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文章
学 校
要说生产队，留在记忆中最多的还是那些“土头土脑”的建筑物。最抹不掉的记忆，就是村上的小学校。最早的学校是借用的一间民房，屋子长得什么样，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依稀记得教室门口一长溜大小不等的鞋排着队，里边传出琅琅读书声。听上学的玩伴们说，教书的俞老师特凶，不听话就打板子，罚单腿站。有一次亲眼见俞老师揪着三明子的耳朵，拉到水井口旁边的石槽子上，用浮石洗手（浮石：火山喷出岩，旧时后大滩多用来褪猪毛，现在可用来护肤、护足）。我看到这钉满黑痂痂的手，便害怕让老师拽到石槽上用浮石擦洗。一种对学校既好奇，又害怕的矛盾心理。
我上一年级时，村里已经盖起了专门的学校。两边各一间教室，中间是老师的办公室，还盖了全村最高档的厕所。说高档就是分开男女厕所，并且盖着半个顶棚。后来又盖了库房，围了院墙。两间教室，四个年级，二级复式班教学。俩老师，老师总是先给低年级布置好作业，再教高年级。一年级初入学，目不转睛盯着老师的一举一动。手里握着削好的铅笔，翻开父母亲给用线订的作业本，摆出做作业的架势，耳朵支楞着听老师给高年级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读课文。有时老师也教队列、做操、跑步、传小皮球、踢毽子。偶尔也唱唱歌，“小蚂蚁，爱劳动，一天到晚忙做功。”老师一边领唱，一边挥着手打着节拍。
升到小学三年级，没课本了，学是照常上，语文课背毛主席语录，算术课用旧时课本，每天一节语文，一节算术。也跑步上操做游戏，只是红领巾变成了红袖章，袖章上印着“红小兵”三个字。就是这一年秋天，从外村调来一位老师，小个子，慈眉善眼。听大人们说，是个公办老师，挣国家钱的人。老师每天下午教我们唱毛主席语录歌，“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预备……唱！”我们也跟着唱一遍，连预备唱三个字也复述了一遍。
老师叮嘱：“预备唱，我说你们不说”。我们也一起把老师说的话学一遍。老师反复强调，我们就是学老师的话起哄。看着老师怒气冲冲，满脸愠色，声音提高了八度，谁也不敢再起哄了。偏偏就有不怕事大，爱出风头的调皮鬼，他仍扯着嗓子跟着老师的话瞎吼，逗得全班学生笑得前仰后合。老师走下讲台，把这学生揪出走廊，冲屁股踢两脚，全班鸦雀无声。静得掉下根针都能听见。
那时候老师掴两耳光，踢几脚，打一拳头都不算个事。也许是当时的孩子们经打，也许是老师的戒尺打得有分寸，因为心中有爱吗？或许是人们把老师打骂学生，和家长打骂孩子划了等号。挨打的学生不记较，家长不过问。根本就没有“校闹”这么一说。
学校是村民们一石一泥，燕子垒窝般建起来的。开启了我村脱盲学文化的新纪元。人们开始懂得了“要摆脱世世代代‘住牛棚’的农村生活，必须要有文化”这个道理。要学文化就得有学校，学校是摘掉“毡帽”的唯一渠道。所以，村民们最早投资建造的就是学校。学校是村民生产队自建的，办公经费由生产队公益金支出；老师是挣工分由生产队统一结算的民办老师，也陆陆续续来过几名公办，没几年都调走了。于是，这就是一所实实在在的民办学校。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学校撤销，还有老师没拿到自己的全额工资。可是，小学校开启了孩子们的启蒙教育，最少两代人从这土窝窝里起步，开启了自己的读书生涯。有近五十名大中专毕业生从这里展翅飞翔！
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学校迎来一个又一个新学童，送走一个又一个优秀毕业生。旧社会的老村庄不建学校，有寺庙、祠堂可以替代学校。可我们这个几乎是和共和国同时诞生的村庄，没有寺庙，更别说祠堂。学校是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读书识字的地方。如今，村子里的学校被合并到乡里了，结束了她的光荣使命。有人说：“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一个只有躯体没有灵魂的人。”没有灵魂的村庄还能走多远呢？真有点迷茫。
饲 养 院
留在记忆中的生产队的另一个建筑是饲养院，那是一套组合建筑。它分为场面、草圐圙、铡草房、牛圈、马圈、羊圈等。还有一座盘着火炕的小屋子，那是专供饲养员休息的地方。
场面轧平碾光，围着场墙，是专门碾打粮食的地方。粮食秸秆分离后，粮食归仓，秸秆是牛马的饲草，积贮在草圐圙，冬春用来喂马喂牛。粮食边碾打，秸草边积贮，场面和草圐圙紧相连。草圐圙自然紧挨铡草房和牛马圈。场面饲养院是一套组合建筑，还有配套的籽种圪旦（一种全部用土坯砌起圆椎顶圆柱体的土建筑，俗称“圪旦”）、车棚、农具保管室等附属设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繁重的秋收一结束，马上转入紧张的场收。先碾打糜子、黍子、荞麦、葫麻、豆子之类种植面积小、不是主产作物的杂粮。等把这些杂粮拾掇好，腾出场面，就可以集中力量碾打主产粮了。小麦、莜麦、谷子是当时我们生产队的主要粮食作物。其中，莜麦磨出的面粉耐饥、抗饿，是颇受社员钟爱的粮食。可惜产量低，不能大面积种植，它的秸秆又是牲口喜欢的饲草，所以在碾打时既要颗粒，又怕损秸秆，一般是舍不得上碌碡碾的。
我们小时候，大人们都是用连枷打莜麦。先头对头铺好莜麦，然后，几十号男女，头顶头，面对面，一替一下地打。“噼啪、噼啪”那声音节奏，就是一首庆丰收的欢快打击乐。同时，这也是一场不分男女组别，类似集体拳击对决的体力搏弈；又像酷刑，机械性地扬起、放下、再扬起、再放下，枯燥类似于一种惩罚。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有了机器脱粒机，率先取代了这“酷刑”般的打莜麦。
后来，几经试验也就是莜麦最适合使用脱粒机，其它的杂粮都不行。小麦也行，效果不错。省时省力，可队里不到十分紧张（抢交公余粮，怕天气下雪降温），轻易不用脱粒机脱。麦秸是骡马的主要饲草，脱粒机脱出麦秸杆又黑又硬，骡马不肯吃。碌碡碾出来的麦秸像面条似的又柔软又干净，附着在麦杆上的尘土都碾掉了，骡马当然喜欢吃啦。
碌碡碾场，分单马和双马两种，两匹马拉碌碡叫双马，双马拉的碌碡又大又沉，单马就拉跑得欢快的小碌碡。以牵马的大长僵绳为半径，两人一个放禄碡，在场面中心以缰绳为半径画同心圆；另一个人赶碌碡，扬着大马鞭驱赶骡马跑动。一圈又一圈反复碾压，像老式留声机播放一张密纹的经典唱片，一首欢快的丰收奏鸣曲，在场面上轮番播放。碌碡碾压过几遍，开始翻场，翻场过后再转几遍；抖秸，让麦粒从麦秸上分离下来；攒场，攒成大堆准备开始扬场，扬场对风力的要求比较精细。
都说三年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会个庄户人。确实，庄户人没个十年八年的历练是不行的。庄户人的活，拿起来就能干，但啥也不好干，它凭得是苦一滴、汗一滴的磨炼。就拿扬场来说，好把式，确定风向，站好方位，木锨一扬，金黄的麦粒划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到地上。麦瓤随风飘落到下边去了。据说好把式，地面上放一只斗（过去量粮食的计量器具），扬十木锨，至少有七木锨颗粒能落进斗里。
有一年，我们就做过试验性比赛。三个老把式，三个初虎子，每人扬三十木锨，地上放只斗，看到底谁落在斗里的最多。结果，很明显是老把式扬的掉进去的多，初虎子大部分都撒在斗外，斗里的麦粒寥寥无几。
社员们都把脱粒机叫成“脱谷机”。偏偏谷子最不需要脱粒机，谷子是旱作农业的高产作物，它不仅产量高，桔杆茎叶更宝贵，是牲畜的高档饲料。既可作粗饲草填肚皮，又是长肉上膘的精饲料。所以谷子的碾打分两道工序，先把谷穗切掉从根茎上分离出去，谷草另外堆起来，单碾谷穗，这样操作很容易就碾好了。谷草的秸杆俗称“干草”。切谷穗费时费工，需要大量人手，妇女儿童是主力军。谷穗扔在面前，谷草扔到背后，身后紧跟着有人捆成捆，单贮另放、精心贮藏。冬天用铡草刀切成“寸草”，和麦秸莜麦秸混合起来喂骡马。
切谷穗和捆干草费手、费衣服，特别是捆干草，连续捆三四天，手指头、手掌、手腕就快磨出血了。所以，几乎三天两头就得换一茬人，活难做，自然没人想多干。于是，队长硬性指派，年轻力壮都要轮番上阵，偏就有人不给干。有一年二队因捆干草上演了一幕“全武行”式的决斗。
主角是杨队长和“刺头”。绰号叫“刺头”，其实他也就是个“窝里横”的角色。打过亲哥，骂过亲妈，最厉害的一次是和他老爹抹房顶，因为铲大泥和老人起了争执，一脚把他老爹从房顶上踹下去了。挣下个“刺头”名声。
起先是因为春天队上派刺头帮耧，刺头非但不干，还撵着杨队长臭骂了半天。所以，队里就轻意不派他活，他愿意干点啥就干点啥吧，毕竟有个刺头的名声呢。可是这捆干草，年轻的都轮遍了，有两位社员已经捆了第二回了，实在找不下人。杨队笑嘻嘻地和他解释，让他捆一两天干草。谁知他又上演春天派他帮耧那一幕了，满嘴喷粪，啥活也不干，追在杨队长屁股后满场面骂。越骂越上火，越骂越难听。
杨队长一直不搭理他，突然无明业火窜上脑门，扔下手中的耙子，一个箭步冲上去，右腿飞起一脚，把这刺头马爬迎下蹬在地上。然后一手擒着刺头的后领口，一手抻着刺头的裤腰带，像拎只干公鸡似的，头迎下把个人插进谷垛里去了。刺头大半身子露在谷垛外，两腿乱蹬，杨队长抄起一柄二股铁叉照屁股蛋抡下，也不该出事，铁杈重重撞在地上，杈把断成两截。然后舞起手中半截杈柄，擂鼓似地打在刺头的屁股蛋上。大伙一看杨队长张着血红的眼睛，发疯地擂打刺头，怕出人命，都放下手中工具，过来拉架。正好大队路书记过来，才制止了这顿暴打。都说神鬼还怕恶人哩！杨队长打怂了刺头，打出了威风，从此派工叫谁谁到，再没有一个人敢呲牙了。
打架吵嘴，劳动中常有的事。打归打，嚷归嚷，可这活得照常干。碾打粮食主战场就是场面，演员就是社员。场面上演绎着生产队激情燃烧的活话剧。每一粒粮食不仅凝结着社员们辛勤的汗水，也饱含着社员们的喜怒哀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出自诗人的笔下，可这是只有种地人才能有的刻骨铭心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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