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蓝字关注
全球风口 丨 你的全球科技前哨侦察兵
你好，我是王煜全，这里是王煜全要闻评论。
华尔街日报5月22日报道，在埃塞俄比亚的一项数十亿美金的5G网络建设项目竞标中，英国沃达丰公司因为拿到了美国政府提供的贷款支持，击败了一家南非公司 MTN Group，最终中标。
这家南非公司据称有中国一带一路资金支持、并和中兴华为有长期合作关系。
美国的贷款方是美国政府在2019年10月成立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简称DFC。DFC在2020年末批准向沃达丰提供最高5亿美元的贷款。
这笔贷款的利率比商业贷款利率低得多，不过有个附加条件，就是项目不允许采购中兴华为的任何设备。
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考虑到整个项目的巨大规模和成本，这项竞标也可能采购中国公司的部分设备，因为不管是诺基亚、爱立信还是三星，他们的设备都比华为中兴要贵。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在过去的20年中，埃塞俄比亚与中国有大量贷款协议方面的合作。
在2000年至2018年期间，贷款总额达137亿美元，其中有30亿美元用于采购中兴和华为的电信基础设施设备。但同时，埃塞俄比亚也是美国重要的战略盟友。
这个事件标志着，中美科技战将不仅限于中国与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而是将会在全球范围展开。
先是禁止向中国出售芯片制造这类高科技设备，再是向中国的优秀科技公司禁售芯片，之后是政府批准200亿美元的对芯片产业的投入，然后又是禁止参加中国人才计划的科研人员申请美国政府基金，现在又在全球范围抢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场。
拜登政府虽然不再把中国当成敌人，但却依然视中国为最大的挑战，并调动一切力量削弱中国实力，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我们在上周的要闻评论里提到，深圳科技局前副局长周路明认为，深圳的科技产业发展靠的是企业自己搞应用型研发，因为中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脱节严重。
但任正非先生明确提出光靠企业不能使中国科技保持领先，产业要领先，基础研究必须能跟上，似乎问题还是在基础研究一方。
不过我这几天咨询了几位学术界的专家，他们的观点是：虽然中国基础研究的全面超越尚需时日，但紧跟国际学术前沿还是做得到的，而且即使美国封杀中美基础研究的协作也不是大问题，因为科学家出了成果总要发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的。
虽说会有专利限制，但研究思路和方向的借鉴并不受专利限制，绕开对方专利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这也和我们在全球做科技企业投资的经验比较吻合：科技企业的专利大多是防守型的，目标是不被别人起诉侵权。
尤其现在是小公司主导研发的时代，起诉别的公司侵权并不能保证自己成功，关键还是自己的技术要尽快量产、尽快上市。
我们这些年反复介绍，科技创新是个连续过程，美国擅长“产品侧创新”，也就是高校、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以及初创科技企业的产品研发。而中国擅长的“产业侧创新”则是他们的短板，包括规模化生产和市场的大规模应用。
我们也一再强调，科技产业进入到了生态竞争阶段，关键不是封杀和隔离，而是在同一个生态中根据价值和稀缺性，决定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的优势用得好，能够帮助全球科技企业成功，对方自然愿意和你分享利益，甚至因为中国优势的独特性和不可或缺，中国在科技产业生态中的重要性也会大大加强。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能够掌握全球的游戏规则。我们看到在过去，中国企业要么价值被低估，像OEM，在美国科技企业跨越生死关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却只能收个加工费；要么做法太生硬，砸钱收购海外企业，结果却像《窈窕淑女》里李察吉尔演的敌意收购者，到处招人恨，自己的利益也难以保障。
所以，我们的观点一直很明确：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过去的成功才是未来成功的敌人。要自我突破，必须要有全球视野，掌握全球规则。我们将从今年7月开始和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联合推出系列讲座，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机会和挑战。
从全球的游戏规则看，我们认同科技产业的繁荣必须要有强大的科研做支持，但并不完全认同任正非先生认为中国科研过于落后的判断，因为并非只有第一个实现突破的科研机构才有机会和产业对接做研发，在科研上跟随得紧，也有机会在研发阶段实现超越。
我们科技特训营的同学写的企业分析案例里就提到，第三代基因测序技术的思路来自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但哈佛大学最早正式立项做深入研究，而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是发现机会后加入研究的跟随者，但却能最早和产业结合，成立了现在第三代测序技术的领军企业Oxford Nanopore，领跑了第三代测序的产业化。
你看，Oxford Nanopore背后的高校并不是第一个实现科研突破的，却是最早实现产业化的。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科技产业界相当常见，所以中国的科技界和产业界如果能实现深度结合，中国照样有机会。
不过，我们也要承认中国的科研和研发确有脱节，只是不赞成企业干脆抛开学术界自己搞研发的思路，也为那样确实走不远。
美国奥斯汀崛起的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在高校里设立产业园区，而且给企业的研发人员开放教职，允许企业研发人员在高校做研究、带学生。
中国也应该大力推广这一经验：第一允许企业研发高管在高校兼职、与高校合作研发；第二鼓励在高校里设立产业园区，但不是用来给学生或者教授们创业，而是吸引优秀科技企业联合办研究院。
全世界的经验都表明，创业和科研是两种技能，教授创业成功率并不高。让年轻人在高校有更多企业实践机会，甚至在创业企业中得到锻炼，假以时日，他们就会成为优秀的科技创业者。
既然中国的高校和科学家们不擅长产业化，与其像美国一样，在高校大搞技术转让办公室（那样还是教不会教授们如何和产业对接），不如请企业研发人员参与科研。企业愿意参与的科研必然更加实用，时间长了高校的科研自然就能和企业研发对接了，还能培养更多有实践经验的学生。
就像中国的富强之路和美国不同一样，中国的科技产业振兴之路也可以和美国不同。所以，如果能够号召高校打破成见，向企业开放教职、开放科研资源、开放合作科研项目，企业一定求之不得。
而对于华为这样的优秀科技企业来说，多几位研发高管在高校里兼职教授，我相信任正非先生应该愿意支持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