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施海罗
【困境与阶梯】
苏中10个月的校园生活实现了我住校的夙愿。之前都是跑校，很羡慕住校生，可以不用干家务，不用聆听父母的唠叨。住校了，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入校第一天，我被李青老师（体育老师兼班主任）分配到2号寝室，当时文科班共有32名同学（女同学5人），分住在3个寝室，每个寝室12人，女同学和理科班女生合住。不到十平米的寝室在搭建完可以容纳12个人的通铺外只剩下一米宽的过道，是留作通行、洗漱和冬天生火炉用的。南北不到五米的通铺要睡12人，所以每个人只有40公分的宽度铺设被褥，晚上熄灯后只能侧身睡，想要换个姿势得“集体行动”。
一年住校生活的吃是最令人难忘的。那个时侯的察右中旗很少种玉米，即便种了也是用来做饲料的。但从1977年到1980年，中旗人连续吃了四年的返销玉米，据说是小麦和莜面都支援国家建设了，所以传统的一日两餐便由莜面白面更替为玉米窝头、发糕、摊花和钢丝面。苏中的伙房也不例外，三个大师傅把同学们自家带来的玉米面和土豆稍作加工，便为大家提供了两顿大酱汤烩土豆和窝头，每个人每天再交五分钱伙食费。由于存储条件的限制，有时蒸出来的窝头还有霉味或掺杂小虫子之类的“高蛋白”，同学们也照吃不误，权当是改善生活了。在近10个月的住校生活中，我们只吃过四次馒头和猪油汤烩白菜，即使这样，同学们也如过年一般兴高采烈。
由于供电限制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学校经常停电，同学们只好将用过的墨水瓶改做成煤油灯照明。每天晚上12点前，教室里都会亮起32盏形态各异、火苗不一的煤油灯，远处望去，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第二天早上起来，总能看到32对黑黝黝的鼻孔和部分烧焦了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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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以前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78到2002年改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国家教育方针的变迁，彰显了不同时期的教育方向，也决定了学生的层次与结构。就我个人而言，恐怕也很难消除学工学农的后遗症。
初入苏中时，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九年义务教育积淀的那一点少的可怜的基础知识很难应对临阵磨枪式的冲刺。尤其是数学，我几乎听不懂三角函数和线性方程，往往是下课以后再去请教老师和同学，才能完成作业。至于能否考上梦寐以求的中专或者大学，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置可否，亦或是信心不足。按照当时的教学大纲，文科班开设了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英语等课程。尽管时间紧、基础差，但老师和同学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力求达到最佳效果，即便不能如愿，也不会追悔莫及。
政治课由教导主任姚建业老师兼讲。姚老师个子不高，体型微胖，白净的脸上透着严厉，乌黑的头发会在训斥捣乱的学生或者讲课讲到得意时飘逸起来。姚老师课间或者下课都会背着手在校园里踱步，随时发现和处理一些关乎教学管理的事情。在我印象中，几乎所有同学都直接体会或者目睹过姚老师的严厉，并在之后的日子里都感激姚老师的严厉。政治课略显空泛和枯燥，加之以前接触的不多，所以开始时感觉很费劲，但姚老师融入现实、形象生动的讲授化解了枯燥，增添了知识性、条理性和趣味性，也为同学们普及了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时事政治的基础知识。
印象中的语文老师张国维展现给我们的是典型的学究作派，据说张老师早年是集宁一中的高材生。张老师时年30出头，略显瘦小的身材顶着一颗硕大而睿智的脑袋，瓶底一样厚重的镜片后面隐藏着一双不十分犀利的大眼睛。张老师讲课温文尔雅、绘声绘色，从现代汉语到古典文学，从《卖炭翁》到《暴风骤雨》，从修辞造句到诗词歌赋，都能帮你在涓涓细流中找到知识点，在宛若故事的文章中体味文学的魅力。
数学老师王柱国与我是同乡，我们之前并不相识。王老师的神态有如他的讲课风格，形散而神不散，步履中的左摇右晃掩饰了三角函数的深奥，不时流露出诡异或不屑一顾的笑容。只可惜我天生不开数学窍，加之前9年尽研究修理地球了，数学这样一门特别讲究基础的学科自然是不会优待我的。
对于文科学生来说，历史和地理是最容易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并拿分的课程，也恰好适合我这种不善于理性思维的笨学生学习。与严崇富老师相识之前，我便先与严师母同在一个林场做临时工，当时并不知道她就是严老师爱人，据说他们还是师生恋，大抵是严老师博古通今和深喑自然地理的学识吸引了他的女弟子。严老师中等身材，略显驼背，浓重的黑发好似调皮的孩子，散漫地分布在充满智慧的头颅上，白色塑料镜架里的深度近视眼镜总会随着历史故事的迭起和汗水的滚落而滑到鼻梁下面，然后他就会用沾满粉笔沫的右手将眼镜复位。严老师讲课没带过教案，也不带任何辅助资料，教科书也只是放在讲台上，但他却是板书最多的授课老师，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两本厚厚的教科书和那么多延伸知识点装进大脑的。也就是从那个时侯开始，我领略了西伯利亚风光，步入了亚马逊雨林，聆听了尼亚加拉瀑布的气势恢宏，并与哥伦布邂逅于好望角。从尧舜禹到金字塔，从斯巴达克到成吉思汗，从大唐盛世到彼得大帝，小试牛刀般地在梦喑中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衰折射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也验证了一个国家要想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遵循以振兴教育和科技为基础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硬道理。
尼亚加拉瀑布 摄影：安强
英语课也是文革后首次开设的，之前没有听说过，更没有学过，确实是为难我们这些山里娃了。后山人学英语可以说是先天不足，舌头扁直、气流横亘，加之发音方式不对和浓重的内蒙古西部方言基础，读出的英文字母怎么也摆脱不了莜面味儿。英语老师高亮给我们上课时也仅是先期参加了一年的英语集训班，所以教和学都显得有些匆忙。高老师始终戴着一顶棱角分明的解放帽，高高的个子配有两条不规则的“O”型腿，白净的、略呈倒三角的脸上很少有笑容，遇到一些稍有难度的单词，比如“desk”、“this”等，发音不准的同学朗读时总能引起窃窃笑声，而高老师却不苟言笑，总是耐心地给予纠正。好在当年的高考总成绩不记入英语分数，所以几个月的英语课也就在“字母歌”中结束了。
班主任老师李青还兼代两个班的体育课。李老师时年40出头，无论是课上课下，李老师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衣和同样不显蓝色的网球鞋，修剪得十分规则的黑发、稍呈潮红的脸色和干裂的嘴唇至今铭刻在我的脑海中。由于条件有限，也没有什么体育器材，所以一周一次的体育课多半是跑步或者组织文理两个班打篮球。每天早上，李老师总会在五点半叫醒我们，晚上熄灯后再挨个寝室监督同学们睡觉。
紧张而规律的苏中生活大约持续了9个月，到1979年6月中旬，计划中的教学课程基本结束了，少部分感觉高考无望的同学便离校回家了。大概是自恃才疏学浅，亦或是家庭负担过重的原因，我也于6月20日返回永生堂家中。到家的当日，自然少不了家人的责骂和邻里的冷嘲。看着经受一年苦读且因营养不良而脸颊塌陷发绿的我，父母也动了恻隐之心，不再说什么了。
在家待着的两个星期，我也想了很多，尽管上大学对于我们这些世世代代以农耕为生的山里孩子来说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但毕竟自己经历了十年寒窗和栉风沐雨，也曾经有过所谓的远大理想，而且父母和家人也为此付出了太多辛劳。如果就此放弃，怎能对得起含辛茹苦的父母？又怎能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呢？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冲刺这两个礼拜，即便考不上也不后悔，毕竟自己努力了。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伏案于家里唯一的炕桌上，在父母和兄弟姊妹的鼾声中伴着煤油灯（由于交不起电费，家里的电灯已好长时间不亮了）默记那些可能考出来的政治、历史和地理题，直到凌晨1点睡去，早晨5点起来便直奔房后的山坡上，开始新的一天的苦思冥想。
作者家先前的窑洞
临考前一天，我便骑自行车来到科布尔，与同乡借住在一个亲戚单位（农科所）的客房里。考场设在中旗二中（现已搬迁），旗所在地科布尔（蒙古语，汉译为土地松软，清同治年间得名，原为陶林县厅所在地）还是一个只有两条交叉街道（现在仍称为十字街）的小镇。镇内全是平房，最高建筑就是电影院了。7月初正是科布尔的雨季，三天的考试几乎是在断断续续的雷雨中进行的。因为是第二次参加高考，加之总感觉没有多大希望，所以三天的考试倒也显得从容了许多，即便是不会的或者没有把握的题也都按自己的理解做了。
考试结束的第二天早上，我便骑自行车往永生堂赶。连续三天的雷雨已使十五公里的沙石路一片泥泞，自行车根本骑不了，只得推着艰难前行。即便这样，仍需不时停下来清理轮胎与挡泥板之间的泥沙，平常一个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四个小时。到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地里劳动的父母还没有回来，我便放好自行车直奔房后的山坡上，呈大字型躺在我每天晨读的山杏树旁昏昏睡去，直到太阳落山时才被下工回家的母亲招呼回家。
接下来的20多天便是无尽的等待，已是18周岁的我自然是不能吃闲饭的。回家的第三天，我就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也很自然地融入了拔麦子、割羊草、挣工分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直到8月初的一天上午，同村的一位老乡告诉我说我考上了，录取通知书在时任公社书记陈忠手里，懵懵懂懂的我才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用满是血茧的手擦了擦泥土与汗水混杂的额头，疯了一般跑回家。村里人说陈书记看我们家没人又去了另外一个村了，我便骑自行车走了十几里山路。见到了正在农户家吃派饭的陈书记，他只说通知书已从我家猫道放进去了，我又返回家里，看到了期盼已久的一个浅黄色的信封。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不久，我从其他同学处得知，文科班参加高考的32名同学有7人考上了本科，21人被大专或中专学校录取，创下了当年乌兰察布盟的最高录取率，苏勒图中学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接下来的5年，全旗大批应届和往届学生趋之若鹜，纷纷涌入苏中，以求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只可惜因基础教育改革、人口流动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苏中取消了高中建制，相当一部分优秀教师也因此调离。此后的苏中便一蹶不振，再无往日的风采了。
毕业三十九年再聚首，右二为作者
按照通知书所列内容和要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我就骑自行车前往苏勒图照一寸免冠照片，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迁移证明。等这些手续都办完了已是当天下午4点多了，此时我已是一天水米未进了，只得拖着疲惫的身体骑着自行车回家。走到距永生堂一公里的井湾子村时，已近黄昏，人困马乏的我再也走不动了，好似灌了铅的双腿根本蹬不动自行车。看到村东头饲养院旁的一间小房子已亮起了煤油灯，我便推门进去讨口水喝，一个王姓的光棍老头板着脸指了指墙角的水缸，喝了一大瓢凉水的我又低声问了问：“有没有吃的？”躺在炕上的王大爷又颤微微起身，用满是老茧又似乎从来没有洗过的树皮一般的双手，从架在墙角的笼屉里取出一个窝头和一碗尚有热气的土豆烩葫芦递给我，冷冷地说：“吃哇。”已是前胸贴后背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三下五除二就把此生最美味的窝头烩菜解决得一干二净了。有了刚才的中途充电，我又如加满油的汽车，疾驰回家了。回家后才知道，大哥得知我考上了，特意买了几斤羊肉从30公里以外的化工厂赶回来为我庆祝，母亲也把留着准备过年吃的几斤白面拿出来，细细地烙了一些几年不知其味的油烙饼，并将珍藏在泥制面缸里准备用来换油盐酱醋的鸡蛋炒了几个。望着炕桌上如此丰盛、又如此饱含深情的饭菜，我默默地含着眼泪吃了几口便倒头睡了。时至今日，每每想起那些场景，都会潸然泪下。记得也是在大一第一学期放假回家，我买了几盒点心专程去看望了王大爷，谈起曾经的落魄，爷俩儿还很是乐了一阵子，只可惜老头在第二年春天便离开了人世，这也是后来听父亲说起的。
作者老家永生堂现在的模样
1979年8月30日下午，我正在家收拾上学带的东西，看着母亲为我准备的毡子、狗皮褥子、被子、洗脸盆等生活用品，想到第二天要等往返于中旗与呼市之间唯一的一趟班车，就开始犯愁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哥急匆匆赶回家，说单位派他去呼市买做炸药的原料，可以顺便把我送到学校。这对于我这个从未离开过中旗，更没有去过首府的农家汉子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就这样，我随着大哥奔波了四个小时，直到晚上8点才来到向往已久的首府，住在了位于通道街的一个浴池(住宿费好像是每个人五毛)，就着开水吃了一个家里带来的馒头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大哥把我送到位于海西路麻花板附近的内蒙古财经学院（现已更名为财经大学），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因为家境贫寒，学校给了我一等助学金，每个月补助17.5元，这在当时已是一个上班族半个月的工资，足够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了。为了供我上学，父亲重新拿起羊鞭为全村人放羊，只为了一年不到600元的收入。兄弟姊妹也都各尽所能，帮我完成了四年学业。
如今的作者
毕业后，苏中的同学身处五湖四海，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拥有了各自的一片小天地，也都经历了风风雨雨并小有成绩，如今也都即将步入花甲之年。应同学之邀，胡乱写了这些不成器的东西，权当是对那一段艰难时光的回忆。也正是因为有了那刻骨铭心的十个月，才使我们这些可能一辈子大战黄土地的农家孩子换了一种活法，才有了大家日后的辉煌。故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中的艰难与困境，为我们搭起了通向进步与辉煌的阶梯。苏中是摇篮曲，苏中是播种机，苏中是加油站。我们将铭记这片有威严、有气势的土地，铭记那些甘为燃烛并照亮学子的老师们，铭记那些曾经患难与共又踌躇满志的莘莘学子们。
（完稿于2017年3月20日）
该文作者是内蒙古察右中旗人，1979年毕业于苏勒图中学，考入内蒙古财经大学，现在内蒙古工商局工作。
【本期幕后】
策划：安强
编辑：敏敏
校对：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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