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中国首次空爆核试验片断
“砰！”吊在一根天线杆子上的球形物突然炸开了，一个亮晶晶的不锈钢圆柱物露了出来，它“吱吱”地叫个不停。我问：“这是哪个点上的信号？”一个人回答：“25公里的。”我高兴地说：“不管是哪一个点上的，有信号就好，有信号就好。”我笑了，他笑了，又有好几个人跟着笑了。我笑醒了，迷迷糊糊地回味了一会儿，原来是南柯一梦。我起来开灯一看，才凌晨两点多，便赶紧将这个奇异有趣的梦记在笔记本上。这一天是2004年12月19日。
2004年10月16日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我写了一篇《难忘的1964》来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2005年5月14日是中国首次空爆核试验40周年，是不是我的战友托梦给我，让我再写一篇文章来纪念这个灿烂的日子，那个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日子。我想。
为了不负战友的重托，于是我欣然命笔。
掉 队
第一次核试验结束后，上级决定将无线遥测项目连同数据、资料、设备，全部移交给总参防化研究院二所，原遥测组解散，人员另行分配工作。这可是我们选择专业对口工作的最佳时机，大家都翘首以待。结果其他人都如愿以偿了，只有我和孙秉众不但被暂时留了下来，而且还被借给防化院二所，支援他们完成第二次核试验任务——中国首次空爆核试验。
阳光明媚，暖意洋洋，1965年的春天到了。参加我国第二次核试验的千军万马，又从全国各地浩浩荡荡地开赴罗布泊。我所的大部队开走了。防化院二所的大部队也开走了。而我，因患严重的痔疮做了手术，这时还躺在262医院的病床上，我掉队了。大部队出发一周后，我终于出院了。出院后，我立即买了一张卧铺票，打点好行装就出发了。我孤身一人，乘火车，乘汽车，一路追赶。
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到马兰的时候，防化院二所的无线遥测组正在马兰做γ射线探测器的标定实验，我在这里归了队并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做完实验后，我们无线遥测组驱车到达向阳村。向阳村是防化院二所的营地，位于720主控站西北两公里左右的气象大沟的坡底下。而我们的3个无线遥测接收站设在坡顶上的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上。这里距空爆靶心只有17公里许。
空爆靶心位于铁塔西南4公里左右的地方。地爆爆心以巍巍铁塔为标志，而空爆靶心则以十分醒目的直径为400米的白灰圈和几个高大的雷达反射器为标志。
我们组在靶心以东的广阔地区内，共设9个放射性沾染监测点。此外，还在西线的 2公里处增设了一个感生放射性监测点，在东南线的2公里处增设了一个速报点。我们的首要工作是拆卸天线和新测点的勘测。在去年架设的天线所处的沾染区里，经过4个多月的放射性衰减，已经成为 “解放区 “,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去拆卸天线了。
迷 路
防化院二所的罗协理员和王副主任是我的新领导，陈忠立、高增厚、刘维学（女）等几名同志是我的新战友，张敦义、周鹤琴、孙秉众是我的老战友。
两位新领导把我看作是技术骨干和“戈壁通”，不让我去拆卸天线，而派我跟随测绘队参加新测点的勘测，以便掌握各测点的地点及行车路线。我背着水壶，穿着解放鞋，天天跟着测绘队用脚一步一步地丈量那片戈壁滩。在勘测后的第二天下午，我感到肛门附近又胀又痛，走路很不舒服，心想要坏事。一回到驻地，我便直奔帐篷卫生所。医生给化了脓的伤口消毒，切口，排脓，清洗，撒消炎粉，垫上药棉和纱布，最后用几条白胶布固定。我起身走了走，立马就觉得比先前舒服多了，然后拿着药，连声谢过医生，高高兴兴地走出帐篷。第二天，我照样出现在测绘队伍中。之后我又去卫生所换了几次药，居然全好了。没想到，这位医生的医术还很高明。
新点勘测和拆卸天线工作一结束，便立即开始在新点架设天线。我们每次外出作业，都可以站在卡车上威风凛凛地“检阅”路两旁林林总总、排列整齐的核试验效应物。楼房线上，矗立着一座又一座二层小楼；飞机线上，银光闪闪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装甲线上，停放着一辆辆坦克或其他装甲车；粮仓线上，竖立着一座座尖顶土粮仓；雷达线上，一部部雷达昂首望着蓝天……
此外，还有大炮线、汽车线、动物线，等等。其它效应物还有：舰艇模型、铁路桥梁和机车、枪支弹药及军服，等等。此次效应试验规模之宏大，品种之齐全，可谓是空前绝后的。
戈壁茫茫一片，找不到任何标记物，分不清东南西北，因此在这片土地上迷失方向的事便时有发生。基地建设初期，在孔雀河边，一位工兵战士为了打红柳条编筐迷失了方向，被荒漠夺去了年轻的生命；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时，因迷路而神秘的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我所两个参谋乘坐一辆吉普车到孔雀河南去考察地形，他们进了土丘群就像进了一座迷宫，怎么也转不出来。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总算走出了这座荒漠迷宫。阿弥陀佛。
这一次，我这个“戈壁通”居然也迷路了。一天，防化院二所的祝副所长要同我们一起去架设天线，并要我乘他的五座吉普车在前面带路。吉普车后紧随着一辆卡车，卡车上装着天线设备，站着架线人员。当车到了目标区后，我让司机放慢车速，两眼像雷达一样扫描路东那片茫茫戈壁滩。当找了一个来回之后，还没有发现目标，我心里发毛，浑身冒汗，再次请司机掉转车头，先停车冷静冷静，好好想想。所有的人都下了车，跑到一个高坡上往东看，可还是没有发现那个目标。
我很纳闷：那根定点木桩离公路还不足一公里，为了便于寻找，我还在这个木桩旁边又钉了一根木桩。今天怎么都不见了呢？难道都飞了不成？突然，我一拍脑门，自语了一声：哎呀，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嘛！于是，我赶忙爬上了卡车，和同志们并肩站在卡车上继续搜索目标。当那两根木桩进入了我的视野后，便高兴地用手一指，大叫：“看！就在那里！”
沙 尘 暴
在乍暖还寒的春天里，全场区突然遭受了一场沙尘暴的疯狂袭击。这场沙尘暴是我在罗布泊核试验场上见到过的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沙尘暴。
一天后半夜，呼啸的狂风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呜——”“ 呜——” ，大风尖叫着。沙土像雨点一般落在床上、被子上、脸上、头发里、鼻孔内和耳朵眼里。狂风戏弄着帐篷，一会儿把这边的蓬顶掀开一道露着天的大缝，一会儿又把那边的蓬顶掀开一道大缝露了天。没过多久，帐篷就摇摇晃晃了。这时，有人大喊一声：“同志们！赶快起来加固帐篷吧，不然我们就要被刮进孔雀河里去啦！” 随着这一声战斗动员令，同志们匆忙穿上衣服，低着头弯着腰冲出帐篷。几个人高声呼喊着号子，拼力拉紧一条帐篷绳，一个人把被风刮松了的铁楔子换一个地方，另一个人抡起大铁锤把铁楔子狠狠地打进土里。在黑漆漆的夜里，同志们冒着狂风奋战了两个来小时，才把所有的帐篷绳都加固了一遍。帐篷稳固了，我们不必再担心被刮到孔雀河里去了。
天亮了，风依然那么疯狂，那么猛烈，直刮得飞沙走石，黄尘滚滚，天昏地暗，几步之外便看不清人，几米之外连帐篷也看不清了。顺风走，后仰着身子也被吹得踉踉跄跄，稍不留神就会被刮趴下；逆风走，就是弯着九十度的腰，也只能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好可怕的沙尘暴呀！
那场沙尘暴一直刮了两三天。那几天，出不了车，去不了工号和野外，人们只好躲在帐篷里避风；伙房没法生活做饭，大家只能用罐头充饥。
戈壁滩上的大型报告会
过了“五一”之后，一切试验准备工作就绪，全场处于待命阶段。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副总长在720主控站南边的一大片平坦的戈壁滩上召开全场大会，听广州军区某部防化连指导员黄祖示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黄祖示当时是全军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带领他的连队光荣地参加了这次核试验。数千名参试者云集在戈壁滩上听他作报告。
张爱萍亲自主持这次报告会。在报告之前，这位最高指挥官没有做慷慨激昂的讲话，却给大家讲了一个“猴儿盘儿”的故事：一只老猴带领着一群小猴过河后，便开始清点小猴，它总是不放心，清点了一遍又一遍，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有几个小猴被折腾死了。
我听后暗自好笑，我们的一些人本来已经将仪器调试好了，可总是不放心，还在不断地瞎折腾，犯了“猴儿盘儿”的同样错误。这位老将军在讲完故事之后，便请黄祖示做报告。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黄祖示起立，向全场敬礼，之后坐下，开始了他的报告。
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1965年5月14日早晨，万里晴空，阳光灿烂，微风徐徐。
无线遥测接收站旁边的参观场上，一面国旗高高飘扬；一排彩旗迎风招展；一只高挂的高音喇叭里，时而播送欢乐的歌曲，时而放松轻松愉快的音乐。每个参观者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付减弱倍数近万倍的防护墨镜，大家神采飞扬，谈笑风生。
“看！飞机来啦！” 有人高兴地叫了起来。
人们顿时安静下来，并不约而同地仰望天空，放眼搜索目标。只见在蔚蓝的天空中，中国第一架携带着原子弹的轰炸机在高高地飞翔，它的尾部拖着一条笔直的长长的云雾，恰似献给祖国蓝天的一条洁白的哈达。
飞机两次飞过靶心上空之后，第三次出现在西部上空。李源一、于福海机组驾驶着载有原子弹的轰—5飞机，勇敢地向靶心上空飞去。
“请戴好防护镜和耳塞！”播音员小石清脆地声音响起。
“脱钩！” 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告诉我。
“10、9、8……”我的血在沸腾，心在怦怦地跳。
“…… 3、2、1，”我屏住呼吸，不眨眼地看着靶心上方那片天空。
“起爆！”
突然，一道强烈的闪光划破万里长空，我的脸被烤了一下，热乎乎的。说时迟那时快，一轮非常非常明亮的人造太阳在天空中闪闪发光。
啊！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呀！
这银光闪闪的太阳，边飞也似地升，边飞也似地长，顷刻间便由银色变成红色，并很快黯淡下来，马上就要在我的眼中消失了。我急忙拔出耳塞，摘掉防护镜。红色的火球瞬间又变成了雪白的云团。这云团还是飞速地升，飞速地长，同时还翻江倒海般地激烈翻腾着，迅速地膨胀着。烟云升得越来越高，长得越来越大。不久，烟云的升速和长速逐渐减慢下来。数分钟之后，这烟云才像被征服了的一匹烈马，终于安定下来。与此同时，从地面上升起的一股粗大的黑沉沉的尘柱，也在滚滚地上升，拼命地追赶着烟云，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顶天立地的蘑菇云。
哦，多么魔幻般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呀！多么宏伟壮观的图景呀！
质 问
我还没欣赏够那美丽的蘑菇云，便一步三回头地跑进帐篷，打开接收机，等待着由速报点发射过来的信号。罗协理员、王副主任及其他几位同志，站在我身后观看。
预定时间已经过了，接受机还是响着沙沙的噪声，仪表指针还是在零点附近微微摆动。我心里有些着急。又过了一分多钟，还没听到那悦耳的电波，我心里紧张起来，身上和手心里冒汗了：出什么事了？难道是我把发射机的定时搞错了？不可能啊，有检查，有监督，有纪录啊！
“杨吉纯！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信号?！”罗协理员火了，声色俱厉地质问我。我无言以对。思忖片刻之后，我说：“罗协理员，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只有到现场去看一看，一切就都明白了。”罗协理员果断地决定：“好。你马上就走，请王副主任和你一同去！”
在爆后还不到半小时，我和王副主任便乘坐一辆五座吉普车朝靶心开去。没想到，这倒给我提供了一个先睹为快的机会，能最早地亲眼看看各种各样的效应物遭受核打击的情况。在离靶心较远的地区，各种效应物都安然无恙，各种效应动物依然活蹦乱跳；在离靶心较近的地区，大部分效应物都遭到毁灭性打击，汽车、飞机、机车、坦克等，都被掀翻在地。最有代表性的是路北的楼房和路南的土粮仓，近处的楼房被夷为平地，远处的也是残垣断壁；而近处的粮仓只遭到轻度破坏，远处的仍完好无损。
车到环形路时，我们没敢穿过靶心抄近路，而是经环形路从南边绕过去，因为两公里之内可能有一定的放射性沾染。当车靠近速报点时，小司机就大叫起来：“坏啦！天线杆倒啦！”只见那根12米高的天线杆倒在地上，有几条天线拉绳断了，有些固定拉绳的铁楔子也被拔了出来。我把发射机从埋在地下的箱子里提出来一看，定时钟工作正常，发射机还在嗡嗡地叫，似乎是在哭泣。
都是冲击波惹的祸！它不但摧毁了我们的天线，也摧毁了我们的速报美梦。
零也是数据
从感生放射性点发回了清脆悦耳的信号，γ射线剂量率约为几十豪伦每小时。这充分表明那里的确产生了感生放射性，同时这也有力证明这是一次核爆炸。
从3条测量线9个发射点均发回了悦耳的电波，但所有的结果都是零。零也是数据，而且是最理想的数据。这充分证明，空爆确实不会产生令人讨厌的放射性沾染区，是干净的。从此，我国的大气层核试验大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尤其是氢弹试验，全部采用空爆。
（此文为中国首次空爆试验成功40周年而作，原载2005年第10期《春雷》）
