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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件挺麻烦的事儿，从生到死也不一定明白为啥要走这一遭。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讲了治学的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意思是做学问要先设定一个高水平的目标，然后是不懈努力，最后是达到忘我程度才可能追求到真知。
王国维这东西说得迷迷糊糊，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妙性。
大家解释来解释去，就变成了王国维人生三境界，其实王老夫子没讲人生，他也讲不明白人生，明白了人生他就不自杀了。但他是个大学问家，他懂得如何治学，所以讲了治学的三种境界。
治学不是人生，治学是学文化，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有很好的人生。人生就是这么吊诡，有时会让你啼笑皆非。
因为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并带有很玄学的特点，有文化的人，或者是治学有方的人都会让常人感觉不那么正常，就像王国维这样，不容易让人接受。
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很难理解人生。最后只能像小孩子堆积木一样，用文化的碎块去堆砌人生，所以文化的心灵鸡汤就很盛行，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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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理解人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是用道德的、也就是圣人的标准去理解人性。
可惜圣人从不存在，中国古代的圣人也好，现代的伟人也好，都是文化的堆砌。就是用一种无法达到的标准去玩一场搭积木游戏，这个标准就是无限地追求高度，最后倒塌。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少理解人性，人性是什么呢？
我们会说是善良、是仁慈、是不同于动物的同情心。这也是我们用文化堆砌出来的理想目标，并非人性本身。所以，我们在日常中鲜于见到这样的人。我们见到的都是自私、贪婪、而又时时都会彰显兽性的人。然后，我们就臆想自己是那个理想目标人，对他人展开道德批判。
人生是有背景的，最近的背景就是时代背景。
生在不同的时代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比如，50、60后的人生背景是斗争，他们的人生目标也是建立在斗争基础上的；而70、80后的人生背景是发财，人生目标也是建立在发财基础上的；90、00后的人生背景是消费，人生目标也就是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
而所有这些背景后面的大背景是文化背景。我们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一个无限强调稳定和秩序的大背景下。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无法理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乱（美国的街头骚乱）或死亡（疫情下的大量死亡），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当我们在不理解另一种文化背景下人生的同时，我们也不了解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我们更不了解我们自己。
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跳出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看这个世界，再回过头来看自己，也许才能看得明白，那个不属于文化的人本性是什么。
3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经济社会，这是区别于古代社会的一大特点。
生在清雍正元年的亚当·斯密在清朝乾隆四十一年写出了《国富论》。《国富论》里的名言是：
“每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关心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共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
也就是亚当·斯密认为人性是自私的，这种自私推动了社会进步。
也就是做面包的不用去想做葡萄酒的有没有面包吃，做葡萄酒的也不用想做面包有没有葡萄酒喝。只要做面包的想喝葡萄酒，做葡萄酒的想吃面包，每个人都从自我的欲望出发，交易就自然产生了，市场也就出现了，市场就是那只推动社会进步的看不见的手。
同样种小麦的农民不用担心铁匠没有面包吃，铁匠更不用担心农民没有工具使，只要为了自我欲望的满足，通过市场大家都能得到满足。
因为人性的本质是自私的。
当然，亚当·斯密的文化背景是古希腊的商品交换文化，也就是商业文化。但在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背景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无论是打铁，还是纺织，以及酿酒、食品加工，自己家都能完成，不需要依赖市场的交换。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是出于不同社会关系之间的贡奉或赠予。
但那是农耕社会，可现在不是，现在是经济社会，我们所有的商品需求也都来自市场。但我们不认可人是自私的，更不认可自私能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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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是除了自私就什么都没有了呢？
当然不是。
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成本于清朝乾隆二十四年，早于《国富论》十七年。
这本书中讲，人是有道德的。那么道德和自私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一般认为自私就没道德，有道德的人就不能自私。
亚当·斯密说，人首先是自私的，那些完全不自私的人，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自暴自弃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上是不受尊重的。
但亚当·斯密紧接着说，人不仅仅是自私的，他们同时也具有同情心，也就是有设身处地的一种能力。他把他认为的别人幸不幸福，当作自己幸不幸福的一部分：有时看到别人幸福，自己也会高兴；看到别人痛苦，自己也会悲伤。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这叫“同情心”或“同理心”、“爱心”，人人都有的。
也就是，人性自私，同时具有同情心和爱心。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同情心都一样强。有些人强一点，有些人弱一点；正常人强一些，自闭症患者可能弱一点；女人强一点，男人可能弱一点。
而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说，“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而急速下降的。”
也就是同情心只关注离我们亲近的人，距离的远近决定了关系的亲疏。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面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假设伦敦有一位非常得体的绅士，这位绅士听说，远在东方中国发生了一场地震，这场地震让中国人全死了。这个消息传到伦敦，传到了这位得体的绅士的耳边，这位得体的绅士会做什么？
他会首先拿出地图来查一下，中国离伦敦有多远，先看看这场地震会不会波及到伦敦。一看，半个地球呢，很远，伦敦是安全的。
然后他会做什么？他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的起居饮食。这时候，如果他自己的手指头被刀割了一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就远远比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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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么解决这种自私与道德上的矛盾呢？
仅靠爱心肯定是不够。也就是想让爱心、同情心波及到每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
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人际互动二分法：小圈子靠爱心，大世界靠市场。
也就是熟人社会靠爱心，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需要市场协调。
中国现在是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转型期，有很多社会问题都来自向生人社会的转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拿熟人社会的规则来要求生人社会，一些冲突和不愉快就产生了。
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需要市场协调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之后，欧洲成了一片废墟，美国人把欧洲人需要的物资不是送给了欧洲人，而是卖给或借给了欧洲人，使得欧洲在战后得以恢复。
这种同情心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而不是无私的给予。
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很难理解，说美国人发了战争财。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发财心，也许欧洲的重建会延长到新世纪，欧洲人会在痛苦中挣扎半世纪以上。
亚当·斯密的另一句名言：
我们每天之所以能够吃上晚饭，不是因为面包师，不是因为屠夫，不是因为酿酒商，他们爱我们，他们的慈善，而是因为他们要自私自利，他们要追求他们的利益。每当我们跟他们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什么，而是说他们需要什么。
人是自私的 ，但有爱心，而爱心有限，爱心不能泛滥，于是我们需要市场，使陌生人之间互助协作。
这就是西方人对人性、道德、利益的一种理解，我们现在是在这种理解中挣扎，是信，还是不信？
不管信不信，现在没有一个人能离开经济、离开市场。比较悲观的是，我们好像离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市场，也就是经济在政治之前的思路越来越远了。
透漏出的一个信息就是：前两天中国新闻网报道，多省份扩大公务员招录规模。河南增幅超过30%，福建增幅超过50%，山东增幅超过140%，内蒙古次招录扩招幅度接近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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