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逝者如斯，许多往事终究会被人忘记，尔曹身与名俱灭，化为灰烬飘荡如烟，然而正如歌声里唱的“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就像一只蝴蝶飞过我的窗口……”，有些事情却也是挥而不去，时常萦怀。
翻开《老舍作品集 曲艺》，有一篇大鼓书词叫《生产就业》，写作时间是一九五零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三轮车夫，在新社会里因为“没有手艺没有地，不是工人不是农”，最后只能落得响应政府号召去边地移民垦荒的结局。这个故事读起来朗朗上口，颇有时代之风，而故事所描绘的也正是当时老北京发生的新故事。老舍在四九年以前还写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中的祥子也是老先生熟悉的三轮车夫，设想祥子如果活到新社会，不知道对老舍先生给他安排的出路可还满意。
老舍作品集影像 图片来源于网上
就在老舍先生歌颂新政府鼓励老北京出城生产就业的同时，我姥爷和这个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的小人物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他虽不是三轮车夫，但是也属于北京城里不是工人不是农、没有房子没有地的城市无产阶级。或者再准确一点，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革命领袖对此辈的社会地位曾经做过最生动的比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社会之皮刚刚剥过，这些轻如鸿毛者们就茫然失措，在突然来临的新社会里，做生意赔了钱，体力劳动不熟悉，脑力劳动没岗位，领袖言之凿凿，大作家的新作铿锵有力，去边地二次生产就业不失为一次希望之旅。
说起来姥爷能在京城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幸运。他和那个三轮车夫最大的区别是还不能算作彻底的北京人。他的家乡位于保定府易县城南七公里的城角村。弟兄六人行五，诸多兄弟当中唯有他上过中学，余者皆为文盲。中学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显然已经算是文化人了，文化人没有在老家继续种地讨生活，而是最终选择走进了距离易县不远的北京城。时间应该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在奉军某部做文书的姥爷返至北京，在著名的长安大戏院做过账房，也做过一些小生意，薪水和收益多少现在无从考证，但是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还是有的。可知的是北京当时并无户籍限制，房租也还能承受得起。实际上姥爷姥姥二人婚后的生活也是平静而祥和，自给尚能盈余，拐点源自于1948年内战烽火燃到了平津二地，姥爷的生意不出意外地赔了钱，北平人民欢庆解放的关键时刻，他家大小六口却是嗷嗷待哺，这才有了后来移民边疆生产就业的故事。
长安大戏院 图片来源于网上
老北京街头 图片来源于网上
如果能预测到后来会被“发配”至边远蛮荒的内蒙，姥爷还会去满怀美好愿景地去做北漂吗？耳闻塞外呼呼的北风，目睹胡天八月飞雪，还会想起年轻时候曾经的梦想吗？我生也晚，无缘相问不得而知。
姥姥却是地道的北京人，且是旗人，皇城根下的纯正满洲正黄旗血统。姥姥活着的时候和我们偶然说起，她小时候很早就学会了“三艺”：打麻将牌、看小说和抽烟，这三种乐趣里的前两个是公开进行的，唯有抽烟可能要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有时怕家里人发现，需要蹲马桶上偷偷地抽。这一幕八旗子弟的作风是不是很像今天的叛逆少年？姥姥的表哥据说还是海龟博士，在燕京大学作过教授，表嫂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二人属于晚婚晚育的典型，姥姥晚年也曾用她表哥的故事激励后来人，说人家男的39女的33才结婚，第二年照样生了个大胖小子。由于表哥的缘故，她小时候经常逗留于燕园的湖光山色之中，一生很少讲北京故事的姥姥，燕园美好的记忆却使她经常流露出对故乡的怀念。
不知是当时的北京人排外的优越感不如现在，还是身为北漂的姥爷具有某种京城少年所缺乏的魅力，血统纯正、正值芳龄、女校毕业、识文断字的姥姥，看上了来自乡下、意气风发、满怀理想、已是二婚的乡村北漂姥爷，而且有情人终成眷属，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结为伉俪。其时北京正是日据时代，和老舍先生的传世之作《四世同堂》里所描写的故事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点，不过从现存的照片里，一时看不到他们沦为亡国奴的悲惨，反而觉得新郎新娘以及伴郎、伴娘、媒公、媒婆，一个个要么青衣小帽、旗袍长衫，要么西装革履、婚纱丝巾，很有中西合璧、西风东渐的作派。
1940年代的婚礼，中间的新郎新娘就是姥爷姥姥 摄影：大北照相馆
新政府的移民动员大会开了几次不太清楚，到底是以自愿为主还是有强制成分也不可考，只听说是姥姥在会上签了字，回家和姥爷商量，去的地方是绥远省已经决定，但是去绥远什么地方还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姥爷说绥远他去过，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又破又烂不能去。姥姥说听会上讲绥远有一个“桃林”县，一定是到处种满桃树才叫桃林，就去桃林吧！于是大事已定，口外的迁徙地定为“桃林”县。当其时，姥爷44岁姥姥36岁，最大的孩子8 岁，最小的1岁，两个大人四个孩子一家六口人收拾行囊。这对姥爷来说无非由北漂再往北漂一次，对姥姥来说，此行即将离开她有生以来的栖息之地。北京城从此再不是胡同口叫卖声此起彼伏、悠扬顿挫的北京，再不是前门外高高的城楼和离城楼不远处时髦的大北照相馆的北京，再不是早晨飘荡着油条豆浆煎饼果子诱人香味的北京，再不是八旗子弟们提笼架鸟遛马路，祥子们在烈日和暴雨下奋力蹬车的北京……自此以后，姥姥从未再踏进北京一步，她和别人一样，北京已经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北京，是“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的北京，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是新中国的首都，是伟大领袖生活和战斗的神圣之地。
平（京）绥铁路完工于1923年，东起北京西至包头，是著名的建筑大师詹天佑先生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的延伸。1950年冬天某日，汽笛一声，火车由前门车站开出来 ，沿着平绥铁路向未知的生产就业之地进发。
在北京移民心目中满山遍野桃花盛开的“桃林”其实并没有一株桃树，此陶林非彼桃林，该地年平均气温大概在2℃左右，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历史上本为蒙古察哈尔八旗游牧地，经过自满清康熙年间开始的不断垦荒，到清末察哈尔西翼四旗生态变异逐步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民国元年（1912年），政府于察哈尔镶红旗镶蓝旗治地内划立陶林县，与原有的蒙古旗治形成“一地二治旗县并存”的局面，这个类似于后来的一国两制的一地两府体制维持了很多年。
1936年 绥远一家人 摄影：方大曾
1936年的陶林县政府 摄影：方大曾
北京移民们从平绥线上的卓资山车站下车，来接他们的陶林县政府派出的交通工具是几辆牛车，也就是今天在电影里和许多草原文化旅游景点里常看到的勒勒车。卓资山距陶林县城所在地科布尔尚有50公里的路程，中间要穿过现在已开辟为草原旅游胜地的高山牧场辉腾锡勒，“辉腾”蒙语意为寒冷，“锡勒”就是山梁。辉腾梁上风雪弥漫、山峦起伏，我从百度上摘了一段文字，叙述此地的气候特色：“辉腾锡勒气候多变，有时西边浓云密布，大雨滂沱，而东边却晴空朗朗、光华熠熠。有时阴晴雨降就在一山之间、一沟之隔。多变的天气，带来奇特的温差，忽儿凉爽如秋，忽儿温馨如春，有时炎热如夏，偶尔这里还会有轻盈的雪飘，故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之说’。但是由于夏季特别凉爽，被人们称为草原的最佳避暑胜地。”
今日辉腾锡勒（辉腾梁）旅游区 摄影：王丹
勒勒车 图片来源于网上
1936年骑马穿越辉腾梁 摄影：方大曾
然而1950年冬天的北京移民无心观赏这种罕见的风光，更无可能享受避暑胜地的舒爽，从辉腾梁山口呼啸而来的北风，裹着飞飞扬扬的雪花，骤然而至的寒冷使得这些穿着长衫套着旗袍的男女们瑟瑟发抖、两股战战，几欲先走，着实狼狈。勒勒车吱呀吱呀行至半路，我姥爷忽然发现最小的一个孩子不见了，车倌说可能半路人多手杂不注意丢了。姥爷没有听从别人赶紧赶路的劝说，不顾严寒下车步行往回走了十几里，终于在膝盖深的雪地里找到了丢失的小儿子，幸亏还好，生命体征正常，一条小命算是有救。途中姥姥在勒勒车上还问了赶车的当地人一个雷人的问题：“口外是不是遭灾了呀，怎么到处都是坟头？”她一个城里人哪知道，田野里类似坟头的堆状物是农民给来年播种积下的肥料。
雪后的绥远集宁地区 摄影：方大曾
姥爷一家随后在在人迹罕至、没有桃花盛开的陶林县西南八里地的得胜村安置下来，吃着政府配给的难吃难咽更难拉的高粱米，顶着从辉腾梁上刮下来的浩浩荡荡的寒风，开始了新的生产就业。由于文化人的背景，姥爷被当地聘为教师。从来都没有见过田野的姥姥在艰难的生活过程中学会了农田劳动，竟然当过农业社的妇女队长，还是公社培训过的接生员。在我小时候，经常在梦乡里被夜里的敲门声惊醒，那是附近十里八乡家里有妇女临盆的村民来找接生员。有单人一骑来的，得得的马蹄击碎了村庄幽静的夜空；也有套车来的，曾经那拉着不谙塞外风情的北京人走过辉腾梁的勒勒车，如今又拉着公社的接生员走在迎接新生命的路途。勒勒车逐渐被胶皮大车所代替，接生员也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孩子们的奶奶姥姥。陶林县也很早便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1954年，陶林县和察哈尔镶红镶蓝联合旗撤并组成了新的察哈尔右翼中旗。
他们的居住地倒是稳定，原属陶林县一区的得胜村后来有一段时间成了察右中旗得胜公社得胜大队，村庄依然还是那个静静的村庄，距离科布尔镇八里地的路程也永远是曲曲弯弯坑洼不平。在学区做教师的姥爷不知何因，八里地的路程，年轻的时候骑自行车，上岁数了以后步行，在我印象当中从来都没有坐过农村里面常用的交通工具如马车、驴车、牛车之类，风尘仆仆的路上行人稀少，遇到的也都是熟人，间或有赶车的停下招呼他上来，姥爷也总是招招手依旧步行而去。是这些牛马车勾起了他的某种记忆吗?
一口京腔京韵不好改变，但他们也会时常蹦出几个本地话专用词，随着岁月侵蚀，从外表上已经不能区分北京人和口外人的差别。唯有姥爷家的收音机里经常播着唱着本地人听不懂的西皮二黄。我小时候常驻姥姥家，收音机里被姥姥姥爷称作梅老板的角色吚吚哑哑，丝弦轻拉，“海岛冰轮初转腾……”；马老板也会在京胡悠扬声中气定神闲来一曲“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所以我这个内蒙人从小就知道唱念做打、生旦净丑、梅程荀尚，而且知道梅兰芳是可以被叫做梅老板的。
七十年代全家福 中间坐的二位老人是姥爷和姥姥 最前排手拉手站立者为本文作者 摄影：察右中旗照相馆
姥爷遗物，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他的北京朋友邮寄至内蒙
2015年，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张旧的《绥远日报》的图片，上面有一篇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陶林举行抗美援朝代表会 决定捐献陶林号飞机》，飞机最后捐了没有无从知晓，但是这篇报道结尾部分有一段话引起我的兴趣：“移民妇女胜佩华说‘我原是一个困在北京的人，解放后由人民政府给解决了困难，移来陶林三区东卜子村，现在喂下两口大猪，我要捐出一口来给志愿军买飞机，回村后还要领导全村妇女，参加生产学习文化，把读报组一定巩固好（她是读报组长）’……”。这个胜佩华应该是和我姥爷他们一起来的北京移民，也不知道最后那一口大猪下落如何。
1953年6月的《绥远日报》
姥爷姥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作古，埋骨不须桑梓地，就葬在得胜村东南方向的山岗上，脚下就是现在新修建的省际大通道，由此开车东距北京420公里，朝发午至。
诗曰：
东岗坟上草离离，朔风野大纸灰迷。
南飞鸿雁又北归，北移终老他乡地。
些许人物沉史书，几多乾坤大挪移。
莫向塞外歌此曲，辉腾梁上风雨急。
后记：《世纪档案》2005年第5期署名王承旭的文章《1949年至1950年北京市的移民工作》一文中记载：“截止1950年底，北京市共向察绥移民两次，1902户，7514人，去东北的矿工351人，就移民的成份来说，三轮车工人和其他工人占多数，为57%，其次是农民小贩失业知识分子，及少数伪军警察和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员”。
小编的话：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一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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