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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在朝廷当官的时候担心老百姓吃不上饭，退隐江湖了，又担心皇上太辛苦，是当官也愁，不当官了还愁。
这里的江湖指不受中央权力控制的民间社会。
中国读书人讲入世、出世。入世做官，求得功名利禄；出世退隐，换得一世清名。退隐就是指到江湖中去。
江湖在汉语中是一个很复杂的词。
一个意思就是指自然的江湖，但也代表大风大浪。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望于江湖。
另一个意思就是指远离朝廷与统治阶层的民间，或泛指古时不接受当权控制指挥和法律约束而适性所为的社会环境。在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武侠小说中，江湖则是指古代侠客们与草莽英雄们的活动范围；甚至于特定环境下其也是黑社会的代称。
在自然界，有水才有江湖，有江湖则有鱼，有鱼则有利；在社会层面，有江湖代表行政管理权有所不及，给社会生活留有开放的空间，有空间也一样可以套利。
自秦之后，皇权不下县，可以说民间社会都是江湖。但江湖并不代表放任、为所欲为。因为江湖有规矩，并且有规矩的才叫江湖。
比如说，古代的民间社会有更森严的乡规、民约和族规、家法，对个人的道德要求高过朝廷的律法，女性婚外出轨沉猪笼，偷东西砍手臂，多是当朝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民俗，也就是江湖规矩。
甚至是现代国家形式出现之后，社会帮会组织，还在一定程度在恪守着旧社会的江湖规矩、乡规民约。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帮会通过这些江湖规矩维持着社会稳定。当年最有的代表性的就是四川的袍哥会，几乎软性统治了整个四川。
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教授写过两本这方面的专著《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这两本书都讲了袍哥是怎么处理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基本秩序的。
也可以说，靠江湖规矩保持生命力的帮会组织开启了中国现代革命，当年孙先生依赖的就是广东的洪帮，以至于红帮势力在港澳一直有活动的空间。澳门的尹国驹虽然被官方认定为澳门14K的头目，可他还是喜欢说自己出身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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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香港、澳门原来是，一直远离中央，也就一直存在着江湖势力，三合会、新义安、14K、十六铺等等。
但有一个不争论的事实，港澳的社会治安一直比大陆好，特别是在大陆比较乱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澳的文明程度也一直比大陆高，集体闹红灯的现象就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江湖势力的存在并没有影响社会的进步，因为江湖有规矩。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大陆人对江湖的理解，甚至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臆想，我们是一个会武功的国度，我们是一个到处有侠客的社会，中国有悠久丰富的武侠文化，这都是受港澳台文化教化的结果。
靠着经济的发达，最开始进入中国的是港澳台的武侠文化，这些武侠文化为闭塞的中国社会开启了一扇并不存在的窗。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并不了解，或者是用意识形态屏蔽了真实的历史。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误以为金庸、梁羽生、古龙笔下的武侠式社会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社会，武侠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恰恰与传统中国的农耕乡绅社会相离甚至远，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一直是文化，不是武化。
也可以说，港台武侠小说、影视作品重塑了中国不下三代的人性格，使这三代人的性格当中充满了传统理想主义的色彩，这种传统的理想主义正好衔接了革命理想主义，这就体现为人们对正义社会的激进式渴望、对外不切实际的反抗，这里的大民族主义情怀和不懂妥协的盲目都是武侠精神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权的组织架构下到了村里，原有的民间江湖社会彻底被颠覆，包括江湖规矩。
这两年流行一句话：不讲武德。这就是民间江湖社会被彻底颠覆的结果，江湖没有了，规矩也就没有了。
如果法治建设能够跟上，就有望从一个规矩社会走向法治社会；如果法治建设跟不上，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更加无序的社会。这也是这些年来民众对社会失望的原因，就是江湖没了，规矩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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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在珠海还能体会到浓浓的江湖气，江湖气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以信誉为核心。无论做任何事，信誉是第一的，而不是利益。当然这也主要是对大哥的制约，对小弟可以放宽要求。但想当大哥的小弟就一定要讲信誉，所以大家都拜关二爷。
二是守规矩。是谁的钱就是谁的钱，是谁的生意就是谁的生意，不能越界，一定都要在规矩内行事。
比如，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守时。和政府工作人员约个时间谈生意，政府工作人员按点来的可能几乎没有。如果约好了和社会大哥谈生意，大哥几乎没有晚来的可能。
三是只求财，不害命。这一点非常重要，害命的是犯罪分子，不是江湖大哥，甚至用黑社会形容都玷污了黑社会，更不用说当街打女人。
港台不但向我们输出了武侠文化，还向我们输出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可以说，中国人自古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我们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央之国，不但居住在世界的中央，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央。我们喜欢万国来朝、喜欢厚往薄来，都是我们有国际主义者的情怀。这种情怀一直延续到国际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次让中国人区别敌我、我国、他国的是日本人。抗日战争让我们认识到中国人再不团结就亡族、灭种、亡文化，中国人开始唱：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
爱这个国，爱这个民族开始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成长。
不过，建国之后，我们走的还是国际主义路线，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基本是舍己为人。这时就不太好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了，强调的世界大团结。即便强调爱国，也是保家卫国，反抗侵略，打倒美帝。
中国人第二次强调民族意识、爱国意识是改开之后，是由港台人提出的。而这些政治意识也是随着武侠娱乐文化一起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万里黄河水滔滔”、“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黄皮肤、黑眼睛”、“我的中国心”所有这些属于民族的、国家的标识都是港台文化赋予的。
也就是说港台文化不但向我们传播了并不存在的武侠精神，还向我们传播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
马上香港回归25周年了，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年艾敬的《我的1997》。
1997快些到吧！
八百伴究竟是什么样？
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
就会想起罗大佑的《东方之珠》。
小河弯弯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珠，
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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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观察者网报道，澳门赌场迎20年来最大变革，“叠码仔”、“贵宾厅”或将成为历史。
我在珠海认识最多的就是“码仔”，多年来他们靠“码粮”为生，他们讲的是信誉，拼的是服务。
这几天“叠码仔”这个词比较火。
一是冼米华案公开，周焯华被控创立及指挥犯罪集团、清洗黑钱及非法赌博等286条罪名，案中涉及非法博彩金额高达8000亿港元（约合6800亿元人民币）。
二是唐山打人者陈继志也曾是澳门“叠码仔”。不过，我问过珠海的几个大哥，都说不认识他，那就是比较小的角色。
在珠海一般不叫“叠码仔”，直接叫“码仔”，是一个非常正当的行业。岁数大点的叫XX哥，华哥、波哥，岁数小点的叫阿XX，阿华、阿波，比较能混叫烂XX，烂华、烂波。
可以说，没有“叠码仔”就没有“贵宾厅”，没有“贵宾厅”就没有澳门赌场的繁荣，没有“崩牙驹”、“冼米华”就没有澳门赌场世界第一的地位。
当年澳门赌场把“贵宾厅”和“大厅”分开，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区别赌客，防止穷人大赌，设高门槛是对穷人的保护。
现在要把“贵宾厅”和“洗码”制度取消了，走平民大众化的路线，这种区分和保护也就没有了。
赌场“贵宾厅”和“码仔”的消灭，代表着最后的江湖不在了，最后一个规矩社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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