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要瑞芬
何当共剪西窗烛——我想念的同学们
我的同学是一群从没有见过城市的憨厚的山里娃娃。入学时，男生们留着只有农村男孩才留的那种盖儿型发和没有形状的乱发，女生们梳着农村女孩子特有的麻花辫和留海。在1978年那个充满希望的秋季，我们的脸上印着秋收劳动后的晒斑，脚上粘着黄土地的泥巴，心里揣着上大学的梦想，从四面八方走进了那所简单而陈旧的学校。
我们不认识脑黄金和脑白金，不知道高考套餐，更没有家长的陪读。我们吃的是玉米窝窝头和烩菜（其实就是盐水煮土豆），睡的是木板搭起的大通铺，但我们是快乐幸福的。在那36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也是最宝贵的时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都很珍惜这份友情。
那时除了学习，饥饿是最大的挑战，女生尚可，男生们正是“半截小子，吃倒老子”的年龄。男同学对苏中最深刻的记忆恐怕就是饥饿，一天两顿窝头配清汤盐水煮土豆，可怜他们总是吃了上顿盼下顿，有时饿得浑身无力，头晕目眩。那是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那年中旗普遍干旱，收成不好，大多数乡村吃返销粮。按照国家规定，返销粮的定量是每人每天八两，我们学校食堂规定每人每天一斤，那就意味着我们家里有的成员只能吃到六两。带着那种“剥削者”的罪恶感，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学习，也没有理由不感到满足和幸福。那是我们农村孩子与生俱来的懂事理和早成熟，那更是我们的资本，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考上大学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
我们特别感谢旗政府和旗教育局作出的合民意的英明决策，又多给了我们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所以我们都紧紧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不再怨天尤人。我们识时务地正视现实，不怕吃苦，努力做好眼前的一切，同时也尽情寻找和享受从艰苦生活的夹缝里透出来的快乐时光。正因为我们有这种不怕困难，奋力拼搏的精神，无论是入大学考试，还是在以后的职场竞争中，我们这些农村出身的竞争者都能够胜出，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
对苏中生活的艰苦，我开始的体会并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深刻，我十三岁上初中就开始住校，到苏中时已经是有四年经验的老住校生了。每个学校的食宿都差不多，不同的是，前两个学校，正是文革时期，学生都不学习，不需要多少体力，而且吃的是馒头或者莜面。到了苏中，学习强度大大增加，体力消耗大，玉米窝头不经饿，虽然专家们说玉米的营养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个人认为，玉米含淀粉少，在没有其它营养材料配合的情况下，不如白面和莜面。同学们对饥饿的记忆非常深刻，由于学习强度大，营养不良，不少同学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张彦钦偏头痛，不能进教室，太阳穴经常贴着药膏；金巴宝头痛，无论冬天夏天，室内室外，都戴着帽子；郭岸峰头晕失眠，没能坚持到高考就提前回家了。看到其他同学有不同程度的身体不适，我还庆幸先天不足的自己没有被累倒（我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在母胎中严重缺钙，出生时头大身子瘦又没头发。会坐的时候，脖子太细支撑不住头，以至于母亲担心我将来会是个歪脖子）。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后半学期，我的毛病来了。也许是人长大了，身体需要更多的食物，再加上用脑过度，营养不良等原因，临近高考的一天，突然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耳朵听不到声音，心跳也加快，整个人快要倒下去了。五六秒之后，眼前的黑云慢慢退去，耳朵也能听到声音了。这种症状每天会发生好几次，并且越来越频繁，我很害怕也很悲观，觉得自己和高考无缘了。几天后，哥哥带我去乌兰医院看病，医生给了我两种小药片，一种白色的，一种黄色的，现在我认为那是维生素和谷维素，母亲还给我捎来几个油焙子。不知道是维生素起了作用，还是焙子给了我营养，总之那种症状很快便消失。听老人们说，人的命贱，身体也皮实，大概我们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绝大多数同学们家里都不富裕，考大学是唯一脱掉毡帽的途径。不管发生了什么，后来大家都坚持参加了高考，并且成绩都不错。苏中的老师能给予我们的都给了，而且他们是超量地工作，超量地给予，所以我们都特别感谢苏中成就了我们不一样的人生。
在苏中的一年， 学习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只有一年备考时间，每天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没有音乐美术，更没有课外兴趣活动，所有的课程都是高考课。夏天的清晨，初升的太阳伴随着我们朗朗的读书声；冬天，天刚蒙蒙亮，校园里已经人影晃动。内蒙古的冬天气温零下二三十度，我们被冻得面红耳赤，搓手跺脚，但是丝毫不影响伴随着学习的男生们的打闹和女生们的嬉笑。晚上如果遇到停电，每人一盏自制小煤油灯，大家的鼻孔里黏附着同样黑黑的煤油烟垢，还忘不了取笑别人不小心蹭到脸上的那一块。虽然天气寒冷，生活清苦，但是我们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激情在校园里熊熊燃烧着，使得整个校园充满勃勃生机。同学们在学习上相互切磋，共同进步，生活上友爱互助，一道克服困难，在那样的环境里建立的友谊是最坚固的，最难忘的。文理科两班女生同住一个宿舍，大家相处融洽，毕业后再相聚，我们感觉就是一个班的，亲密无间。我回国探亲，工作在中旗的室友王彩玉、孔桂花、李妙兰、胡粉梅、赵秀珍、樊仙萍等都热情招待我，让我很感动。只可怜闫玲梅，过早地香消玉殒了，听说她走时还不到三十岁，可悲可叹！
说起女生，我回忆起两个小插曲。第一天入学，刚走到宿舍前面便看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他乡遇故知啊！一个是理科班的贾彩凤，我黄羊城初中同班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那时是同桌，形影不离，现在的时髦用语就是闺蜜。她家改善生活就会请我去吃饭，我也多次带她回家过周末。初中毕业后，我回了西营子农中，她搬家到了金盆。这次重逢让我喜出望外，彩凤的性格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直爽。她比我大几岁，喜欢以大姐姐的姿态管教人，当天晚上我和李妙兰就因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下读书而被她训了一顿。遗憾的是她没读多久便休学，办理休学手续的那天，天飘着轻雪，我请假陪着她从办公室到伙食科，再到宿舍收拾东西，最后送她上了一辆卡车，分别时我俩都哭了。之后一直没有见面，听说她生活在呼市。我一直珍藏着我们的毕业相片。
从左到右依次为：贾彩凤、郭岸峰、要瑞芬
另一个熟悉的面孔是郭岸峰，也是我初中同学，我俩不同班，住同一个混合宿舍，我们是宿舍值日搭档，关系很好。岸峰学习好，尤其爱好语文。还记得我们俩不知天高地厚，关在宿舍里写“诗”。我一向认为她有主见，生活能力强。苏中第一天晚上，岸峰去了亲戚家，并留宿那里，我这个没出息的人一宿没睡着，除了想家就是想她。第二天见到她，我便紧紧抓住她的手说：“今晚不许你走了！”她笑呵呵地说：“今晚肯定不走了。”不知她还记不记得这一幕。后来我们一直没断过联系，我还是个穷学生的时候，她已经成了风韵少妇，带着如意郎君到北京旅游，特意去北大给我送喜糖。
我们班仅有的五个女生情同手足，我们永远是结伴而行，这样便不会给男生“欺负”我们的机会。清楚地记得，我丢失了一本地图册，张金香和张玉梅陪我一次次地寻找。我的嗓子失音近一个月，王彩玉比我还着急，总是提醒我多喝水，还劝我去看医生；我的手擦破了皮，郭岸峰牺牲自己的时间替我洗衣服。如今想起那一幕幕情景，仍然感动万分。
说起洗衣服，那是我们记忆中的奢侈和惬意，也是我们唯一的一项课外活动。每当那个时候，我们便不用做数学练习，不用背考题，心安理得地放纵自己。我们大多数人只有一套像样的外衣，只有星期日才有足够的时间等着衣服晾干，第二天能穿着干净衣服上课。洗衣服的同时也是我们轻松愉快的时光。冬天，一缕阳光从结满冰花的宿舍玻璃窗投射进来，我们围着火炉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那样温馨和睦的气氛实在令人陶醉。夏天，我们把洗衣服的活计搬到院子里，聊天洗衣的同时还可以尽情享受蓝天白云下的日光浴。班里班外，校内校外的信息就是在那个时候传递和交换的，估计男生们的坏主意多半也是那个时候阴谋出台的。
男生们更是有他们自己的天地，即便是饥肠辘辘，也不乏青葱的幽默和恶作剧。听说他们在完成作业之后，抽空偷偷溜进煤矿的澡堂，跳进挖煤工人们洗过澡的黑兮兮的脏水里，痛快地一次次享受沐浴，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他们还把碱小的窝头挂在篮球架上代表全体同学抗议食堂大师傅的工作不力，不计较自己饿一顿肚子。同学们之间也有激烈争论和争执的时候，过后便彻底忘掉，没有一点芥蒂。互相起外号也成了男生们的一大乐趣，给女生起外号更是他们的一项善意的恶作剧。明知同学违反纪律却互相包庇和彼此掩护，是男生别样的团结友爱行为。学校明确规定不许吸烟，尽管姚老师经常去宿舍检查，仍然有一些人用各种方式解决烟瘾问题。听说有一位男生是个“大瘾君子”，他晚上睡觉前不抽一支，就会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第二天便没有精神学习。为了解决他的实际困难，全宿舍同学为他隐瞒，这位同学安全地用写过的作业本纸卷上廉价的小兰花烟末（烟叶的梗子捣成的碎末），每晚痛快地抽上一棒，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睡去。这种“友爱团结”一直瞒天过海地持续到毕业，这位仁兄在他那些好同学铁哥们儿的庇护下，生生地在姚老师的火眼金睛里揉进一粒大沙子。这位同学大学毕业后又有了另一爱好——书法，而且他的书法功底已经相当深厚，在业界小有名气，真想知道他挥毫泼墨的时候是不是也伴随着吞云吐雾。
我们男女生互相之间却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开玩笑和交流。男生不直接对着女生说话，想让女生听到他们说话的内容时，就站在距离女生较远的地方，把说话声音提高，故意让女生听到。有的男生搞恶作剧，给女生起外号，给女生打分数，为的是引起女生的注意，更确切地说就是想寻找机会聊聊女生。我们班的“活宝”段佐元，可能是为了吸引坐在第一排的女生们的注意力，每次进教室都是用后背顶开门，像张果老一样倒着往教室里走，他一边走一遍嘴里还念念有词，一直走过了女生的视线范围才转过身去，嘴里的念叨也随即停止。不知段佐元同学此刻身在何处，很想念他风趣的表现。还有一位男生向女生讨要前几天借他的两滴自来水钢笔墨水，其真正用意是找借口和女同学搭讪。
男生们在特定的场合其实也是很绅士的。大南沟林场植树，两人一组，一人负责挖坑，一人负责把树苗放进坑里，挖坑者再把土填进坑里，放苗者踩实松土。第一天我和张贵亮一组，张贵亮特别照顾我，他只让我放树苗，其他工作都由他做。那个时候不兴道谢，其实我心里很感谢他，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向张贵亮同学道一声谢谢！希望他听到。最后一天，我和张喜贵一组，被派到另一个山坡干，我们也是有说有笑，合作愉快，听说被大部队的同学们引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台词说我们是“工作需要”。
脱土坯，我和张二维一组，因为从来没干过那种活儿，两只脚不听使唤地蹲不住，我只好跪在地上干。张二维对我说，他自己干就行，不需要我，我以为他对我的工作态度不满，他用略带清水河味道的二号地口音回答说：“我看见你劳（劳累）得跪下了，你歇息的哇。”这位一直坐在我身后的诚实厚道的同学，平时话语不多，却很有男子汉的风度，虽然没有考上大中专，但他一定是一位生活的强者，我祝好人一生平安！
深秋上山拾柴，下山的时候男生背着柴禾，女生都是空着手下山。
女生也有那个年龄的特别表现，我们纯洁羞涩矜持，不和男生说话，但是也有我们自己叽叽喳喳的天地。回到宿舍，我们便一改在教室里的羞涩状态，敞开了把班里发生的事聊出来。女生宿舍里常常会飘出阵阵欢声笑语，所以文理科两班男生的名字，女生们都知道，就是从理科班女生的聊天中，我们知道了李美利原来是个男生。我们班施海罗，穿着一件很正规的国防绿军褂外加一顶军帽，在清一色的学生蓝堆里显得格外出众，我们背后把他叫做“花花公子”或“高干子弟”。现在的施海罗有了不菲的身份和地位，穿着更体面了，见面之后我反而不好意思提及“花花公子”了。翟存柱，大近视眼又不戴眼镜，一次在苏勒图煤矿看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有一个镜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切地问身边的其他人：“你们笑甚了？嗯？为甚笑了？啊？”没有人回答他的问话，因为谁都不想耽误观看。这件事情被我们在宿舍议论嘲笑了好几天，我们都说他不是看电影，其实是在听电影，我们甚至还模仿他：“嗯？啊？”地说话。老翟现在是大律师，我相信他此刻一定是戴着价值昂贵的高档眼镜，坐在律师楼里，再也不会因为没钱配眼镜而闹出笑话了。总之，城市里少男少女在青春期特有的行为我们也都有，我们青春期的活动在别人眼里或许是平淡乏味的，而我们自己却感觉是丰富多彩、值得回味的。
我作为学习委员没少受他们男生的“窝囊气”。我每节课需要把全班的作业本收集起来交到办公室，再把老师批阅过的作业本抱回教室，发给每个同学。五门课程的作业，我一天至少需要跑四五个来回。全班大约四十个同学，我需要把每个同学的作业本在上课之前送到他们的座位上，也算有点工作量了。学校当时实行人性化管理，为了避免学生斜视，每两周要换一次座位，座位一换，我就不能凭借记忆马上准确找到人，我必须要喊他们的名字，这就为男生们创造了恶搞的机会。我喊他们名字的时候，有些男生就故意低着头不答应，让我满教室找人，看着我找不到人着急的样子，他们便就得意地窃笑，那时候的我很幼稚很认真，要求自己必须在上课之前把作本全部发完，我越着急他们就越得意。
所有的经历，不论是艰苦的，还是甜蜜的，如今都成了我们珍贵的回忆。那是一段黄金般的岁月，是我们人生中最值得记忆的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对昔日同窗的思念不断加剧，在闲暇的时候，总爱把藏在记忆深处的感情篇翻出来晒一晒。感谢腾讯公司创建了微信渠道，我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唠叨那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岁月，百聊不厌。我们全班五个女生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承认，聊起天来感觉就像当年住在一个宿舍面对面的聊天一样，那种幸福的感觉是别人无法体会到的。
流逝的岁月将我们和男生的距离拉近了，我们之间的那种互不理睬早已不复存在，在微信交流中变得如同兄弟姊妹，见了面的感觉更是亲切和谐。男生们的幽默更胜一筹，他们很诙谐地把过去的艰苦转化成了笑料，潇洒地把无奈演绎成了超脱。
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农村娃娃，身处艰苦的环境，却从不自怨自艾，而是努力奋斗，不断进取。同时积极寻找属于自己的乐趣。饥饿寒冷和超强度的学习没有摧垮我们，反而锻炼了我们的意志。经过全国范围激烈的高考竞争，如同大浪淘沙一般，我们最终脱颖而出，彻底脱掉了“毡帽”，跻身于向往已久的城市，我们有资格自豪地呐喊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梅花香自苦寒来，当年的那群憨头憨脑，土的掉渣的少男少女，现如今成了气质不凡的老帅男和老靓女，而且个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有着令人羡慕的身份和职业。我们对世事的看法多了一份恬淡，对生活的态度平添了更多热爱，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地位平等的老同学，完全没有功利成分。张彦钦、张德贵身为厅级干部，不忘苏中情谊，对老同学还是那样亲切朴实，不张不显。我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升格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聊起当年的经历，每个人都童心焕发，感慨万千，人生就是这样，岁月能在我们的额头上留下痕迹，但是永远涂抹不掉我们记忆里的童真。我祝愿我亲爱的同学们身体健康，永葆青春的心态。
我们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以后苏中的第一届文理分科高考班，虽然我们在苏中仅仅就读一年，但是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对母校的感情之深超乎寻常，那是因为母校成就了我们不一般的人生，母校的老师改变了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命运。那是个难忘的八月，高考成绩公布之后，苏中立刻沸腾，老师同学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成绩之好大大超出预料。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小小闭塞的山村中学竟然爆出90%以上的中考率奇迹，此事震撼了察右中旗而且轰动了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客观地讲，如果城里的名校取得这样的成绩，不足为奇。当时的苏中与城里学校相比，学生基础差，入学时成绩最好的学生五门功课总分不满二百分，办学条件简陋到何种地步，高考复习资料极度贫乏，文科班学地理没有地球仪，理科班学化学没有烧杯。谁能想象，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苏中的高考成绩自豪地向世人宣告，穷山沟里已经飞出了金凤凰！毫不夸张地说，苏中1979年的高考成绩，对后来的察右中旗乃至整个内蒙古地区山村中学的老师和考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划时代的影响，起到了指导性的借鉴作用，更让那些就读于乡村学校的孩子们看到了希望。
我的母校在多年前被中旗名校兼并，她作为独立的个体已经不复存在，但她是一座历史丰碑，她曾经起过的作用是不容忽视和不应该被忘记的。
苏中，我的骄傲我的爱，你培育了我，成就了我，虽然我离开你几十年，但是你早已经融进了我流淌的血液里，成了我生命中永恒的一部分。
苏中，我梦境里千呼万唤的名字，我一生中魂牵梦萦的地方，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是我无法割舍的牵挂。
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8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长期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现定居加拿大多伦多。
【本期幕后】
策划：安强
编辑：敏敏
校对：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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