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夏立峰（学虎）
我的母亲叫韩素君。瞧这名字，就不似“杏花”、“二板”、“跟弟”等之类既通俗又接地气，名里字外散发着民国时期特有的那种悠悠的富家千金的淡雅。公元1921年农历正月廿二日，母亲出生于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秦淮河畔一富商家庭。兄弟姐妹共三人，母亲排行老大，一弟韩全声一妹韩素云。当时我的外祖父在南京城中开有绸缎布庄以及纸店等，外祖父老兄弟三家在当时南京城的商圈中也是小有名气的。在当时他们家里就拥有私家小汽车，商务应酬，迎来送往很是阔气排场。母亲是韩家三房中第一位诞生的孩子，从一出生就享受着父辈们“三房关一”的宠爱——我外祖父兄弟三人，其他两兄弟家均无子嗣，他们三房人家把对下一代的爱全部倾注在了我母亲身上。
作者的母亲
母亲天资聪慧，长得乖巧，很讨人喜欢。从牙牙学语开始就在父辈三房之间被争来抢去，得尽恩宠，尽享荣华富贵。日常生活起居有专门的佣人打理，过着典型的大小姐生活。母亲晚年患病卧床，有时会和我们叨啦叨啦她过往的一些事情。据母亲说，在她小时候光是各式各样的鞋子就能装得下三四柜子，至于衣服，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件，反正是一月半载每天都不重复的，甚至上下午都要换洗。由于出生富商家庭，母亲从小就接受到了优质的教育，造就了蕙质兰心的品行。读中学时，先在“金陵女中”（准确讲应该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属中学）就读，后被送往上海，入清心女子中学继续学业。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清心中学的学生打响了上海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炮。作为清心女子中学的一名学生，母亲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中。1940年初母亲与几位常在一起并且能“玩的来”的闺蜜同学经过严格的筛选，被选中参加了忠义救国军（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领导的特务游击武装）南京行动总队举办的一期特训班，我父亲刚好担任该特训班技术组长兼教官，由此二人从相识到相爱，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结为伉俪，共同进行抗日斗争。自此，母亲成为了父亲的坚定支持者、得力助手。直到1942年随着他们爱情结晶——儿子的诞生，母亲才把精力、注意力投入到抚养孩子的身上，渐渐地转变为一名普通而不失文化修养的家庭主妇。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追随我的祖母回到北京，定居在海淀。
年轻时的母亲，旧社会里的高学历女性
1950年初，在一个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的日子，跟随我的父亲，母亲领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踏上了北上的火车，从北京移民来到当时的绥远省陶林县（现在的内蒙古察右中旗）。因为过往的经历，他们一路向北，一直走，一直走……，一路从繁华的帝都，避开人多的城镇，走到数百公里外的大漠深处。从文明到蛮荒，从喧哗到寂静，这场迁徙悄无声息。最后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大户人家的羊房子里（挨着羊圈修建的供羊倌住宿的低矮房子）安顿下来。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加上语言不通，与人交流都成问题，但是父母为了生存、生活，努力学习适应身边的一切——自然环境、四季气候、风俗习惯以及风土人情……，全力以赴地融入到“走胡地随胡礼”的当地民风之中。
中间是祖母，左后是幺叔，右后是母亲
以1950年为界，如果说之前母亲过着衣食无忧、养尊处优的大小姐生活，那么移民到内蒙古察右中旗“后大滩”后，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逐渐地自我改变与适应，母亲成功转变为一名完全能够自食其力甚至可以养家糊口的新中国农民——一名从中年后才开始接触农村学习种地的干农活不那么在行的“小”农民——半拉子农民。只有新中国才能使一个人发生如此的巨变！即使身为末代皇帝的溥仪也不例外。
常言道“三天学做一个买卖人，一辈子也学不会个庄户人”，可想而知，要想成为一个行家里手的农民，是多么不容易！听母亲讲，来到内蒙古后她从识别麦苗与青草，特别是糜谷黍苗与“毛莠莠草苗”（一种杂草）开始，虚心向当地人请教，为了更加方便地交流沟通，表达诚心实意，还主动与周围的老农民“接干亲”（两家的孩子互相拜为干兄弟或姊妹。孩子互称对方的父母为老爹老妈），以便于求教学习。母亲一步一步地熟悉了播种（主要是选种子和拌种子）施肥、锄草搂地、秋收割麦直到场面打谷，至于一块地今年种什么，明年又该换种什么（轮耕），母亲到死都没有搞明白，完全跟着村民走，别人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
晚年的母亲，已然成功转变为一个新中国农民
学习的过程是艰苦的，通过母亲在病中给我讲述的两件事就可窥斑见豹。后大滩的人们尤其是老人都熟悉，在北方的农村，农民种地分大田和小田作物，小田农作物的锄草与秋收时的“拔地”（收割坡地上播种的小麦、荞麦、糜黍等）、起山药蛋（土豆）等等，都需要“个蹴”（蹲着）在地里劳作，就这个“个蹴”让母亲吃尽了苦头。她个蹴不了，连两分钟都坚持不住，更别说个蹴在地里一边干活儿一边前行。秋收拔地起山药时还好，个蹴不了还可以跪着干活儿，可是夏季锄地就不能跪啊，否则就把脆弱的幼苗压坏致死。不得已，母亲甚至想到制作一个细腿小板凳，坐在上面去锄地，那效率可想而知了，没办法的办法！后大滩的人们尤其是老人也都知道，场面打谷的活儿是需要技术的。为了掌握场面里一系列干农活儿的技术，母亲也是拼了。妇女们在场面上主要以风车为中心展开的。拾掇粮食先从风车开始，把瘪籽、枳子（包裹粮食颗粒的皮之类的东西）等通过风车去掉，这个过程手摇风车的力度快慢就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快了，会把优质饱满的颗粒也扇掉，慢了，瘪的劣质颗粒却扇不掉，力度必须恰到好处才能去劣存优。经过几年——注意可不是几天、十几天的努力，母亲才勉强掌握了这门技术。场面里“抓簸萁”更是一项技术活儿。需要用双手来颠、播，其原理是通过颠、播等动作将簸萁里的颗粒饱满的粮食与沙粒、小石子等杂物分离出来。不经过大量练习与实践是绝对干不了这活儿的，母亲为此白天跟着姐妹们学习操练，晚上把簸萁带回家里自个儿继续琢磨、练习，直练得腰酸胳膊疼，甚至连饭都做不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母亲最终亦学会了这门技术。至于用筛子架粖子（当地方言，读yu zi，大而无实的籽籽）的活儿相对容易一些，母亲很快就学会了。总之，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农民，干农活儿无所不能——虽然有些活儿干得不那么精致。母亲也会利用自己有文化的优势，常常帮村民们读写家信，做些写写算算之类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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