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世明
科布尔镇的大礼堂，在我心目中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名胜古迹”。它建于上世纪的大跃进后期，是科镇的标志性建筑。从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全旗的各种会议诸如每年的“三干”、“四干”会议（旗、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参加的会议）都要在这里召开。还有各种动员大会，文革中的批判大会，以及各种类型的文艺演出都要登上这个舞台。尤其忆起我的父亲（曾任中旗第一书记）不知在大礼堂做了多少次报告，他那生动有趣、诙谐幽默的讲话，在我童年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与大礼堂的守护人王老汉关系非常好，父亲在旗里经常工作到深夜，每每加班结束，回家总要路过王老汉的小屋，有时发现王老汉屋里的灯亮着，就要进去坐一会儿，嘘寒问暖一番。七十年代末王老汉病重临去世前，最想见的人就是父亲，当时父亲正在乡下，急急赶回来看望王老汉，并为这位孤独军烈属送终。
大礼堂贮存着中旗人太多的记忆，也凝聚着中旗人的精神和梦想，只要出生在五六七十年代的中旗科布尔镇人，包括那些在外成名成材做了高官、发了大财的（科镇）中旗人，都与大礼堂结下过渊源，因为在这个偏远闭塞的小镇，大礼堂无疑是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王老汉能够成为中旗名人自然与大礼堂有直接关系。我和弟弟，还有一帮小伙伴有幸能成为科镇名人也与大礼堂有很大关系。因为从童年起，由于加入了小学文艺宣传队，我就与大礼堂的舞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起来，我的文艺经历应该从小学宣传队算起。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所在的科布尔镇东街小学成立了红小兵宣传队。当时学校闹革命，全校停课。失学的孩子们没事干到处胡打灰闹。在形势最动荡的时期，东街小学有个叫张学斌的音乐老师，大概也是闲得没事干，萌发了成立东街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念头。他的想法立即得到学校革委会的支持，于是这支被命名为“东街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组织，很快成立起来了。现在想起来，连我也不敢相信，张学斌老师牵头成立的这支宣传队只有九个年龄都在十一二岁的小队员，四男五女，男队员是李世明、李世珍、刘学亮、李建平，女队员是王文清、孙树枝、高俊英、郝平、马丽珍。
九人宣传队（前排左二为本文作者，前排左三为张学斌老师）
就这么几个小不点儿竟然能排练出一台两个小时左右的节目，更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节目还丰富多彩，有舞蹈、对口词、枪杆词、男女声小合唱、快板书、小话剧、小歌剧、京剧折子戏、钢琴伴奏《红灯记》《沙家浜》等等。排练出节目自然需要舞台展示，中旗的大礼堂便成了我们经常去排练的地方。大礼堂的后台既是化妆室、换装室，还是贮藏室，后台存放了很多原中旗晋剧团的服装道具，大多是演古装戏用的东西。王老汉将这些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并严肃叮嘱我们不要乱翻。王老汉是个晋剧谜，对我们排练的节目不感兴趣，但也不作任何评价，只是喜欢看我们这帮小屁孩儿在他屋里嬉戏打闹，闹腾的再厉害老人也不烦，只是呵呵乐着。那时候，中旗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中，为了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宣传到农村牧区，我们学着乌兰牧骑的样子，经常徒步下乡演出，有时一走就是一个多月，张学斌老师后来与我忆起这些经历感慨地说：“当时你们只有十几岁，还是刚断奶的孩子，寒冬腊月跟着我，每个人还要背着行李，一天要走几十里路，去给偏远农村牧区演出，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后怕，你们那么小，万一在冰天雪地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待啊！”
东街小学宣传队时作者与刘学亮等人的合影，最上面为本文作者
说实话，现在想起来，我也真的不敢相信当年我们这些年龄不过十二三岁的孩子哪来那么大的热情？简直是疯了，徒步下乡自带路上吃的干粮，到老乡家吃派饭还要按照下乡干部标准交饭钱粮票（一天三角，粮票一斤，免费给贫下中农演出，还要自费）。也奇怪我们的父母怎么就那么放心，更奇怪的是未成年的我们竟然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白天最少徒步走五六十多里路，放下行李就吃饭，而后匆匆化妆，准备演出。演完后，当地大队干部才给我们分配住的地方，多是分散在老乡家过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个老光棍住在一起，他问我多大了，我说13岁。老人感叹：“这么小就出来，可怜的，你爹妈也放心？你们图甚哩？是不是给钱哩？”我说：“没有钱，只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老人苦笑不语，第二天早早起来给我烙饼，除了让我吃饱，还要给我拿上，一再说路上吃别饿着。我说不行，会让老师批评的，再说宣传队也有纪律。老人听着莫名奇妙，又说：“娃娃家的，咋像大人一样。”
50年前扩大了的东街小学宣传队全体队员合影。前排左四为张学斌老师，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东街小学宣传队成立一年多，几乎走遍了全中旗的公社和部分大小队，在旗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记得1968年，在欢迎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艺晚会上，我们东街小学宣传队第一次被旗革委会批准，登上中旗大礼堂为北京知青演出，更令人激动的是，我们这群小不点演员要与中旗的专业文艺团体乌兰牧骑同台表演。记得演出前，张老师召开了动员会，反复只讲了一个意思，不要怯场，一定要压过乌兰牧骑，一炮打响，让中旗人记住你们。张老师说话很有煽动性，说得我们摩拳擦掌，真的跟上战场似的。
那台晚会上，我们的乐器不占优势，只有张老师拉的手风琴，有时他还要拉二胡、京胡，弹钢琴，一个人忙乎（需要提一笔的是，当时中旗只有一架钢琴，还被一中有个叫王传和的女音乐老师控制着，我们以唱革命样板戏的由头硬是把这架钢琴夺了过来，安置在中旗大礼堂的舞台一角）。我们第一场演出最出彩的就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沙家浜》等选段。这些节目深受北京知青们的喜爱和欢迎，我们每演完一个节目，台下总是掌声雷动，相反乌兰牧骑的表演（大概是科镇人看多了）却受冷落，弄得乌兰牧骑的大哥大姐们很尴尬，似乎对我们产生了不满。我们呢，却越演越上劲儿，等演出结束谢幕时，台下观众仍对我们报以热烈掌声。从此，东街小学宣传队名扬全旗，我们九个小不点儿，成了中旗的小明星。知名度不亚于大二“黄毛”。
时间过去五十多年了，培养我们的张学斌老师也已经去世多年，这位多才多艺的老师出身于医学家庭，偏偏对文化艺术情有独钟，他不仅会多种器乐，还会谱曲，创作小歌剧，话剧等小节目，是个难得的文艺人才。张学斌老师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不仅对中旗的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毫无疑问，他是我走向文化艺术道路的启蒙人，我永远怀念他。（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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