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兄弟姐妹十二人，排行最前的是三个姐姐，中间是兄弟六个，我是老四，最后是三个妹妹，五妹、六妹是双胞胎。
有句老话“家贫出孝子”，我想应该再加上一句“家穷姊妹亲”。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兄弟情、姐妹爱是那样的淳，那样的浓，那样的深，那样的无私，那样的真切。几十年过去，尽管历经沧桑，霜染双鬓，但每想起往事，一股暖流就涌上心头。
一
三个姐姐，大姐出门早，离家也远。二姐、三姐很早就成了妈妈的助手。二姐精明，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十二岁就帮妈妈卖豆腐脑养家。从城里迁移到农村后，十五岁就操持家务。每天下地回来就帮妈妈做饭，用多少粮食，比妈妈计算得还精确。饭做好后，按年龄大小，分给每一个弟弟妹妹。干体力活的弟弟要照顾，年龄最小的也要照顾，有时分着分着就没她自己的了。二姐拿着锅铲把粘在锅底最后一点剩饭铲在自己的碗里或直接送进嘴里的动作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三姐淳厚，从不发脾气，只是默默地干活。几个弟妹都是三姐带大的。那时三姐怀里抱着最小的弟妹，身后跟着三四个弟妹。在三姐的带领下，弟弟妹妹们玩耍，做游戏，不吵也不闹。吃饭前，三姐给年龄小的弟弟妹妹带上围嘴，自己端着碗，边吃边照顾大家。三姐常给我们洗头。那时没有煤烧，我们常去火车道边拣煤渣，扫煤灰。晚上，三姐把炉火烧得旺旺的，烧一锅热水，窑洞里热气腾腾，十分暖和。三姐挨个给我们洗头，她灵巧的手在头皮上轻轻地抓，舒服极了。在两个姐姐的照料下，弟弟妹妹们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邻居们谁见谁夸。
两个姐姐出嫁后，有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但照顾弟弟妹妹的活儿却一点也没有减轻。我们渐渐长大了，穿衣服不能太破旧，穿鞋也比小时候废多了。那时，一切都靠手工做。织土布，要先把棉花纺成线，她们每人分几斤棉花回婆家，忙完一天之后，就开始在灯下纺线。每天晚上纺到后半夜能纺三两线。两个月下来，线纺好了，又要把穗子上的线拐成把，然后就约定时间一起回来浆线。阳光下，她们高高地挽起袖子，把棉线放在盛着面糊的大盆里，反复地揉搓，让浆水把线浸透。然后把浆过的线挂在木杆上晒，晒一会儿就用力往下拉一拉。浆好的棉线又硬又光又结实。接着是上筒子，把浆好的线用纺车缠在一个个竹筒上，像玉米棒子那么大。再接下来就是场面很大的经线子。院子里从南到北插一排几百个铁棍，每个铁棍上先穿一个铜钱做底座，再穿一个缠着棉线的竹筒。姐把每一个竹筒上的线头牵在手里，姐往前走，线随着走，竹筒跟着转。几百根棉线在姐姐的手中，如银丝，似瀑布。姐迈着那轻盈的脚步一趟又一趟往返在挂线的两个木桩之间，那神情，喜悦、安详、自信，像在完成着一项神圣的使命。经完线又要刷线、上交、上机。几天忙碌，一切准备就绪，姐姐又各自回婆家去料理家务。
约定开机的那一天，姐姐很早就赶回来，把织机放在窑洞靠门处。随着第一声织机响，半个月时间就没有一刻停止过。二姐前半天，三姐后半天，二姐上半夜，三姐下半夜，“吱咛—啪”、“吱咛—啪”，织机声伴着我们读书、吃饭、睡觉。织布多在农闲的冬季，窑洞虽暖和，但到后半夜就寒冷难当，姐用小棉褥裹着脚，再冷也不下机。
织布是细活，也是体力活。坐在机尾拉紧经线，双脚用力蹬着机下前方的踏板，手执梭子穿纬线。每穿一根纬线，就用力蹬腿，身子向后挺，拉紧经线，同时手用力拉动绳，把纬线紧紧打在交叉的经线中。一次全身运动，能织半个毫米，十几丈棉布要织多少万次啊。每次换班，下机的姐姐就直不起腰，迈不开步。十几天下来，两个人都明显消瘦了许多。布一下机，当天她们就又急匆匆赶回婆家，忙她们自家的事去了。
年轻人穿鞋废，做鞋是姐姐的又一项大任务。先是把再也不能补的旧衣收集起来，在平板上用面糊把它们一层层粘起来，做成厚厚的布子。然后，按每个人脚的尺码做鞋样，裁鞋底、鞋帮。材料准备完后，姐姐每人分几双鞋底背回婆家去纳。姐纳的鞋底针脚密密的，底部还用线绳挽成一排排疙瘩，又结实又好看。鞋底纳好后，又相约一起回来上鞋帮。这又是几个不眠之夜。每天早上起来，窗台上就多几双新做出来的鞋。白底，黑灯芯绒面，周周正正，十分好看。
男孩子结婚，我们老家叫“过事情”。顾名思义，要处理许多事，惹许多事，是件很复杂、很难办的事。特别是在困难时期，这事就更不好过。结婚前要走的礼节很多，见面（相亲），走头回（订亲），送棉花（送大礼），每举行一项仪式，穷人家的父母都要脱层皮。
每次家里办事，姐姐都提前回来。大小事情的处理，包括决定权，母亲都交给二姐，三姐给二姐做帮手。一切的事情无非还是吃、穿二字。人都穷怕了，趁结婚前先要几身衣服穿。姐跑前跑后，筹钱买布。有时实在凑不够，就拿出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料顶着。吃主要是要点心。结婚前，女方要给亲戚、朋友、乡邻家送点心，意在通知对方女儿要出嫁了。点心由男方按女方要求的数量准备，几十斤、上百斤不等。我家过事点心通常是买一部分质量高的，再配一些自己做的酥饼。姐每次都是自己动手做，蒸好面，拌上油和糖，在模子中拍成饼，表面再拍上染成五颜六色的沙糖，最后切成块。制作中油放得少粘度不够，放多点吧又没油，实在难为姐姐了。
弟弟们一个个都长大了，成了家，立了业，有的都当爷爷了。但姐姐们仍然放心不下，过几天总要打电话问问。母亲病危期间，两个姐姐带着妹妹始终守在床头。母亲去世后，她们又在灵堂守了三天三夜。弟弟们要换她们休息，可怎么也劝不下。我知道她们一是想最后多守母亲一会儿，二是心疼弟弟们啊！古有嫂娘的说法，“老嫂子比母”，我们家姐姐如母，她们替母分忧，和母亲一道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对我们恩深似海啊！
二
三个哥哥中，大哥最苦。听母亲说，大哥从小就有先天性心脏病，父母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给大哥治病。动手术的创伤，再加上营养不良，使得大哥十分瘦弱，别人都说母亲抱的像个小猫。为此，母亲不知哭过多少回。大哥七岁时正是父亲被错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受管制时期。母亲带着大哥多次找政府，大哥才免费上了学。在学校，由于人瘦小，穿得破，再加上父亲的历史问题，大哥常受人欺负。为避开别人，大哥下课不敢去厕所，放学就独自往家跑。在母亲和好心老师的庇护下，大哥度过了他凄惨的少年时期。
大哥十三岁就辍学回家劳动。当时，他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老师为之十分惋惜。大哥回乡后算半个劳力，为了多挣工分，也为了多挪出一个睡觉的位置，大哥主动要求晚上看守生产队的仓库。这一守就是好几年，直到他结婚。生产队仓库是个古老的天井院，四周都是黑森森的窑洞。老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个院子的故事，什么半夜门会突然自动大开啦，什么半夜有一个身着孝服的女子在哭泣啦，等等，听起来十分阴森恐怖。大哥每到天黑，就把窑门顶得死死的，钻在被窝里不敢出来，小便也只能憋到第二天早上。
大哥心灵手巧，又乐于吃苦，所学活计无所不精。先是跟着冬治、旺寅叔学厨艺。农村婚丧嫁娶都要盘灶做饭，大哥跟着两位师傅经常外出干活。他勤快，有眼色，师傅说到的，或想到还没说到的，都能做得井井有条。师傅高兴也肯教，几年后，大哥就独立承担活计了。大哥做的饭菜好看、好吃。困难时期没钱，大哥用油炸豆腐做红肉，鲜豆腐做白肉，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下，大哥围着蓝围裙，戴着蓝袖头，手里总不离一块干净的抹布，把案板、锅台、地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场红白事，厨师从上案到结束需要两三天。白天干，晚上还要加班。厨师下案，主人的劳酬是一块粗布手巾包两盒烟，外带两个夹着肉的蒸馍。这种活叫“人情活”。改革开放后，用现金付劳酬已成规矩，但大哥还时常做“人情活”。他说：“乡里乡亲的，谁没个需要帮的事，收什么钱啊！”
大哥会理发，手艺是在弟弟们头上学的。我们兄弟多，上不起理发店，大哥就买回一个推剪，给弟弟们理发。后来，找大哥理发的人越来越多，大哥又置办了白围裙、剪子、刀子、刷子，当起义务理发员来了。大哥为人理发有求必应，而且态度热情。夏天，大哥很少睡午觉，院里的树荫下，他理一会儿，退后几步，端详一番，直到把发型整理满意为止。
大哥乐于助人的精神和为人谦和的态度，感动了不少人。在那个造反有理、人人直呼其名的日子里，村里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都称他“大哥”！
大哥虽上学不多，但他爱学习，且多才多艺。记得大哥嗜书如命，借来一本书如获珍宝，得到一份旧报纸也翻来覆去地看。田间地头休息时，别人都在说闲话，大哥就蹲在地上用树枝不停地写画。后来修红线渠时，指挥部办战报，还借大哥去帮了好一阵子忙。
六十年代，各种运动多，农村文艺宣传也如雨后春笋，几乎每个村都有文艺宣传队。大哥是村里宣传队的主演，在《掩护》中扮演的解放军战士英俊潇洒，在《红灯记》中扮演的李玉和威武不屈。在与三姐合演的《审椅子》中，三姐演村支书，大哥演反面人物王老五。生活中不苟言笑、老成持重的大哥把狡猾奸诈的王老五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由于年龄关系，我跟大哥的时间比较多。上小学时，文革停课，我就回家跟着大哥下田干活。冬天，生产队组织劳力到十几里外的山上割蒿草积肥，住在一个叫潘家坡的地方。早上天不亮，大家就从地铺上爬起来，拿着工具，背着干粮往更深的山里走。太阳未升高前找到蒿草比较茂密的地方，趁着潮气割干燥了一冬的枯草。九点多，割够担的分量，哥扎好自己的草捆，又帮我扎两小捆。然后，我们就坐在草地上啃冻成冰碴的红薯面发糕。返程中，挑着扁担，又要过河，又要爬坡，哥走一段就放下担子，拐回来接我。我们俩总比别人回来得晚。
一九六九年冬，我随着大哥到离家五十里外的红线渠工地。远离父母，全靠大哥照顾。在那里的三年中，我跟大哥学会了洗衣服、拆被褥、掌鞋、补衣服。最难忘的是我穿的第一个白背心，是21支双纱的，厚厚的，雪白。那是大哥几个月不回家积攒每月三角钱的路费给我买的。平生第一次穿机器织的衣服，我高兴极了，兴冲冲地端着脸盆去工地洗衣服，不料乐极生悲，钻铁丝网时把背心挂了个大口子。当我哭丧着脸告诉大哥时，大哥显出十分心疼的样子，但他没有骂我，只是拿出针线，一针针细细地缝好。
大哥是弟兄们的主心骨，家里大小事情都要大哥操心。大哥管家的办法就是开家庭会议。每逢家里有大事，大哥一声招呼，兄弟们就聚在大哥的窑洞里。大哥先说明要商量决定的事情，然后让大家发表意见。二哥平时沉默寡言，但说出话来很有条理，很有分量。三哥快言快语，能提出一些好建议。我和两个弟弟阅事少，很少发言，只表示坚决照办。最后大哥拍板，大家执行。多少年了，兄弟们听大哥的，没有争吵过，没有红过脸，相互之间连句高声的话也没有。只有两次家庭会大哥主持不下去了。一次是一九九四年，父亲去世后，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大哥召集开会公布开销，分配剩余的钱。可是，兄弟们都不愿把自己已出的钱拿回去。大哥没有办法，只好决定先由三哥保管，等以后遇大事再花。另一次是一九九七年母亲去世后，兄弟们都说自己条件好，照顾母亲少，应该多出点医疗费、丧葬费。大哥说谁也不听。最后，只有请二姐出面，大家才不敢再吭声。
大哥生病是在二000年十一月。先诊断为胃炎，后在洛阳河南科技大学附属医院确定为胃癌，已转移为肝癌晚期。大哥的病牵动了全家人的心。有的日夜陪伴，有的倾囊相助，我们愿尽我们所有帮大哥闯过这一关。但苍天无情，二00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大哥走完了他艰辛的一生，终年五十三岁。大哥死后，第一个家庭会议由二哥主持，同父母去世后一样，兄弟们谁也不肯拿回自己向大哥献的爱心。最后决定，大家出的钱剩余部分留给大嫂用。
三
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虽然从小也吃不饱饭，但和姐姐、哥哥们的艰难比，他们幸福多了。五弟严谨，办事细密，有点像大哥。六弟豁达，敢作敢当。从小我们三个在一起比较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提起篮子去割草喂猪、压粪。春天采摘洋槐花、柳絮、杨叶，秋天到已耕过的地里去翻红薯，夏天去山上挖草药，冬天到铁路边拾煤渣。好像大家天生就会干活，从不让人催、让人教。只可惜他们也因为没有资格被推荐上高中，都是初中毕业就回家当农民了。
三个妹妹从小听话懂事。除了姐姐哥哥的爱护，我和五弟六弟也有明确的分工，每人看一个。母亲生五妹六妹时已没有奶水，父亲买了一只奶山羊。那只羊又高又大，雪白雪白，头上长着两只弯弯的长角，下巴下长着一对好看的肉铃。那乳房又大又长，走起路来一晃一晃地拍打着两边的腿。特别是吃饱后，两只乳房胀得红红的，亮亮的。每次挤奶，它都像懂事一样一动不动，每次足能挤两三斤。母亲把羊奶烧开，放点白糖，装在奶瓶里给妹妹喝。有时，实在无钱买糖，就不加糖。但妹妹只要抓住奶瓶就使劲地吮吸，从没哭闹过。母亲常说：“穷人家孩子好养。”
放羊是我的主要任务。只要一放学，就带着五弟六弟牵着羊去找草长得好的地方，一直放到天黑才把羊牵回来。我知道，羊吃不饱，妹就没奶吃。可有一次我闯了祸。那天放羊，在村边看到一簇野桃树，桃叶很茂盛。我把树枝扳弯，压在身子下让羊吃，羊吃得很欢。谁知回家后，羊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父亲瞪了我一眼，把我吓得蹲在墙角直掉泪。好在第二天羊就没事了。那只羊养了两年，妹妹能吃饭后，就把它卖了。后来全家人都时不时提起那只救命的羊。如果不是家里实在没钱还买羊时借人家的钱，怎么舍得把它卖掉呢？
时光荏苒，几十年就这样匆匆过去了。改革开放后，姐妹兄弟家都过上了好日子，现在都儿孙满堂，幸福如意，只可惜大哥走得太早。回首往事，虽有太多的苦，太多的辛酸，但仍留恋那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日子。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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