋朝两任皇帝的功劳。并不是唐太宗一个人的功劳。更重要的是，唐朝本来就是一个胡汉混融的政权，唐王室与游牧民族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从草原民族的角度来说，不断追随新的强者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所以，作者认为，唐太宗被尊奉为“天可汗”是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唐朝的衰落，同样与中央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关系密切。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就是“安史之乱”。8世纪中期，唐朝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发动叛乱，想要争夺唐王朝的统治权，唐朝因此陷入持续8年的动荡。后来，虽然叛乱被平定，但唐朝也由盛转衰，荣耀不在。

站在唐朝的角度来说，安史之乱后，西域丢了，而且中原各地割据越来越严重，唐朝开始走下坡路，不再是“唐帝国”。安史之乱的确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是无可厚非的。观察唐朝后期的历史，你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唐朝后期为了维持和平，开始寻求与西部的吐蕃、北方的回鹘的会盟，并多次通过金钱来换取安宁。这一点与后来的宋朝非常相似。作者认为，安史之乱后，唐朝从一个自己筹措调配军事力量的“武力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用金钱来购买和平的“财政国家”，中国历史正在发生着转型。

作者把安史之乱看作是“过早的‘征服王朝’”。安史集团的野心是要建立以游牧民族为根本，统治中原的“大燕帝国”。只不过，安史集团虽然凭借着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丝绸之路的经济力量，还争取了很多部族的支持，获得了良好的开局，但没有获得当时最强大的回鹘的支持，结果在军事上失败。

安史之乱虽然失败，但它是“征服王朝”正式登场前的重要实践，它为后来辽金元的出现，提供了经验。把安史之乱当作一个基准点，重新看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多年的变化历程，你会发现，虽然游牧民族更迭频繁，但不断扩张获取资源的生存特性迫使他们必须主动与农耕民族发生联系。游牧民族在建立政权的一次次尝试中积累了经验，从单向吸收农耕文明的“渗透王朝”模式向注重多元治理、保持自身特性的“征服王朝”模式转变。“征服王朝”的统治模式无疑是更先进的，凭借这种模式，游牧民族可以建立持续时间长，比农耕民族政权疆域更广阔的大帝国。

作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虽然纷乱复杂，但在与南方农耕民族互动中，总体上呈现为从“渗透王朝”模式，向“征服王朝”模式演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含义被不断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