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100多年来一起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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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2》创造了中国电影新的票房高度，同时也暗示给了中国人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中国人善战。
为国家而战一直是中国人的信仰，死社稷一直是中国人的追求。但与此同时，中国人更高追求是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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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一生都在深挖中国人的劣根，中国文化的劣根。这是鲁迅的视角，因为鲁迅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他一眼就能看出中国人身上的缺点。这和一个人照镜子一样，多数人在镜子里第一眼看到的不是自己哪长得好看，而是哪难看。这样的缺点与其说是镜子照出来的，不如说是内心的自省，那面镜子是由心而生，相由心生。
与鲁迅同在北大时有一个人，他祖籍福建同安县，生于生于英国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10岁的时候随父亲和一位叫布朗的英国橡胶商人来到了苏格兰，并认布朗为干爹。
干爹告诉他：“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所以那些国家的学者都在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希望你日后也能为自己的国家学好中西文化！”
1870年，14岁的他被送到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于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后来又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等等。
1880年，他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马来西亚槟城，这时他23岁。
1881年他在马来西亚遇到了一位洋务派的中国外交官——马建忠。
马建忠告诉他有一个地方叫中国，那里有不一样的文化，那里是你的故乡。
这时候的他满身挂着“西洋镜”，他透过“西洋镜”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与马建忠谈了三天三夜，他发现看世界还有另一面镜子——“中国镜”。
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未知的社会，那面“中国镜”像魔镜一样吸引他。他辞去了殖民政府职务，开始学习中国文化。
那一年鲁迅刚刚出生。
1883年，他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宣扬中国文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他来到了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1893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他任英语教习。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908年宣统即位，他出任外交部侍郎（外交部副部长），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教务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辞去公职，1915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
这一年他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叫《春秋大义》，《春秋大义》是中文译名，英文名叫《中国人的精神》。
这个人叫辜鸿铭，被称为“清末怪杰”、北大“第一骂手”、“辜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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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是前身是清朝官办的京师大学堂，是光绪帝戊戌变法的唯一留下来的成果。
那时的北大既有前清的翰林，也有流洋的归来的教授，东西方的文化开始在这里冲撞。冲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骂，但谁也骂不过辜鸿铭，因为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又是国学的大师。你用什么语言、什么方式骂他，他都听得懂，他都能和你骂。
正是这样的冲撞和对骂，才使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想出了北大的校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
不自由不包容北大就办不下去，现在听了高大上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当时实属无奈。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辜鸿铭写了《中国人的精神》。
该书出版后，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先后被译为德语、法语、日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并被多次再版。尤其是在德国，掀起数十年的辜鸿铭热。
有学者指出，该书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早期代表作品。该书探寻中国文化思想精髓，在新文化运动前期，西风东渐之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该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 “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刻的、博大的和简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刻、博大和简朴”，此外还要有“灵性”。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中国人深刻（depth），博大（broadness）、简朴（simplicity）并具有灵性（delicacy）。
辜鸿铭在北大任英国文学系的主任，陈独秀是中文系主任，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是论理学系教授。问“明天会好吗？”的“梁疯子”的儿子梁漱溟是哲学系教授。
辜鸿铭出版《中国人的精神》六年后，梁漱溟也写了一本东西方文化比较的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从只一个视角来看待中西方文化。
他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他还认为，“文化三路向”分别对应了“对物、对人、对己”的“人生三大问题”，而这三大问题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有一个必须遵循的次第顺序，即首先解决对物的问题，然后是对人的问题，最后才是对己的问题。
这是100年前中国文人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从这里面我们看不到狼性。
对狼性崇尚的一部作品是姜戎2004年出版的《狼图腾》，《狼图腾》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争的，因为以狼为图腾的是蒙古人，并非中华民族。也有蒙古学者说狼也不是他们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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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聊聊北大“第一骂手”的轶事。
辜鸿铭在英国街头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还假装懂英文。”辜就回嘴说：“你们英文太简单，拿正着读，显不出本事。”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
辜鸿铭与一个外国人见面时，正好在准备供品，叩头祭祖。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
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人称“辜疯子”。他总是梳着辫子，走进教室，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这一段被拍到了《建党大业》里）
关于辫子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年，张勋过生日，辜鸿铭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残菊犹有傲霜枝。”事后，辜鸿铭故作神秘地问胡适，这副对联有什么含意。胡适笑答：“‘残菊犹有傲霜枝’，当然是指张大帅和您老的辫子了。但不知‘擎雨盖’是指什么？”辜鸿铭答：“‘擎雨盖’就是清朝的大帽子。”于是两人大笑。
辜鸿铭自称“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辜鸿铭娶的妻子叫淑姑，是中国人。淑姑去世后，又娶了日本人吉田贞子为妻。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徐志摩结婚时，他的妻子陆小曼曾对他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比喻来当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牙刷是不能公开用的！”
识物、识人、识己，识己最难，经常会跑偏。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中国人都崇尚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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