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八十六，身体很硬朗，一天忙里忙外的，总闲不住。他不到一米七的个子，年轻时出过大力，所以背有点驼。上年龄了，关节上也有点小毛病，走路腿似乎有点瘸。他瘦削的脸上，皮肤略有松弛，浓密的眉毛有点苍白，但他走起路来仍然呼呼拉风，根本不像八九十的人。他一年门四季总爱戴个帽子，多少年成习惯了。夏天是竹帽子，其它季节则是单帽，昵帽和棉帽。今年夏天，三弟给他买顶遮阳的圆形军帽，戴上乍一看，像个越南归来的法国士兵。
父亲是我们家里出力最大的人。他从小就跟着爷爷在地里干活，因为性格很倔，人很轴，为此挨爷爷教训和胖揍。爷爷爱管事，爱操心，因此我父亲一辈子都处在爷爷管压之下，虽然不需要操什么心，但没有锻炼能力、发挥个性的空间。我和大姐的婚事，均由爷爷主管和操办。两个兄弟在广西谋生成家，父亲也不用操心。二叔小他几岁，乖巧机灵，招我爷待见（方言：疼爱），一天跟着爷爷身后，穿得像个小少爷，爷爷爱喝羊肉杂饹，二叔总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分享一勺汤。而我父亲连肉汤的腥气都闻不到。二叔从小酷爱看书，和父亲一起干活时，总是可怜巴巴地央求父亲让他看会儿书，父亲宠爱包容这个小他5岁又聪明伶俐的弟弟，任由他看书，活还算两人一起干，收工时俩人一起回家。
父亲高小毕业，五六年去东北当兵。据他说本来五五年就能当兵，因体重不够没去成。父亲当兵先是在沈阳，后来去了哈尔滨。当兵那几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在部队勤学苦练，吃苦耐劳，当选为他们班的班长。至今我还记得父亲有张相片，十几个战士排成两排。父亲在前排站着。那时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英姿飒爽，朝气蓬勃。
父亲当兵使他有幸躲过了三年大饥荒。部队在国家困难时期，生活标准略有降低，但最起码不至于饿肚子。父亲不止一次庆幸道那时多亏当了兵，要不真要受大罪了。父亲从军后有空闲时间，也很爱看书。他用津贴买了《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名著，可惜有次营房失火，这些书都化为灰烬。在部队上，父亲还是运动健将，五九年他在全团马拉松比赛，获得二等奖。父亲年轻时不懂感情，有次母亲孤身一人千里迢迢去东北探亲，他竟然忙于军训而没去车站接我母亲，委托一个渑池老乡把我母亲接到营房。父亲也不懂得照顾人，到午餐时间连买饭都是战友们捎给母亲的。母亲为此耿耿于怀闷闷不乐多少年，后来他们感情不融洽，与母亲这次东北之行不是没一点关系。
六零年冬，父亲转业到国营七0五渭河工具厂工作，这是个军工企业。当时厂区还是一片芦苇沼泽地，父亲和他工友们，奋战一年，工具厂稍有雏形。当时国家为了渡过难关，在各大企业实行精简政策，但父亲本来可以留在厂里。老家一封来信，说奶奶去世后，爷爷是大队干部，二叔在剧团，三叔二姑都小，家里没人去地里干活。作为长子，为了照顾大家庭，父亲决定辞职回乡。没想到从此，父亲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
回到老家，父亲便挑起干农活的重担，一头扎进土地，从此成为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亲性情耿直，认死理，一根筋，不会耍心眼以权谋私。尽管他在生产队当过队长，记工员，现金出纳，民兵连长，但队里人始终都没把他当作干部去奉承、巴结，他也不需要不领情。有个干部心术不正，找到机会还狠狠坑了父亲一下。那是六九年，父亲在队里干出纳时，这个干部弄虚作假，结算时账上少了三百元，人家贪污了，黑锅却扣到我父亲背上。这三百元，当时无疑是笔巨款。在普遍贫穷情况下，这笔债，让我家整整还了十年。为此，父母不知生了多少气。那时在我眼里，父亲似乎只是个劳动机器，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其他啥事他都不管不问。用母亲的话说，除了下地干活，在家里，他是个油瓶倒了都不会去扶的人。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为了养家，父亲不仅干农活，还加班给街上各个大小商店门市，还有供销社送货。那时拉一趟货少则两毛，多则一元不等。但领钱时，却要上交队上七成，父亲只得三成。即使如此，七七年城关镇开会，父亲还被当成搞资本主义尾巴典型，被公开点名批评。从七三年开始，父亲拉货，在车把上绑根粗麻绳，已经长成少年的我，跟着父亲拉稍当帮手。一直干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家对门洛宁杨坡供销社撤走，父亲才算结束送货生涯。
我母亲是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她心灵手巧，五八年靠自学就学会全套缝纫针线活。大食堂取消后，爷爷在缝纫组买了台旧缝纫机，从此这台缝纫机成了母亲的心爱之物。市场开放伊始，她做衣服卖衣服，直到她病瘫了之。和母亲的精明能干相比，父亲则显得过于老实木讷，用渑池话叫：老实疙瘩。不懂得体贴人，围拢人。做什么事也不与母亲商量，而是自作主张。而且脾气还大，一言不合，头句说完，二句就跳起来。不过他很少使用暴力，除了打过我外，从没见他和母亲动过手。只是夫妻关系，整天是硝烟弥漫，剑拔弩张。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吵架过后，形同陌路，互相不理睬。从我记事起，就笼罩在他俩吵架的阴影中。要不是我爷当时是大队干部，公社有熟人，阻止了母亲闹离婚，恐怕父母早就散了。父母的感情不和，对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我，影响深远。
他们这种僵持状态，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母亲病瘫才算结束。八二年六月，母亲脑溢血住院，四十五天后，母亲出院，却落了偏瘫后遗症。从此，母亲长年卧病在床。我那时二十出头，还要谋生计，找前程。伺候母亲的重任，主要落到父亲身上。尤其夜里，母亲久卧肠胃不好，解手困难而又频繁，最多一晚达十几次，折腾得父亲一宿睡不好觉，白天还得去地里干活。父亲很累，有时坐到凳子上都会打瞌睡，白天我有时间就尽可能替父亲照顾一下母亲。母亲个子大体胖，得费力把她到抱到老太师椅改成的坐椅上方便。我是偶尔帮忙，父亲却是不厌其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照顾母亲，这种日子持续了十年。
母亲在世时对我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你伯（父亲），我一直嫌他过于老实，整天和他吵闹，没给他端过一碗饭，也没给他一口好气。如今他对我真好，我心里难受呀！要是我能好起来，一定好好地伺候他。”我说：那你好好配合治疗，病好了，好好回报一下我伯。可惜我母亲命苦，再没等到病愈之时。一九九二年冬天，我母亲带着深深的愧疚和不舍之心，步入天堂回到她一生笃信的上帝身旁……
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尽快治好母亲的病，父亲也信奉了基督教，从此他几乎不顾一切，而且全身心投入去敬奉上帝。当时不知谁对他说，要想治好家人的病，得绝食。他听信了，一连40天晚饭绝食。看他骨瘦如柴，我们心疼。劝他骂他都不顶用，他硬是坚持到底，但母亲的病还是老样子，他也无可奈何。他很执着，信耶稣四十多年，光笔记就记了好几大箱。我开玩笑说：伯，我要有你这么下劲，教授都当上了。他就这么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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