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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说，企业家是个物种，这个物种还能根据环境进行自我进化。前年的时候，吴晓波说现在的企业家都进化成了企投家，就是一面办自己的企业，一面投资别人的企业。
中国人对企业家的理解很复杂，又很简单，最通常的理解是老板。
老板是啥意思呢？
老板一词是个南方词汇，北方原来不这么叫，叫掌柜。
把这两个词对比一下理解，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人心中企业家的含义。
“老板”的重点是“板”，板是什么板呢？
板就是门板，是南方商铺能一块块拆下来，开板做生意的门板，开门做生意叫开板儿，不开门、不做生意叫关板儿。。
所以，老板就是永远管着这扇门的人，因为，里面的钱物都是他的，他要老管着。
再看看北方的叫法掌柜，掌柜就比较好理解了，掌管那个装钱钱物的柜子的人。与南方的老板不同的是掌柜的有可能不是做生意的人，商业味不浓，种地的也可以叫掌柜的，有点土，所以，通常把做生意的人叫老板，而不是掌柜，这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北方人最开始会在老板前加南方两字——南方老板。
南方老板是做生意的，有钱。在北方老板的原义是车老板儿，赶车的，没钱。
总之，我们对企业家的理解是，企业家是大量财产的拥有和管理者。
而西方对企业家的理解完全和我们不一样。
第一种是企业的开创者。这样的人不一定有钱，一定是个冒险家，不怕亏得底儿掉、身家性命，把资本、资源、劳动力合理地组织起来，生产出有利润的产品。
这个定义里面企业家有两个品质，一是冒险，二是创新。
第二种就是公司的管理者，也就是职业经理人——CEO。
职业经理人受雇于股东，为股东负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就在今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上，职业经理人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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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由美国200家最大公司CEO组成，其中包括苹果、亚马逊、摩根大通、通用汽车、美国航空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中国企业家好像没法这样坐一块儿，但有小圈子，年年也开会，比如陈东升他们这些92派企业家举办的亚布力企业家高峰论坛，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组织的正和岛论坛，去年是在珠海开的年会。
在今年的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上，180个全球大公司的负责人联合发表声明表示：
公司不仅要注重利润，也要注重社会责任，股东价值不再是第一要务。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股东价值不再是第一要务。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职业经理人不再首先忠于股东了，而是重视社会责任。
这份声明概述了优先事项，包括向客户传递价值、投资于员工、公平和道德地对待供应商、支持工作的社区等等。
意思是企业要以社会利益为重。
那可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不是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精神文明建设，要和街道办合作，这些大公司的CEO发疯了吗？还是他们的道德水准一下子提升了呢？
其实都不是。
在贸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利益分配越来越不均衡，也就是有钱的越有钱，没钱的越没钱。
在这种状态下，西方出现了一波反资本主义的浪潮，并在舆论界发酵，出现讨伐资本家的声音，认为他们垄断了社会资源。对于大公司的管理者来说，与其被动地承受舆论压力，不如主动回应，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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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问题最近一直都是国际媒体讨论的热点，不仅是在美国，在欧洲也一样热闹。
有很多人都认为，造成欧美不平等问题的根源，是整个社会机制的流动性还不够，有很多人即使既有天赋又努力，依然会碰到资本的天花板，因为欧美社会的上层结构牢牢地掌控在一些权势阶层或者精英阶层的手里。
比如，英国媒体就指出来，在英国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内阁，有超过60%的成员都毕业于昂贵的私立学校——换言之，只有你来自于贵族阶层，你才有可能进入英国最高的权力机构。
不过，在欧洲的学术界，还有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反“贤能主义”。
简单来说，贤能主义指的是，通过能力来对人才进行选拔，任人唯贤。
谁有能力用谁，不是任人为亲，唯亲是用。
其实，这种选能选贤的体制是中国的，欧洲一直是认血缘不认能力，是到了现代社会以后，才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引进到了欧洲进行文官选拔，并逐步发展成了欧洲社会的精英体系和贤能主义。
有人说，这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问题，能者上、平者下；贤者上，庸者下。这正是制约不平等——拉关系、靠背景的最好手段。
但是，当这套体系运转到今天的时候，它所存在的弊病也体现出来了，那就是人们花在教育上的成本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并且这套贤能选拔体系也没让贤能者过得有多舒服，除了名声的荣耀之外，也是一肚子的酸水。
比如，现在孩子们拼命上的补习班，就是“选能选贤“推动出来的产物。而在这套体系下，无疑有钱人还是占据了先天的优势，但你并不能说有钱人家的孩子有多快乐。我在贵族学校当过老师，那些天天被钱逼得没自由的孩子，是非常羡慕放学后满街跑的穷孩子的。当然，以后到了社会上，富人家的孩子的机会还是比穷人家多。也就是这套贤能选拔体系开始制造新型的不公平。
与此同时，贤能者也为此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越有钱、越有能力的人越忙，而穷人、没有能力的人越闲。但问题是，人活着就是为了忙吗？好像也不是这样。
耶鲁法学院马科维茨教授说，“贤能主义创造出了这样一种竞争：即便是每个人都按规则出牌，最后也只有有钱人才能赢。”
所以，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贤能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了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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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贤能主义产生的根源是教育的等级化，在这一方面我们表现得最严重，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公开的、严明的等级。什么省级示范幼儿园、示范小学、重点中学、一二三四五流（985、211、双一流）大学等等。
在这方面的区别外国也是有的，但并不是政府制造的，是市场自然发展出来的结果，我们是刻意、人为、有目的地制造出来的。
这两年，对于教育问题有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即：要更加开放教育的机会，让更多人能接受还不错的教育，而不是过度强调“顶尖的教育”。
前段时间，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专栏作家西蒙·库伯，也提了一个类似的建议。他建议，剑桥和牛津应该被取消，英国的教育制度应该向德国、加拿大、荷兰、瑞典这样的国家学习。在那些国家，没有哪一所学校是格外鹤立鸡群，像剑桥牛津这么顶尖的。但是它们的优势是，它们有很多所水平相当、教育质量还不错的学校。因此在那些国家，没有哪个家长会觉得，就非得送孩子去某某学校不可，上某某大学就能改变人生命运，这无形中就给所有的学生和家长减少了升学的压力。
西方学者提出的另外一条建议就是：政府应多鼓励那些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培训或者很高的学位证书就能做的工作岗位培训，而不是把钱都投到高等教育上，更反对用教育手段制造学历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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