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刚
再说说山药。在北京，山药其实是指薯蓣，也叫怀山药，是圆柱形的，但在内蒙古和山西一带人们管马铃薯叫山药，到了北京叫土豆。原产于南美洲的秘鲁和智利一带，十六世纪中期传到欧洲，17世纪传入中国，分布很广，全国各地都有它的足迹。内蒙古是我国山药种植的主产区，产量占全国产量的五分之一。乌兰察布是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的“中国马铃薯之都”。
山药是个宝，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察右中旗非常适合种植山药，当地老乡几乎顿顿离不开山药，夸张点说离了山药饭都不会做。
有段时间我搬到了队里的饲养院去住。饲养院很大，后面是马棚，左边是猪圈，右边是牛栏。饲养员们都住在一间内，典型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炕头一个大灶台，灶台上放着一口大铁锅，一天到晚冒着热气，里面满满登登地糊着一锅烂山药。说是烂山药，就是有些毛病的山药，包括一些冻山药，是喂猪用的。炕上一溜堆放着饲养员们的行李，我的在后炕。刚搬进去的时候还能看出被褥的花色，没有几天，就看不出啥颜色了。为啥？因为饲养院就是队里的活动站、议事堂，队里大事小情，一帮子人都在这里拿主意。等他们散了，一伙一伙的闲人就来了，挤挤擦擦，炕上坐不下就在地下站着，上炕的都不脱鞋，一屁股就坐在你的被褥上，掏出烟袋一锅连着一锅地抽，满屋子烟雾缭绕，就像在云雾山中。大家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海聊，就这也误不住时不时地掀开锅盖，从大锅里挑几个山药吃。吃不了或不好吃的再扔回去。等人们都走了，炕上什么都有，烟灰、泥沙、烂山药……扫扒扫扒，饲养员们就睡下了，明晃晃的马灯挂在眼前的柱子上，夜里轮着起来给牲口添草料。那动静、那味道简直无法形容。我只住了半个月，就不得不搬出来。
搬到哪里去呢？知青的房子还没盖好，队里安排我到高山家去朋锅。朋锅是当地话，就是搭伙，按照今天城里时髦的话叫合租。
高山四十岁的年纪，是个外地来的光棍汉，还真是人如其姓，高高的个子足有1米8，圆盘大眼长得很精神，也很有力气，但就是患有严重的哮喘，出气就像拉风箱，甭说他自己了，别人听着都难受。他住的那个小院是和他一起朋锅的那个孤寡老太太的，大概70多岁的年纪，瘦小枯干，满脸皱纹，一天到晚少言寡语，是个五保户。他们的身世我没有问过，他们也不说。高山负责老太太干不了的活儿，老太太负责给高山做饭洗衣服，他们之间倒也互补。我去了，就成了老少三代人，既不同姓，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不由得想起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铁梅，人家三代人朋锅是干革命，我们这三代人朋锅纯粹是为活着。
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很有意思，一天到晚高山闲下来到处串，老太太除了做饭很少下炕，我就躲在后炕看书，各不相扰。队里分给我的口粮，山药、蔬菜等等一切都交给他们，我就带一张嘴吃饭。饭食很简单，早上通常是莜面糊糊就炒面；晌午捏莜面，不是窝窝就是鱼鱼；晚上还是熬糊糊。老太太莜面捏得好，但做饭的本事就差多了，少盐没油的不说，吃什么都忘不了放山药，就是偶尔蒸顿莜面饺饺吃，还是山药馅儿。
到了晚秋时节，山药要收获了。人们扛着铁锨，拿着箩筐，来到地里。起山药的技术性很强，要观察判断好山药的位置，一锹下去起出来，不能将埋在地里的山药切断，也不能遗漏。妇女和儿童在后边将山药装进箩筐，倒在一起装进麻袋，马车拉着来到村口的大窖，过秤后下窖。留够种薯后余下的则是社员的口粮山药和外卖的山药。
山药顶大事。当时，我们公社的几个大队，收成好的可以每个人每年分到420斤粮食，一般的是360斤，年景不好只能分到280斤。这是带皮的粮食。如果是小麦，一斤粮出8两5的面叫做标准粉；一斤粮出8两的面叫做富强粉；一斤粮出9两面则是全麦粉，粗糙得很。有的老乡孩子多，粮食不够吃，只得掺些麸子或多喝几顿糊糊，多吃些山药。不过好赖还有些自留地，加上养鸡养羊养猪，可以勉强混个温饱。
我们知青就不行了，没有自留地，肚量又大，不会精打细算，口粮总是不够吃。怎么办？开始女生还能支援男生，但那时候女生的饭量也惊人，所以经常闹粮荒。我们队是社员口粮集中管理，统一磨面，半个月按照定额打一次面。于是，我们就缠着队长提前打面，叫做吃探前粮。吃着吃着，能吃出三个月的差额来，社员反响大，队长就再也不肯批准提前打面了。所以入秋之后的日子特别难熬，有的时候一天就糊上一锅山药，就着咸菜吃几个当饭。可是山药也不够吃，大家就晚上偷偷溜出去到山药地里挖上一兜子，第二天的就全有了。那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偷盗集体财产被发现后果很严重。尤其是地处祖国北疆，反修防修的弦儿崩得很紧，基干民兵每天晚上都荷枪实弹地巡逻，万一遭遇上就是个麻烦。队长吃了晚饭就经常到我们那里转一圈儿，看到我们锅里没动静儿，就知道我们断顿儿了，故意扯些没用的，捎带着说今晚民兵在村哪边巡逻，我们也就心知肚明，再出去挖山药躲开那个方向。
从插队开始到现在，我的饮食生活中就没有离开过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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