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继东
2021年阴历正月十四，是父亲逝世三十八周年的日子。父亲是在1983年正月十四，因数年前患的肺心病并发了急性胃出血，导致不可医治，溘然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父亲的童年是不幸的，九岁失去了父亲，之后便与三岁的小妹跟随母亲过起了相依为命、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家庭如果儿子过世了，公婆就威逼儿媳改嫁，因为他们有几张闲吃饭的嘴呐。我的祖母也同样遭到了这种命运的对待，但她不肯改嫁，宁愿自己受苦受罪，种地干活，只要能喝开半碗糊糊，也不愿让儿女离开刘家。
好在父亲自幼聪明懂事，活泼可爱。大刘家终于容下了这位失去父亲的，刘家的“小后人”。父亲十二岁就去七八十里外的清水河县国立高小读书，两年后毕业回家务农，就能给家记账。他写的蝇头小楷比印刷的还真切、工整、好看。我曾保存过他的一个小楷字本，作为我楷书的临摹，“文革”时我怕受到牵连将它焚毁了。
正当父亲进入青年时代，国共日三方交战激烈，当时都要抓他当兵。那时的识字人少，都想让他当文书。他生怕得罪了任何一方，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就打起了上千里之外的大后山的主意。终于在1947年冬，举家离开了故乡的热土，踏上了迁徙的旅程。在路途中辗转暂住了几处，都感到不安定。于1948年春到了后大滩义发泉乡东滩村居住了下来。因那里有我的姥姥和舅舅们，他们此前几年就迁居此处，并开垦了些土地。我们这年也种了他们五六亩地，糊口度日。
我一直想不通，这些老辈为啥路经广阔千里、肥土沃野的土默川大平原绥远府（今呼市）一带不住下来，偏偏硬要搬到人烟稀少、荒凉寂寞的大后山居住。真是太遗憾了。
1950年，父亲和一个朋友伙买了一头牛，并开了二十多亩荒地，于是就在邻村明水泉村定居下来。而后父亲在此村被群众雇为私塾先生，人们所称的“刘先生”大号，大概就是由此来的吧。那时的教书只挣点粮食，也多数是小米之类的，而且也少得可怜。听他说教十几个小孩挣的粮食连三口人的吃都解决不了。怪不得人们留下了这样的俗话：家有二斗糠，不当小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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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父亲的命运稍有了转机。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接收私塾老师及各地方有文化的人，到旗县进修两个月，而后给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父亲就是当地政府第一批接收的公办教师之一，月工资仅十九元。
从这年起，在五十年代这段时期，父亲先后经历了土改、肃反、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等多次政治运动。与他最密切相关的是土改运动，当时他也参与了该运动。由于工作组文化程度偏低，大量的文书类工作都是父亲做的，如宣读政策文件，誊写公文，整理资料，登表造册、张榜公布等。当定自己成分时，父亲提出要回原籍开成分，工作组再三阻挠不让他回去，怕他走后文书类工作受影响，劝他说：“反正你人早已走了，一切财产不管了，不要了，定啥还不一样？”最后，按当时情况议定的是富农出身。
其次，是1957年父亲参加了旗教育系统组织的整风反右运动，运动结束后被扣了一顶国民党员的大帽子。原因是什么呢？理由荒诞得令人啼笑皆非。“你舅舅胡振山（其实是远出五代以外的远房舅舅了，此人曾当过县里国民党部秘书，当时正在接受改造）是国民党员，你还能不是？”工作组整了父亲三天，真是有口难言，没办法，只能被逼迫默认。
算起来，父亲正式从事国家教育工作共十四年，真正安安定定工作的年限更少。在我的印象中， 父亲工作十分勤苦。他教书一直在小乡村带四级复式班，最少二十多人，最多时达五十多人。初解放时，他同时义务兼任民校教师。1964年，全国大办耕读学校，他还义务兼任耕读班教师。那时的乡下小学校，都是坐炕桌，打扫教室全是他一个人在清晨或晚上干。先把座垫抖掉土，扫完炕再铺好，最后洒水扫地。周而复始，年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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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改作业十分认真仔细。他的写字教学尤为出色，非常成功。给学生写的临摹字帖都小有名气。他教出的学生在写字功夫上都非常过硬，几乎都有一笔好字。这是连学生升入高级小学后，他们的各位科任教师都公认的事实。父亲教书时期，最是老师体罚学生的盛行时期，但是他从不体罚学生，他对学生一视同仁，如若子女般关爱。父亲为人很热忱实在，很开朗，很健谈，爱广交朋友。在危难时救助人、帮人、替人说情、讲好话不遗余力。必要时慷慨解囊，把自己的钱财都会搭上。
他给我讲了两件事，我至今还记得。一件是我二爷爷的事。二爷爷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国共日三军交战期间，一次顽军去跟我二爷爷威逼要钱，他说没有，顽军便把他的家人带走做人质。父亲得知此讯后，想方设法营救，跑去找人说情央求，最后对方把二爷爷的家人放了回来，一家人得到团圆。另一件是他还结交的一个白姓朋友的故事。这家子人好命不好，家庭特别贫困，一家子弟都老大不小了，尽打光棍。那年有一个女子看上了白家的四子——白四旺，遗憾的是白家囊中羞涩，不能将此女子娶回。父亲知道后，帮他家四处和人筹集彩礼，交给该女子娘家七十元大洋，顺利地给白四旺娶回媳妇。
1959年至1961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国债、灾荒使得人民生活缺吃少穿，生活极度艰难，我家也在所难逃。1961年冬，全家粮食奇缺，父亲央求黄羊城村的一个叫于二保定的朋友，用我家的皮袄、毯子、线口袋等物换回两麻袋胡萝卜，方才度过灾年。1962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仅仅稳定了一年多时间，父亲的厄运就降临了。
1963年至1964年，全国又展开了农村“四清”运动（即清政治、经济、思想、组织）。1964年察右中旗被定为全内蒙古自治区大四清试点，从各地调集七千多人的四清大军到中旗，仅一天的时间，浩浩荡荡开往各公社、大队、小队，进驻各个基层。在四清运动中，当地工作组曾带着框框两次发函，一次出人回原籍调取了父亲的成分。1965年四清将结束时，父亲按调回的“地主分子”成分论处——被清除了公职，离开了教师队伍。从此，父亲又多了一顶“桂冠”一一地主分子。就此之后，父亲就成了“四类分子”。四类分子是一顶可以把任何人都压垮的最为沉重的帽子，这顶帽子是耻辱的象征，是罪人的记号，是渣滓的别名。谁要不幸戴上这顶帽子就沦为贱民阶层，是一个不可接触者，最可怕的是这顶帽子还可以作为袈裟遗传，他们的孩子成为出身不好的人，失去上学、当兵改变自已身份地位的机会，就连找对象择偶成婚也受到极大影响。就是已经结了婚的，对象嫌家庭出身不好又离婚的比比皆是。
1965年，四清运动还未结束，便迎来了伟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之严峻，气势之磅礴，斗争之残酷，是以往任何一次运动都无可比拟的。父亲在该次运动中受到非人的打击、摧残，磨难更是骇人听闻。首先在政治上受尽了压迫，在形势最紧时，差不多每天受批斗。批斗的形式多，花样新，招数奇。父亲的家门头给刷了一个黑牌“地主分子刘政”。父亲的胸前戴了黑布做的写同样字的小黑牌。批斗每每要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上二三十斤重写上字的黑牌。有时要站在凳子上弯腰挨困，有时让站在火炉旁受烤。甚至有时让他在人群中被人吹灭灯，铺天盖地的拳头打过来。在经济上受制裁，不给分探前粮，烧煤，扣三倍于社员的义务工，除此之外，还要义务给生产队积肥，义务打扫队房，义务刷标语，义务给出远门的车骡马饮水……有一年，队里让四类分子义务给全村每家每户倒尿桶，用屎尿拌麦种。
1966年，当地遭了特大旱灾，几乎绝收。队里不分给口粮，被迫无奈，第二年春父母亲与抛下的儿孙挥泪告别，举家迁往原籍清水河。回原籍后，父亲通过多方说情乞求，大队、公社给他开了一份同意落户原籍的同意证，可是当我们把迁移从后山寄回原籍后，又有人告发说我们偷开了迁移，害得父亲始终落不了户，也不能名正言顺分到口粮，所以只得和亲朋讨要一些山药、五谷杂粮、代食等度日。日子久了，也不是办法。
1968年秋又迁回后山，继续苦熬日月。在这期间，被生产队派外做苦工，修渠、打井、盖房、栽树，后来又在队里放了几年羊。父亲本来身体不好，再加做苦工、放羊等，积劳成疾，身体变得越来越坏。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震动了伟人，震撼了全国，也震醒了世人，此后的形势稍有宽松，特别是邓小平的复出有了明显的转向。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也得不到彻底转变。直到毛主席逝世后的1979年，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摘帽子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上述人等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公民权，才结束了对父亲及全家人的政治压迫。
1980年至1982年我替父亲写了两份申诉材料，到1982年6月给他平了反，复了职。至此父亲沉冤十八年的冤案才得以平反。遗憾的是他的身体已经无力再工作，只好让我二弟接替。他办了退休，只领到国家八个月的退休金，于1983年正月十四与世长辞。
父亲的去世令我们全家悲痛万分，也得到群众、他的同事、学生的怀念。义发泉学区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义发泉中小学教师及东滩小学的教师都参加了悼念活动，郭映东老师还致了悼词。
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动荡的一生，困惑的一生。然而，他在临终前的岁月总算见到党的光明，得到祖国的温暖，受到人民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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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1944年出生，原在察右中旗义发泉学区工作，退休后现居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薛家湾镇，爱好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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