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谈起城市，中国的城市各有特色，虽然都在一个国度里，但每个城市的色彩各不相同。
昨天，应该是我的老家齐齐哈尔最忙碌的一天。
齐齐哈尔车辆厂
第一重型机器厂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城市，虽然这里有为全世界生产火车货车车厢的齐齐哈尔车辆厂，有成立于1954年的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有生产大炮最多的和平厂，但这个城市衰老的步伐也如这些工厂一样，无法阻挡。去年一个老乡从珠海回去，回来之后和我说，满街都是老人。
全国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城市不是珠海，珠海也有些老态，以至于我温州的一个哥们到了拱北后问我，这是市中心吗？
全国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城市是深圳，走地街上，坐在地铁上，你身边都是年轻人。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深圳蛇口博物馆进行了重新装修，入馆的台阶分成了五层，1978、1988、1998、2008、2018。
无疑，深圳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它分了全国的蛋糕。
2
昨天有个朋友和我说，活得很无聊。
我说，活着的时候都感觉很无聊，等到要死之前才知道，哪怕是全身插满管子，也觉得很有聊。
10年前，一个三十多岁的朋友去世，去世前他给他在外地的女友发了条短信：还真没活够。
他的女友一直没有删这条信息，和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总会把这条信息翻出来读一遍，然后泪奔。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大的成绩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人有饭吃了，不让美国人担心了。
深圳郊外的龙华新区，有一处大型职业介绍所叫“三和人才市场”。 周围小巷内，残破建筑物林立，廉价网吧、旅馆、杂货店等百余家店铺鳞次栉比。众多年轻人或在网吧内瞌睡，或露宿街头。
那里住着一群叫“三和大神”的人。我和说“活得很无聊”的朋友说，你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活着到底有没有聊。他说，没那种精神境界。
3
30多年前，他们的父辈来到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谋生，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留守儿童。如今他们接过父辈的旗帜成为第二代农民工。
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没有得到过家庭的温暖，不会种地，也不想打工，他们的生存理念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他们游走于三和人才市场的边缘，手提蓝白“大水”、吃着5元钱“挂逼面”、夹着红双喜散烟，以各种姿势“瘫”在大街上。
实在没饭吃才打一天短工，然后玩三天。
他们最爱的地方是网吧，在那里有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他们的安身之地，有他们的梦想。
之所以称为“三和大神”，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样有啥不好，他们不奢求物质上的丰盈，他们只追求身体上的自由。
在成为“三和大神”之前，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外来务工人员，也曾想过勤勤恳恳地工作。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最初都因“淘金梦”聚集在这里。但实际上，他们来了才发现一切跟之前想象的“并不一样”。
受学历限制，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只能做一些“单纯的体力活”。于是，有的人来到深圳进了富士康的流水线，每天都持续着高强度的劳作。“运气不好”的人会碰到黑中介，然后被黑工厂、黑老板坑钱，最后血本无归。
“出来打工一年又一年，最后还是那个老样子，钱也没挣到，还没有脸面回家。”
4
十几年前，我认识一个打零工的小伙子叫小张，他很勤快，会干所有广告业的活。他黑天干，白天干，就是想回家建所房子，娶个老婆。
五年不到，他的理想就实际了。他又有了新的理想，在珠海买套房。
可就当他攒够首付的时候，同样在外打工的父母相继生病，钱花光了。三年后，父母都去世了。他卖掉了家里的房子，举家来到了珠海，这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为了养家，小张选择只干高空作业的危险活，一天的工资500以上，不到两年，他就在珠海买了房子。因为天天在户外作业，他晒得和黑人一人，笑的时候一口白牙格外炸眼。
小张很乐观，平时只干活不说话，你和他讲话时他只笑笑了之。
因为我没高空作业的活给他干，所以就多年不联系了，心想他的小日子应该过得不错了。
去年年底有个高空作业的活，就打电话给他，我打了三次他才接，很不耐烦地说，我很忙。电话里传来了很大的洗麻将声。
没办法，我找了他的一个朋友。我问，小张现在怎么样？
他说，很惨，两个孩子相继得病，卖了房子才治好，他现在成了珠海的“三和大神”。
后来有一次在街上见到他，他老了，一脸的颓废。
我问他，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很不解地看着我说，还能怎么样呢？现在这样挺好。
5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四十年。
我老家齐齐哈尔成了老年城，小学一所一所地关闭，好处是当年下岗的中年人都变成了老年人，拿了社保。深圳成了人口近两千万的城市，年GDP超过了两万亿，超过了160多个国家，是最富冰岛的14倍，而建设这座城市人的后代却成了“三和大神”。
今年五月，日本NHK电视台上演了一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三和大神”的形象才开始跳入中国人的视野。
1978年，改革开放的红利最先在广东沿海地区落下，这里便成为“第一代农民工”无限向往的谋生之地。如今，当年的“留守儿童”拿起父辈手中接力棒，成为“第二代农民工”并沿着父辈走过的路，希望在这片“金钱与梦之地”有所获得。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教授刘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三和大神里很多都是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缺少榜样。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人脉，一个人孤身在大城市打拼，如何实现晋升？”
农民工建设了一座座城市，他们的后们早就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而城市不属于他们，容不下他们子女的一张课桌。
二代农民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他们的父辈往往挣够钱了就回家盖房子养老，但他们在城市里既买不起房，更落不了户，习惯了享受城市带来的便利，家乡成了他们再也不愿意回去的“受苦”地方。
既不能承担起养家糊口之重任，也不敢让家里人担心费神，有一些人便选择卖掉身份证。
一个“三和大神”说，他名下有三个资产过千万的公司，而他没法证明自己是那个人。
“三和大神”活得并不悲催，他们的活法更像行为艺术，用不进取去批判那个过去的或正在进行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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