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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过完三个月了，2020年注定是要在人类历史上重点书写的一年。而除了疫情之外，2020和2021对于中国人还具有特殊的意思，一个庚子，一个辛丑。
120年前的这两年，也就是进入20世界的前10年，中国人开始了对“中”、“外”的重新思考，我们真“中”吗？人家真“外”吗？
由于汉字是直接表义的，“中”、“外”所表达的感情色彩是不一样的。在120年前，基本是“中”尊“外”贱、“中”正“外”斜。这之后，我们逐步知道了世界的大趋势——西学东渐，学习西方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而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激进的民族自强运动之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发生了。那就是学习西方逐步演变成了“外”尊“中”贱、“外”强“中”弱，而表现在情绪上却又是相反的一面，反殖民、反侵略、反洋人、反洋货，就是既学又反。
之后，这种既学又反的矛盾一起持续到了改革开放，才开始又学又亲，而不是既学又反。
不过，这种学习与感情认同一致的情况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结束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学习与感情认同上，我们选择了走模糊道路，也就是表面上是要反对，而背地里是认同。
到了2010年代之后，情况又变了，随着自我的强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强大的过激反应，学习西方与感情认同上都出现了逆向发展的趋势，就是既不想学习了，也不可能在感情上认同了，走向了全面的对抗。
当然，对抗也是一个选项，或者说对抗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一个庞然大物强大起来的时候，对周边产生的恐慌效应也是不可避免，问题是怎么处理对抗、怎么消减其他国家的恐慌效应。
你要说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我不知道，即使有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对待“中”、“外”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从外国月亮圆到外国月亮暗的这个变化过程。我们知道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是我们的心态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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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倒回到120年前，我们发现，民间的反抗情绪是一致的。同样，非民间的反应也是含糊的。
我们现在看120年前的庚子之变，以慈禧为首的满清保守主战派想利用民间的反抗打压洋人，而以光绪为首的维新洋务派一直想求和。
当然，事后诸葛亮都说慈禧错了，但当时慈禧可是强硬派、主战派，可好像历史上也没有给维新洋务主和派对的答案。
历史上主战主和之争永远是有的，主战永远占据道德的上峰，这才使即使主和派统领全局的南宋一直被骂得狗血喷头。
是战是和永远是力量和利益角逐，其实和道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更谈不上主战高尚、主和低下，而更多的时候是学会妥协才容易变通，大英帝国是个例子。
当然，你要是觉得现在的英国根本不值得一提，那就算了。
其实，在120年前，以慈禧为首的满清保守主战派最大的担心不是洋人杀进来，洋人杀进来也不止一次了。主战派担心的是慈禧老太太去世之后，维新派在光绪主政之后反攻倒算，而洋人更喜欢偏于开放的和愿意学习西方的光绪，这才有了让义和团打洋人，洋人打进来废光绪的下下策。
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时候，反攻倒算这种事是最有消极影响的，因为对反攻倒算的担忧，往往会使事态向更坏的方向上发展。
而在历史上，往往是无论主战，还是主和，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反攻倒算，最后为了自保而放弃事实、放弃信念，只以整倒对方为目的。其实，120年前的主战保守派就是这个心态。
当然，当时的维新主和派在怎么对待洋人上，除了一味地主和也没什么建树，以至于被称为投降派。
而今天，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样的场景。
一面是战声四起，并有为当年义和团平反之势。义和团当年的锅是为主战派背的，主和派或洋人并没有把责任推给义和团。
现在的另一面是被骂成恨国党、卖国贼改革派，也可以说，这些人的基本观点也是维新。
需要说明的是，谁定义别人是恨国党、卖国贼、汉奸，谁就真是，或者说是怕别人说自己是。
这是一个最无聊的定义，国家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是没法恨的，更卖不了。至于汉奸，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定义。理论上说，现在靠外国人在中国挣钱的人，特别是这资本、那资本，都是汉奸。那么，对于外国人来说呢？有多少外国人靠中国人挣钱，那就都是美奸、日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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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在讨论120年前的主战和主和的时候，还忘了另一派，也可以叫主战、主和的中间派，就是以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组成的江南五省互保。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奥、西、比、荷十一国宣战。
当时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慈禧太后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
盛宣怀算是清末的大企业家，当然他运营的也都是官僚资本，中国的电报局就他建的。盛宣怀相当于当年企业界老大，也是首富。去年被认为是民族企业家的张謇也是得到了盛宣怀的支持。
盛宣怀扣押电报、策划“违诏”之后，张謇等人分别劝告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倡议抗命，李鸿章覆电慈禧：“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刘坤一、张之洞于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员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九条。即和外国达成和平协议，他们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他们的理由是慈禧的宣战诏书，是义和团“矫诏”，胁持慈禧所下的“乱命”。
所以，八国联国虽然攻陷了北京城，但东南的经济命脉并没有受到影响，东南互保避免了整个国家陷入战乱。
现在想想，盛宣怀、张謇、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这些人敢于违命，是把当时的局势看明白了，他们私自与外国签订和约，那就是大汉奸、大卖国贼。
那么，这么大的事儿，后来慈禧为什么没的惩办他们呢？因为慈祥也明白，他们的行为保护了国家利益。
我们建国之后，对大清这段历史的认识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先是反清，和大清有关的都不好，只要与大清作对的都是好人。比如太平天国、白莲教，再到义和团，义和团最早也不反清的，体现的是革命性。
而在这里面，无论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都是改良派、投降派，是为大清续命的，都不是好人。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变化，维新派、洋务派得到了积极的赞许，尤其是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传记也成了成功学教材。
进入到改革开放的中期，证明改革开放是对的了，国家的力量开始强大，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出现了，原来的大清皇帝、革命的对象，一转身都成了明君圣主，甚至是民族英雄。
再后来呢？宫廷秘事成了民间喜爱的话题，古代的东西好像都是好的了，那么，外国的东西呢？
当然就都是不好的了。
不过，这种认识是有表面喊叫和内心隐匿之分的。
这个变化过程影响到了方方面面，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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