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玉昌
前些日子，好友刘官喜撰写的悼念姚建业老师之文章，引起了我对姚老师的深切怀念，遂回想起四十多年前与姚老师相识的许多往事儿。进而思绪被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与姚老师交往的诸多场景之中，眼前便浮现出姚老师的音容笑貌来。
当时，全国文学艺术界迎来了日趋繁荣的清新之风，尤其是文学创作，又领风气之先。记得有段日子，刘心武小说《新来的班主任》，蒋子龙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还有女诗人舒婷的《致橡树》等新作，似乎成为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见面谈论或交流的时髦话题。慢慢地在全旗范围内形成了以甫澜涛、姚建业、李兰波为首的小众文学创作团队，至今仍可记忆起来的文学创作骨干有白宽旺（戏剧创作）、刘学亮（戏曲编导）、刘官喜（散文写作）、刘玉昌（喜欢写朦胧诗）、黄热晖（爱写短篇小说）、张雪峰（多写广播剧）、冀福义（散文）、李文连（乡土小说）、温图那生（歌词创作）、姚万财（电影剧本创作）以及皮毛厂女工马丽艳（善写抒情散文），还有一名企业女工（实在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大约有十多位。这些人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已经有文学创作成就的甫澜涛（曾出版长篇小说《风雪察哈尔》）、姚建业（已出散文集）、李兰波（二人台《光棍娶妻》在全国电台热播）等人，自然是这些初涉文学创作者的导师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察右中旗首届文学创作班是经本旗文化馆原老馆长贾友仁倡导，经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玉（当时兼旗文化局局长）首肯后所举办的，学员大约有二十人。除前面提及的部分骨干外，还有马书池（北京知青，来自乌素图公社）、王宝森（北京知青，曲艺创作，金矿工人）、刘伟国（大滩公社文化馆、专写地方小戏）、周大钊（米粮局公社羊圈湾大队社员，写快板书）、刘宝良（铁沙盖公社信用社职工）等人，地点在文化馆后院，授课老师有乌兰察布盟文联主席王致钧和作家张永昌（散文）、白戈里（戏剧）以及从首都北京请来的知名作家刘绍棠（小说），还有国家文化部某司的一个官员（作家，擅长写儿童文学），授课时间十天左右。
这次文学创作班，犹如天然粘合剂，使本旗原本松散乃至各自为阵的文学创作爱好者们，由陌生到相识乃至相知，也因为共同的爱好，随之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我和姚老师就是在这次共同学习中认识的。其时，他戴副黑边眼镜，谈吐文雅，给人一种学长般的亲切与厚道。
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中，旗委与旗政府己从"一元化"领导的旗革命委员会中分离出来了，旗政府机关设在解放初期老陶林县的十几排青砖旧平房内，旗委机关则搬进了新建的一处红砖平房里，人们称其为“旗委大院”。而我则是以秘书身份调入宣传部工作的，由于日常业务比较忙，故我写诗即为“业余文学创作”。夜里，一个人在宿舍里研读领悟当代朦胧派领军人物北岛、海子等人的大作，试图在新诗创作中有所成就，甚至幻想一鸣惊人。然而，现代诗为所有文学体裁里的“新锐”，特别讲究语言艺术。像我这样孤打独斗，缺乏与文友交流，怎么也“碰撞”不出灵感来。尽管在盟报副刊《大青山》发表了一些诗作，但艺术长进甚缓。
大约数年后，姚老师调入旗广播电视局工作，甫澜涛出任文化局副局长，李兰波老师提供文化馆作为活动场所，致使本地这个“文人”圈子的产生有了一种现实可能。正是缘于三位老师对文学创作的执着追求，热衷于培养文学新秀，才让家居科布尔镇内的这些文学迷们得以“物以类聚”，自然而然出现了一个自发性的民间团体一一文学“沙龙”。虽然没有什么入会章程或宣言之类的告白，但这个团体的人员基本是固定的，不定期地会聚在一处，谈论文作创作，交流文学作品，有时还到小饭馆里“搓”上一顿儿。每逢此时，姚老师很是兴奋，也很慷慨，会主动掏腰包。记得有一次是冀福义“坐东”，但姚老师硬要“表示”，便跑到小卖部，买回一瓶“竹叶青”，为大伙助兴。而更多的时候，则是为大伙“解馋”或“过酒瘾”。当年人们收入较低，像我这类小干部，月工资三十多元，没能力请大伙“下馆子”，就把文友们叫到家里吃饭，大凡此种文人欢聚场合，大家兴致颇高，每次要喝完满塑料卡子散白酒方散去。
由于条件局限，当时全旗唯一的文学刊物，是由文化馆编印的小册子，刊名好像称《雪花》。但质量很差，内文的十几张页码，完全是由很薄的白板纸折叠而成，上面文字则是蜡板涂上黑墨，用油印机手工推压上去，并简单装订的。几年之后，该刊又改名为《科布尔文艺》，仍是油印读本。铅印刊物大约出现在1986年初，系本旗“漠野文学社”编印的月报《高原星》，创办人是刘玉昌、田胜、胡志峰等人，姚老师等人则为该民间文学刊物的首席顾问。
正是由于创办文学社和出版《高原星》，我与姚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和相处。当时，《高原星》尚属铅印报纸，为4K4版，由本旗印刷厂承印，每印一期一百多元。但最大的困难是费用筹集，因是官管民办，文学社没有一分钱的经费，只好让每个文学社员每年交纳2元会费，平时利用旗党校培训教室作为文学讲座课堂，听课人数最高达二百余人，也只能维持四期《高原星》的印刷费。而剩下的各期费用，全靠向好友拉赞助。记得有一期报纸印出来了，实在没钱支付，印刷厂会计王弥书不让取走，我们社委会几个人当场凑钱，就连顾问姚老师也掏了腰包。不久，文友冀福义当上了糖业烟酒公司经理，给文学社助资200元，刘官喜出任电影公司经理，赞助100元印刷费，才使《高原星》渡过难关，得以按时出版。
姚老师虽在省级文学报刊上发表作品，但也很看重《高原星》这株幼苗的生长。一天，他对我说：“玉昌子（发音为Rai，俗称'川板子’口音），你是主编，要有创新，我建议《高原星》开辟精品点评栏目。”为此，我采纳他的意见，曾向刘学亮等人约稿，他们不但给写点评，还给义务讲课，没有分文报酬。有一次，其它版面组稿完毕，但三版缺篇专稿，情急之下，我向姚老师约稿，他没有推辞，当即答应，连夜写稿，写得特别认真。这是一篇回忆他父亲的纪实散文，情真意切。发表后，反响特别好，使《高原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时至今日，将近四十年了，我仍记得这篇散文的主要情节。也正是从这篇散文中，我才知道姚老师是烈士后代。原来，他父亲姚继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伪统治时期，曾是伪陶林县政府的职员，暗中却是我党抗日外围组织一一陶林县抗日救国会会员。由于叛徒出卖，大约在1940年春天，日本宪兵队对康泊城（即今科布尔镇）进行了大搜捕。一次逮捕冀国贞（我党陶林县地下工作人员）等40余人，姚继虞被捕时，在押上囚车后，他忙爬在车窗口，掏出怀表来，向家人晃了晃，这是父亲留给幼小姚老师人生的最后一个印象。一年后，姚继虞受尽酷刑，终不开口，最终牺牲在张家口察南监狱，其他同志也大多牺牲或病死狱中。
从此之后，我对姚老师除文学上的崇拜外，还多了一层人品上的敬重。凭心而论，《高原星》充其量是一株小草，在某些人眼里，简直不屑一顾，更有一些人热衷于在官场上跑逛，有谁愿意在这上面花费心思呢？当时，若论姚老师的社会地位与所处环境，可谓名流贤达，但他出于对文学事业的热爱，给予我们这些无名小卒以大力扶持，对文学社予以关注和培育。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由甫澜涛创意，经姚老师牵头，在科布尔文学“沙龙”的基础上，拟成立察右中旗文学艺术联合会。记得是在春节过后，在教育局会议室里，我们组织起二三十人的文艺爱好者团拜茶话会，由姚老师出面邀请来时任旗委副书记的景尚文同志，政府方面出席的是分管文化教育的副旗长韩玉峰同志。在座谈当中，甫澜涛首先发言，大致讲了文联成立的必要性，各方面条件已成熟，以及本土文学爱好者的迫切期盼。我也发了言，讲到届时出版文学期刊的基础已经具备，还有刘官喜、刘学亮、白宽旺、张雪峰等人先后发言。大家热情很高，只以为眼下这个松散的文学沙龙会被名正言顺的文联所取代。不料，此事却没了下文，最后，不了了之。现在想起来，真不该给旗里的领导们出此难题。但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久，《高原星》就变相过渡到《察右中旗讯》编辑部了，它是《察右中旗报》的前身，属于官办地方报，我从宣传部新闻科（实际是个组）出任该报总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姚老师出任察右中旗进修学校校长，可以说是进入了领导干部阶层。在平常人眼里，一旦从政了，你再鼓捣那些罗曼虚渺的文学沙龙，那就是不务正业了。可姚老师初心不变，除长期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之外，还把文学讲座搬入进修教师的课堂，记得是1993冬，我调入国家煤炭部直属企业准煤公司报社。临行前几天，姚老师给我打来电话，我以为他要与我道别，那日天气很冷，我戴上皮棉帽子，当即骑自行车赶到他办公室。谁料，他却笑嘻嘻地对我说：“玉昌子，我们这届学员里，有不少语文老师，大多爱好文学，今天请你过来，想让你给大家讲一讲现代诗的写作。”一听是让讲课，我当即答应，二话没说，跟上他就进了教室，在这些年龄偏大的老学员们热烈的掌声里，我向大家传授了新诗创作的基础性常识，大约有两个小时，姚老师则以一个听课者的身份，一直坐在前排课桌聆听。讲毕，姚老师将我送出门外，并一再表示感谢，给我的直觉是，他对我的卖力讲授，内心很满意。
姚老师退休后，我从神华集团总部机关回家乡探亲，曾专门去家看望过他。那次，我把新出版的《大后山》签名赠送于他，他非常高兴，起身从那书房里（四面三堵墙全是大书架，藏书估计万余册），寻找出一部《曾国藩全传》回赠于我。我欣然接受时，心里遂涌起感动来一一知我者，恩师也！在我们相处的那些岁月里，姚老师以他那高尚的品德和为人处事的胸怀影响着我，感染着我，熏陶着我，更多是在鞭策我，让我默默向他学习。尤其是他见人一面笑，那脸庞上永远荡漾着真诚，那种人文关怀，那种人生格局和胸襟，令我难以忘怀！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该文作者冠名刘洋，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西南山区窖蒿湾村，曾任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在央企神华做新媒体策划，现供职国家能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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