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思敏，生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四岁时我爷爷去世，父亲在艰难困苦中渡过了童年和少年，所幸我三爷当时是甘肃某军阀手下的一名副官，有些财力，在他的资助下，我父亲读了私塾，并考上了当时的陇西县中学高中部，于一九四五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时兵荒马乱，奶奶就父亲一个儿子，不让父亲出远门，所以未能完成三爷继续让父亲上大学深造的夙愿。
此后父亲在我的义父郝庆章的引荐下，进入旧政府秘书科，成了一名文员。父亲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引起了公开身份为旧政府建设科刘科长（名字不详）和电话接线员李玉兴的注意，他俩实为中共陇右支部地下党员，很快他们三人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朋友。在这两位地下党员的启发和引导之下，父亲接受了先进思想和革命理论，间接地做了一些陇右地下党的文案工作，但是我父亲没有加入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原因是：奶奶就他一个儿子。父亲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是一个无党派籍人士。
大约是一九四九年的五六月份，刘科长的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伪警察局准备逮捕他，就在他转移隐蔽前找到了我父亲，将建设科的活动经费—一袋银圆交给我父亲代为保管，并且说这是人民的财产，等解放后他派人来取。交待完后刘科长就匆匆走了音讯全无。打这以后我父亲晚上睡觉枕着这袋银圆，白天出外也将这袋银圆带在身边，并且对任何人保密，就连我母亲也不知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一九四九年八月陇西解放，就在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当天，李玉兴找到我父亲相邀去迎接解放军进城，当时我父亲有些害怕，认为自己是旧政府人员。在李玉兴的开导与劝说之下，我父亲参加了迎接解放军的入城活动，并到新政府报到，在李玉兴的介绍下，新政府很快录用了我父亲，仍然从事文秘工作。我父亲一边工作，一边四处打听刘科长的下落，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刘科长在天水专署工作。我父亲便向领导请了假，带上刘科长交给他的银圆，踏上了步行去天水的路。
在天水我父亲好不容易找到了刘科长，交还了这袋银圆，刘科长对此大吃一惊，说解放后百废待兴，工作十分繁忙，竟把这事给忘了，没想到老陈同志这么诚实，不顾路途遥远竟送到了门上。总之当时的刘科长十分感动。
当刘科长和我父亲将这袋银圆上交专署财政部门后，刘科长向我父亲提出了两点： 1.介绍我父亲到天水专署工作；2.介绍我父亲到天水地委党校学习。我父亲对前面一点表示再考虑，但十分高兴去党校学习，在刘科长与陇西县政府联系后，很快办理了我父亲参加天水地委党校干部短期训练班。三个月后，我父亲在党校的学习结束，告别了刘科长踏上了回陇之路。
重回陇西县政府工作之后，县政府领导根据天水专署的公函，安排我父亲去南山区土改工作队工作。土改结束后，受组织安排参加了陇西县保险公司的筹备工作。
一九五三年李玉兴任陇西县粮食局局长，李又将我父亲调粮食系统工作。此后凡是陇西县境内独立设置的粮食贮备仓库，都是派我父亲去管理，因为这些仓库远离领导，往往是一人编制，容易出经济问题，把我父亲放在这样的岗位上领导放心。首阳的何家沟贮备仓库，文峰金家门吃栓子贮备仓库，都曾经由我父亲管理过。
我父亲工作很忙，但从不忘记对奶奶尽孝道，他一年四季在外工作，节假日回家时首先进的是奶奶的房间，嘘寒问暖后才到我和母亲的屋里。我记事的第一件事是：一次奶奶随便说：文峰有火车了，火车长得怎么样没见过。奶奶说者无意，父亲却听者有意，时节不长的一个休息日，父亲从文峰拉来一辆架子车，车上铺了被褥，把奶奶扶上车，让奶奶抱着我，从县城一直拉到文峰火车站，让我们祖孙俩美美地看了一次真真实实的火车。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是当时的情景却仍在我的面前历历在目，至今不能忘怀。
时节到了一九五九年的十一月，当时我也能完全记事了，是这个月的一个深夜，一阵吵杂声将我唤醒，我爬起一看，炕上躺着一个冰块样的人，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父亲，他双眼紧闭，脸色发紫，神情昏迷，我母亲正用剪刀剪父亲身上穿的衣服，衣服剪掉后，把我父亲挪到炕上最热的地方，用被子捂紧，天亮时父亲清醒了，会说话了。
原来那天我父亲正在永吉下乡，晚上接到文峰粮管所领导的电话，要求他来所汇报工作，当时天已黑了，但是他仗着身体好，一米八的个头，接到电话就出发了。那晚的天色墨黑墨黑的，过河时一不小心，失足掉进了冰窟窿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节，醒来时听见有人路过，便挣扎着喊住了过路人，并告诉来人自己是文峰粮管所的工作人员，是这些人去粮管所找领导，用架子车把他直接送回家的。
说完这些话时节不长，父亲的脸色变得蜡黄，并吐了一小盆鲜红的血，待当时陇西最好的西医大夫刘思民诊断后，认为是胃出血，接着就是天天打针吃药。过了一段时节，父亲的病情大为好转，并能下炕走动了，便又去单位上班。
父亲上班后，适逢寒假，我去文峰粮管所看他，那段时节他的身体不好，单位领导没有安排繁重的工作，只是让他帮别人整理一些账目倒也轻松，吃饭时他从食堂打两个二两半的馒头，一碗洋芋片，他一个馒头，我一个馒头，父子俩共吃一碗菜其乐融融。这几天是我和父亲接触最多的时光，我感到也是最幸福的时候，因为父亲一年四季总是忙，我们父子俩没有单独吃饭说话的时候 。
可是这样的好景不长，单位领导为了照顾父亲有病的身体，安排他当伙食管理员，那个时代的伙食管理员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最好的差事，我记得那天中午父亲打了四个馒头，仍然是他一个我一个，饭后父亲拿起剩下的两个馒头递给我，说让我回县城的家去，避免别人说闲话。我拿了两个馒头依依不舍的离开父亲回到了城里的家。
过了几个月春暖花开，正当全家人庆幸平安时，不幸的事却悄然降临。我父亲无论干什么事都是认真负责，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干到最好，自从当了伙食管理员后，他利用十分有限的口粮和钱，把伙食办的有声有色，让大家吃饱吃好，他常到生产队的蔬菜地头买最新鲜最便宜的蔬菜；蒸馒头时，他总是亲自动手用称计量待进笼的生馒头，做到准确公平；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那里忙了他就在哪里帮忙，案板上忙了他就去揉面切菜，灶上忙了他就去烧火抬蒸笼；一次拉水的工友病了，他就用架子车装上大铁桶去几公里外的地方拉水，半路上突然旧病复发，大口大口地吐血昏倒在地，领导和同志们看到他病情严重，直接抬上火车去定西专属医院抢救，当晚专署医院的医生为他做了胃切除三分之二的手术，这次总算保住了性命。
父亲住了大约一个月多的医院，回到家休息了几天，他又闲不住了，他说甘肃饿死人了，中央派工作组来抢救，调来大批的粮食，现在正是我们粮食工作者忙的时候，我怎么能闲呆在家里呢？他又要去上班，奶奶和母亲拗不过他，只好由母亲陪同父亲去文峰，以便照顾他的身体，当时在老街上租了一间民房，这便在文峰又有了我们的第二个家。
到单位后，领导看到他的身体恢复的还可以，就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即：管理文峰粮食转运站，这个站由于地处文峰旱码头的位置，中央抢救运动中调配的粮食都要经过这里中转，其工作的重要性和繁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父亲勇敢地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务，既要接收火车皮卸下的粮食，又要应对各地装运粮食的汽车，而且账目笔笔都得清楚正确，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父亲每天忙得连轴转，二十四小时都不离开转运站，就连他的饭都是母亲在家做好送到工作现场，这段时节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好，他本来力气就大，有时急了，磅秤推起来嫌慢，抱起来就跑。母亲几次催他回家休息一下，他总是说节骨眼上马虎不得!就这样父亲顶了几个月，终于出事了，他倒下了，记得是二十四节气中大雪的那天晚上，天气变了，风卷着雪花铺天盖地扫来，气温降到零下十多度，父亲同样没有回家，坐在办公桌前做账，由于白天过于劳累，做着做着不知不觉中便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夜深了天太冷时被冻醒了，感觉胃不舒服想吐，呕了几下“哗”的一声便吐了一大滩血，当然人又昏了过去，这样又被同事抬到家里，接下来又是天天打针吃药，病情时好时坏，这样一直熬到了农历十一月下旬，县粮食局领导通过省粮食厅在兰州陆军总院联系了一张住院的床位，农历十一月二十七下午，由粮食局干部郭汝汉和张克义护送去兰州看病。
第二天两位同事抬着我父亲紧赶慢走，风风火火赶到陆军总院门诊部时，我父亲早已离开人世……
当时父亲身后留下的家人是七十五岁的我奶奶，三十五岁的我母亲，七岁的我，两个月的我妹妹。
记得我父亲是腊月初八出殡的，粮食局领导来家给我父亲送丧时，家里已掲不开锅，组织上特批了十五斤面粉，做了一锅菜多面少的饭，招待了一下帮忙抬丧的亲戚朋友，就这样草草地送走了一生忠实于自己职守的父亲。
事后有人想不通，一个曾经管理过成千万斤粮食的人，怎么会家里没有隔夜之粮呢？
纵观父亲的一生，我认为用以下几个词总结较为妥帖：
诚信，父亲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经济上从未宽余过，但是在他认为做人的尊严和诚实信用远远胜过金钱。
孝忠，父亲似乎在忠孝之间选择了孝，但是当国家和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从他的潜意识中还是选择了忠。
尽职尽责，父亲对国家和人民交给他的工作，总是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当需要他的生命时也是勇于献出。
公私分明，面对国家的财产，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作为管理过千万斤粮食的他，从未占过国家一粒粮食的便宜。
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父亲读书甚广，历史文学小说诗歌均在他的博览之下；对书法极其喜爱，我的义父郝庆章晚年对我父亲的书法评价是“悟性极好”；父亲还吹得一手好萧，记得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之际，坐在院子的石凳上，摆弄他的一根铜萧，萧的婉转优美之声使人联想蹁跹。
很遗憾父亲的才华因他的英年早逝，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思想认识所限，未能充分展现，令人扼腕。
2010-5-3初稿
注：
本文所记述的内容，在我记事之前的部分，来自于我母亲和我义父郝庆章以及父亲的好友李玉兴的讲述。
小编 | 双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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