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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聊了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施罗默·桑德2008年的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我们不管犹太人是不是一个民族，但能靠一个传说故事，重新建国就是一个奇迹。
我们知道，这中间的逻辑，或者叫聚合力是犹太教，宗教的力量之强大可见一斑。
不过犹太人还有一个其他民族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有全世界最多的富豪。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物质保障，要不然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就灭国了。
最后一点就是有英美霸权的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受到了英国的支持。
19世纪末，欧洲出现大规模反犹浪潮。同时犹太人中也兴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倡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犹太复国主义者向世界各大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呼吁寻求支持。俄国因为积极迫害犹太人，成为他们的敌视对象。当时，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那些年来犹太人在英国的生活较为安定，并受到了英国政府的保护。
曾任英国首相之一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是犹太裔。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英国当成重要的潜在合作伙伴，有目的地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英国犹太裔化学家、现代工业发酵技术之父哈伊姆·魏茨曼利用他的高层关系，积极游说英国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来他成了第一任以色列总统。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给英国犹太人领袖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
我很荣幸能代表英皇陛下政府向您传达，下面是有关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言，已经呈交内阁，并已得到了内阁的支持。
“英皇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内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但你们不得有任何有可能会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社群的宗教权利的行动，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
这就是《贝尔福宣言》，成了以色列复国运动的催化剂。
二战中，因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更加坚定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建国的决心。二战后，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以色列1948年建国。
也就是说，以色列是犹大人在外力强压和精英策划下组建的一个国家，而这背后的凝聚力是犹太教。
可见宗教力量之强大。
也就是，这样国家的凝聚力都和宗教有关，其实美国也是一样，就是基督教新教。只不过基督教新教的教宗更像现代的心灵鸡汤——勤奋上进、努力工作、过上好日子。或者说，这类个人奋斗的精神就源于基督教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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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阿富汗、以色列都是以宗教精神建的国，也就是神的旨意，美国在这方面更为重视，认为自己是按上帝旨意建的“山巅之城”，所以总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指手划脚。这也是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原因，认为大家是一个神的选民。
最早英国能支持以色列建国有在中东发展自己势力以应对日不落帝国大回撤危机的计划，有应对奥斯曼土耳其威胁的心机，而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想占有宗教正义性的先机。
新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旧中国是一个多神论、多宗教的国家。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文明的程度高，除了悠久的历史、很早就成熟的政治体制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的包容性。
就不用说中国古代儒、释、道三种宗教并生，大唐时期，早期基督教、回教也在长安生根，就是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景教等，更不用说宋元时期的泉州，所有宗教在泉州都有寺庙、道场。
那么，中国人哪来的自信呢？就不怕其它宗教把中国人同化了吗？
当然，当时的人也没想过什么自信，其实那份自信就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因为有包容性而博大精深，因为博大精深而自信。
中国一词起源非常早，在西周的青铜器上就出现了。在出土的何尊上刻有“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的字样。意思是，我住的这个地方叫中国，就在这里统治民众。说这个话的人是周武王，是以天子的口吻说的。
可见，我们自古的国家概念就是建立在政权基础上的。所以，现代人也多是这样的理解，很少有人把这个概念理解成一个人民、领土、文化、政权的一个综合体。
历史学家葛兆光写过一本书就叫《宅兹中国》，副标题叫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
昨天我说了，历史是一种叙述，《史记》是一种，《竹书纪年》是另一种，有可能两种叙述才是全貌。就像听别人描述一个人的长相一样，多听几个人的才更准确。
问题是你愿意听，而不发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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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一书认为，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有三次面临这种外界压力，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是什么”的反思。一个人要不断通过反思来获得成长，一个族群也是如此。正是这三次反思，塑造了我们今天对于“中国”的认知：
一、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中国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感，也就是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这可以追溯到宋代，当时的人们就已经具有了类似的情感。
宋代的中国失去了世界帝国的荣光，被迫面临东亚大陆上的多国体系。辽国、西夏、金国和蒙古都先后对宋朝虎视眈眈，这引发了宋代士人对于“中国”这个词的关注和焦虑。
北宋时期，有两篇文章相当引人瞩目，一篇是大学者石介的《中国论》，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以“中国”为题的政治论文。文章中的民族情绪非常激烈，比如他说奉行礼乐的是文明的中国，披发文身的是野蛮的夷狄，如果中国和夷狄不仅住在一起，在文化上也相互混杂，那么中国将不再是中国，所以应当把中国和夷狄分开，其中最急迫的就是抵制外来的佛教。第二篇文章是欧阳修的《正统论》，这篇文章对宋朝以前的历代王朝到底谁是正统、谁是异端进行了一一的辨析，实际目的是证明宋朝才是正统，而且要捍卫这个正统。
从这种现象可以看出，宋朝人在外族压力面前表现出的焦虑和紧张，这使他们总是在试图证明“中国”的正统性和汉族文化的合理性。这种观念其实已经和欧洲产生的民族主义非常相近，可以被视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遥远的源头。我们今天对于“中国”所抱有的民族主义情感，都可以追溯到宋代。
二、我们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这起源于明末清初。
这个时期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
第一件事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最新知识。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刷发行了著名的《山海舆地全图》，这幅图反映的地理格局与今天的世界地图基本相似，这对当时中国人世界观的冲击，可以用天崩地裂来形容。原来我们并不是天下的中央，更是天下的主宰者。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近代的地理知识，这些知识在中国落地生根，不断传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传统中国关于“天下”的观念逐渐瓦解和崩溃，人们逐渐接受了新的世界。
也就是说，在利玛窦来华以后，古代中国逐渐放弃了对于“天下”的想象，而接受了世界是一个多国体系，中国只是其中一员的事实。
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清朝取代明朝，于是朝鲜和日本开始争论“谁才是中华文化血脉”的问题，他们都认为大清代表不了华夏，大清是蛮夷，他们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人。这就使得“天下”体系在东亚也面临解体，中国开始成为东亚多国体系中的一员。
三、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包含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认识要到晚清民国时期才得以奠定。
这个就不用多说，中华民国五色旗代表的是汉（红）、满（黄）、蒙（蓝）、回（白）、藏（黑）五族共和。
可见看出，中国这个概念的建立也和外部压力有关。
葛兆光在书里讲了三次反思、三次中国概念的塑造，其实还有第四次，并且这次的塑造更为彻底，那就是抗日战争。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抗日让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有政见的团队团结起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共同抗日，中国、中国人的概念彻底强化。
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就像打糕，越打越有粘性，越团结。
不过，我们发现，从宋之后，中国、中国人这个国家的概念是强化了，但我们的包容度丧失了，可以说，从唐之后，越来越不包容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也就越来越强了。
昨天，我们聊施罗默·桑德的《虚构的犹太民族》，这本书的绪言里讲了这样一句话，“民族，就是由对其祖先的共同谬见，和对其邻人的共同厌恶所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
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极端，但确实是如此，讲民族主义就失去了包容性，就很难找到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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