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常永明
仿佛是一梦醒来，在异地二十几年就过去了。对镜慨叹，鬓毛斑白了。在他乡异地是怎么过来的呢？
回顾这段里程，又觉得太过沉重，为什么不想些轻松的小故事呢，是的，到退潮后的东海沙滩捡些精巧小贝壳，比从屋后的大罗山搬块嶙峋青石是要轻松多了。
我常提醒自己，和人聊天或写些东西，少触及从前的伤痕，于人于己都是福利。尤其属于时代创伤的东西，留给史家处置为好。
于是，一串串新疆红绿提子似的但青涩无味的小故事一嘟碌出现在脑际……
暂住证
九十年末，到二零零几年，到异地打工民工潮正盛，我所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村，原住人口二百多，而外来人口就有两三千。按照当时的治安管理，外来人口是要到当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的。我们学校教师不用暂住证，但办理了区教师证（国家发的教师证，只有应聘时管用）。红皮小本，比户口本小一号，有本人近照，还盖有发证单位的钢印。很正规的，随身携带。
有一次，我和老婆到天河镇去，记得是一个下午，走到一个叫庄泉的地方，那棵七枝八杈张牙舞爪的大榕树，靠树站下二三十个外地人，有男有女。前面有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手拿皮带，谁敢乱说乱动，上去就是一皮带，抽得人呲牙裂嘴……让我想起文革中的“群专”。
我问旁边认识的姓王的缝鞋师傅，他是当地人。他淡淡地说：“查暂住证。”我一直以为这是民警的事。也许是流动人口多得警察忙不过来，便由当地村委会执行。我们望了一眼就又向前走，折转走上一座桥，我和老婆说了一句什么，忽地一个年轻人横在面前，凶巴巴地喝道：“有暂住证吗？”他听出我是外地口音，要是刚才不说话，那就好了。没想到便衣在身边，我赶紧拿出“瓯海区教师证”，那人说：“哈，是老师，这不是暂住证。到大树下去！”我平静向他解释这个证，我示意我老婆赶紧离开一点，如果把我抓走，她可以回学校找校长去。我一看那人带着手机便说：“我是老师，明天开运动会，出来买些用品，我要不回去，学生怎么办呢？能不能用您的手机告知一下校长呢？”那人想了一下，一挥手，“走吧！”我有一种大赦似的轻松，也不敢再在街上行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真是一次危险经历。那时，会把所有没有暂住证的外地人，用大卡车拉到一个地方拍照领证，一个暂住证要八十元。后来我知道了一些有关暂住证的传闻，有的打工者自以为有了暂住证，遇上查证，说话有点理直气壮了。结果查证的人把证书随手往河里一扔：“你有暂住证吗？”又把你“集中”起来，再花钱领证。
不几天，一位化学老师和数学周老师到三甲去理发，遇上查证的给弄到拘留所，董事长亲自去捞回来，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俩被扫黄了吧？”那会儿有些理发店的颜色也不够纯。从这里拘去，真有点说不清楚了，弄得两位人民教师在学校里没有面子。又过了几天，一个老师的岳父上街没能回来，也是由于暂住证，被拘在派出所里。
我们纷纷向学校反映，董事会与公安部门协调，学校统一制作一枚校徽，戴此徽章，免查。家属也发了一枚，这样才可以平安出入。当时老家人们以为我到了沿海，是畅游在一个花花世界里，可以胡作非为。
其实，我最深切地体会到了老家一句古老的格言：物离乡贵，人离乡贱。
健康码
从去年起，出入公共场所，要查“健康码”，但绝没有查暂住证那样粗暴简捷。超市、商店、药店、菜场、公交车等都要查健康码，所到之处都是：“请出示健康码！”声音是温和的，至少是平和的。从暂住证到健康码，其实是我国法治建设以及人文素养水平提升的一个过程。
但它竟让我想到了已成时代文物的“暂住证”。而且竟挣破尘封抢在我本来要讲的第一个故事《“丢人”》之前。
也许，查暂住证，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时外来人员太多了，那从前一直繁荣非常的人挤人的五马街，而今节假日也行人稀稀落落了……而且不少工厂都招不到工人。敢不善待外地人吗？据说一些有黑社会性质的讨债公司，都是由外地人开的，犯了事就溜了。而且招惹了一个人，可能马上涌来的是“江西帮”“湖北帮”……再说我们社会毕竟在向高度文明发展。
世事沧桑，谁能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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