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发的内容忘了插音频，音频录完之后，来了个朋友，一聊天就忘了。今天在公众号的第二篇文章里发音频，习惯于听音频的朋友可以点击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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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网友留言，让我谈谈“妈"和“娘"的由来，以及区别。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会更带来一些麻烦和尴尬。
百度上就有这样的提问：我母亲本是农村的，现在我们住在城里，她非让我叫她妈，说叫娘太土，我就叫妈；最近我结婚了，我妈和我岳母都在的时候，我叫我母亲叫娘，岳母叫妈，我母亲就开始说风凉话，说我找到亲妈了，说妈和娘有很大区别，谁能告诉我，到底有什么区别，跪谢。
于此同时，也有这样的说法，说妈是外来语，有洋味；娘是中国本土话，中国人都叫娘。
这两个字有一个统一的解释，那就是，都是母亲的意思。我们知道母亲是书面语，至于中国古代人，什么地方的人管母亲叫妈，什么地方的人叫娘，我们不知道。因为当时没有录音。
又因为，汉字本身的表意，不同其他记录语言的文字。汉字的这一特点其实是一种阶层的区分，就是把读书人和非读书人区分了开来。
读书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学文化，而是举仕、做官。也就是说，汉字记录的历史是官史，而不是民史。倒是有一些民间的笔记、小说流传下来，但记录这些资材的读书人也趋向于官史用语，虽然不像官史那么刻板，但里面也对民间口语进行了书面化，以体现读书人的与众不同。
这样，汉语就形成了两套语系。一套是以书面语为基础的、主流记录的标准化语系；别一套就是民间使用的口语语系。
可惜的是，民间使用的口语语系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我们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现在，地方方言的一些乡间俚语也没有办法用文字记录，比如吃面条时的“突噜”，我们只能找两个同音字代替。
也就是说记录汉语的汉字就是为官方书面语设计的，就没管民间口语的事。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民族复杂所造成的口语差异太大，需要文字记录的成本太高，所以就只能记录书面语。第二是统一的政治集权体系需要有官方话语权和对官方话语权的最终解释权。
这就需要一套有背于口语和普通民众理解的语言、文字体系，统一的语言体系是社会管理的最大话语权，也就是我们平是说的——我说了算。
基于这两点原因，我们无法知道在古代，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人管母亲叫妈，还是叫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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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各民族语言中爸、妈的读音都差不多。这是因为这个音最好发，小孩子一张嘴就能发出来爸、妈。反观之，娘和爹这两音就不怎么好发，也就是说从发音学的角度上看爸妈比爹娘更口语化，是介于父母之后口语一点的词。
这也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成熟度，因为政治的早熟造成了文化的抽象化，抽象化的目的是需要官方话语体系来解释。
汉语的口语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外民族语言的改造，一次是蒙古，另一次是满清。
蒙古的改造使传统精英的语言体系流失，民间口语体系的地位上升，我们现在的很多民俗都是推翻蒙古之后，大明时期的平民化政治的结果。
比如，有一次倭寇来犯，地方官员上书，想要问问朱元璋有什么指示，朱元璋下圣旨说：“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这就是因为元朝时期，虽然只有九十多年，但切断了大宋的精英文化传承，从明朝起文化开始走平民路线，才有了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我们现在看不是文言文，但也一定不是当时的大白话，也同样有文言的成分，在明清笔记小说中很少有爸妈字样的出现，多是爹娘。这就是有人认为爹娘是中国本土语言的原因。
第二次的满清改造就不同了，有两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清朝的皇子管皇上叫皇阿玛，虽然这玛是玉字旁，但他发了马的音，和妈是同一样声旁。另一个是慈禧让光绪管她叫亲爸爸，这是爸爸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语系之中。
我们不去管他为什么叫得这么乱，可以推断爸妈这两个音在北方游牧民族中被正常使用。
其实，还有第三次改造。
现在的一个现象是越南方的地区好像越是叫爸妈，越北方的地区好像越叫爹娘，特别是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因为中华文化发源于西北地区，成熟于中原地区，爹娘是文化改造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体现新政权的新、新社会的新，我们彻底抛弃了传统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推行口语话的书面语，又因为新政权的根在西北，为了不忘本，对西北的民俗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保留，比如：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不如党的恩情亲。看似挺口语，其实并不是很口语。这里有一个汉语音韵学的问题，换成爸亲、妈亲好像在音韵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现在觉得爹娘土，其实爹亲、娘亲比爸亲、妈亲要雅。雅就不那么接地气，俗才接地气，后来就换成了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里的妈妈就比亲娘更亲，就是因为进行了口语化。
这也就是现在还有人感觉叫妈比叫娘更亲的原因。如果从口语化的角度来说，爹娘是爸妈是半书面化，加上了一些文化色彩，而不是完全的自然语音。
至于现代人觉得爹娘比爸妈土，这反倒是我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结果，按理说爸妈应该比爹娘更土，爹娘比父母土。
这里面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本土文化被土化。
这是因为我们的政治理论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洋化才使本土文化变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教科书为了体现不土，开始广泛使用更加口语化的双音词爸爸、妈妈，意图是与原来的文化切割。而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是，有可能，原来口语就叫爸妈。
上世纪八十年代，港台影视作品进入文化市场之后，洋化的叫法爹地、妈咪被城市年轻人接受，我们反倒觉得这样更洋，而爹是更本土化的叫法。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错乱的原因，我们提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但至于要弘扬什么，没人知道，因为这种错乱是根源中有政治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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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娘、爸妈有什么区别呢？
本质上是没有的。
但我们在追求新与旧的区别过程中出现了情感上的偏好，好像妈亲，娘不亲。
有可能，我也没说明白这两个叫法的区别，但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思路，特别是对文化现象的思考，一定要放在历史的大维度里去思考。特定历史时期的大环境就是卤汤，文化是这锅汤卤出来的蛋，不同的汤卤出来的蛋味道自然不一样。
新文化运动之后这锅汤，里面不但有花椒、大料，还有咖喱和黄油，这其中的味道挺复杂的，也就给现代人带来了很多疑惑，以至于对妈、娘的叫法都产了疑惑。
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复合体，它的 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象。
我们的字典里娘这个字有三种解释，第一个就是母亲，第二个是年轻女子，比如姑娘、新娘、武媚娘。第三个解释又和第二个刚好相反，长一辈或年长的已婚妇女：大娘、婶娘。
台湾的国语辞典里的第一个解释是少女；第二是母亲；第三个是妻子；第四个是对长辈或已婚妇女的通称；第五个是奴仆对主母的敬称，这个在《金瓶梅》里比较常见，「娘是小的一个主儿，娘不高抬贵手，小的一时儿存站不的。」第六是骂人的话，有叹息或怨恨的意味。他娘的。
《康熙字典》里的第一个解释是少女之号。
我们的字典里对妈也有三种解释，第一个是母亲；第二个是对女性长辈的称呼：大妈、姑妈；第三个解释是旧时连着姓称中、老年蓬仆：刘妈、鲁妈。我们强调的是旧时，突出新文化。
《康熙字典》里的对妈第一个解释是姥，和我们的第三个解释类似，突出年龄老。这里这个老和娘的年长是不一样的，等级比较低。第二个解释是母也，一曰牝[音：pìn，意：雌性的]马。又俗读若马平声，称母曰妈。可以看出妈是比较平民化、低级化的口语，所以它很少出现在传统的文字记录之中。
建国之后的新文化是建立在否定等级制基础上的，所以，妈就优先了娘。
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否定了高雅文化，把传统的高雅文化定义了封建文化，并带上了土的帽子。这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一大特点，在文化上进行了颠覆，高雅的变成了土，土的变成了高雅。
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阶层的重新分离，我们对一些文化现象开始不适应了，觉得哪儿错了。这才出现了妈、娘这种简单的称谓之争，或者是分不清。
当然，文化虽然寄生于社会环境，但也有它自我发展的路径，那说是只有脱离野蛮走向文明的文化才能生存，反之就会消亡。这样的例子很多。
但并不用担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一直有趋于文明的走向，虽然其中有很多糟粕，或者也会有倒退时段，但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总会走出泥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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